《中國文化》第7期（1992年11月）

編　　後

　　如果闡釋學的循環(huán)闡釋(hermeneuiticcircle)理論我們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對研究主體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不斷回思、省察，應成為學術與文化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為此本期特闢“中國文化研究的檢討與展望”專欄，刊出三篇專論：一為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結合現(xiàn)代考古學的發(fā)掘成果，提出在本世紀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古史辨學派，一方面對傳統(tǒng)學術向現(xiàn)代學術轉(zhuǎn)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今天我們應該從“疑古”思潮籠罩的陰影下走出來，步入“釋古”的時代；二是余敦康先生的《回到軸心時期》，對金嶽霖、馮友蘭兩先生的哲學探討重新給以評估，認為他們所祈望的東西方文化走向融會的理想，在二十一世紀或可得以實現(xiàn)；三是黃嫣梨女士的文章，以新儒學為中心，對五十年代以來香港的中國文化研究，進行了系統(tǒng)的回顧與檢討。這個專欄擬固定下來，作為人文學科回思與反省的園地，討論內(nèi)容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歡迎各方學界朋友不吝惠賜佳構給我們，以期隨時從往旨的研究中找出問題與方向。

　　我們在第六期曾把“佛教與禪宗”作為重點欄目，集中刊出十位作者的研究成果；這期潘重規(guī)、葛兆光兩先生的文章，又為此一欄目增添了新內(nèi)容。葛文分上、下兩篇，上篇考辨中唐南宗禪的史實，確認馬祖道一及其門下所創(chuàng)建的“洪州宗”，在中唐以後逐漸取代荷澤宗而成為南宗禪的主流，下篇闡論從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從禪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慧能、神會以來南宗禪思想的變遷，作者稱這一轉(zhuǎn)變是禪思想史的大變局。這一專欄的另外兩篇文章，方立天先生闡述中國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王邦維先生討論相傳為鳩摩羅什所著的《通韻》一書的內(nèi)容和作者問題，也各有自己的創(chuàng)穫。

　　特別值得向讀者推薦的是王世襄先生的《秋蟲六憶》一文，這在今天已經(jīng)是不可冬得的妙品絕活了。傳世的《蟋蟀譜》有三十多種，王先生選輯其中的十七種編為《蟋蟀譜集成》一書，將付梓面世，這篇《秋蟲六憶》就是為該書寫的編選後記，敘及蛩癖蟲癡的種種軼聞趣事，並配以數(shù)十幅世不經(jīng)見的盆罐圖版，真可以使我輩史匠書癡一新耳目。書前六首自嘲詩也極富情趣，如第六首：“喜得蟲經(jīng)十七章，輯成自笑太荒唐；親朋問訊難開口，祇說編修古籍忙。”讀之令人捧腹。

　　其他專欄的文章亦文有可觀者，此處不一一敍及。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編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