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魅力
批評的魅力，在我們今日的“漢語學術─文化界”內，并不在于攻錯，而在于幫人“養望”。文人或學者借批評養望而大獲補益者，前有余秋雨，后有葛兆光。
余秋雨因為他的大散文出了大名。可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批評。這些批評，有的是給他挑“硬傷”的，再就是干脆說他的文章寫得不怎么樣的。對于這些批評，余先生先前一直很寬容，并不予以追究。他的這種君子風度，大概打動了很多人，以至于對他文章中的種種“硬傷”，人們都接受這樣一種說法，即作者的這些文字不是守著書架寫的，所以“硬傷”難免，而這也恰恰是任他的思想自由飛翔的前提。
余先生的寬容，當然還不僅是對待批評。據說先生訪臺時，曾與一位朋友在臺北沿街而行，卻不料被不知哪位同胞從樓上兜頭澆下一盆臟水，惹得陪他的那位臺島朋友大窘，生怕余先生就此小看了臺島的精神文明，執意要與肇事者理論清楚；而余先生則善解人意，及時用寬容之理開導，將那位臺島朋友的那點小心思化解于無形，也饒過了那位亂倒臟水的同胞。這則故事，余先生把它寫成文字，登在大陸的報紙上，以顯示其善解人意和器量之大。許多人都因此佩服余先生有雅量。
然而，不久之后，某報又登了余先生的一篇訪談。一記者問余先生對別人的批評如何看。余先生說，那些批評的水平不高，如果由他來作自我批評，那一定會高得多。筆者也曾給余先生挑過“硬傷”，讀過余先生寫的故事后心里本就有些犯嘀咕，疑心他講這故事是別有所指，不免覺得暗中已著了他的道兒。但轉過念來，又覺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余先生曲解了。直到讀了這篇訪談，才知道余先生盡管已養得人望，對人家的批評還是耿耿不能自已。他無非是要說，如果他要回應這些批評，那一定會使那些批評他的人無地自容。現在他是寬大為懷，饒過批評他的人，就好像饒過那位亂倒臟水的同胞。
從那以后，又過了好些日子，一個年輕的后生跑出來，要余先生懺悔，說他對文革中的問題沒有好好反省。我看了這個年輕人貼在網上的文章，覺得似曾見過，想來不過是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喜歡搞的那一套，那時候叫“向毛主席請罪”。對這種無知無識的小霸王行為，我是很厭惡的，所以對余先生多少有點同情。但沒有想到的是，余先生一掃往日的君子風度，竟然對這種根本不值得答理的東西動了怒，揚言自己沒有什么可以懺悔的。余先生可以不懺悔，這是個極普通的道理。他不就是個凡人嘛，只不過當時得到了個機會，除此之外跟別的人沒什么兩樣。他如果也必須懺悔，那個北大畢業的小霸王就更應該懺悔了。看他身上那種與身俱來的初期紅衛兵腔調，真不知他是從哪里轉世來的寶貝！問題是對待這種人，余先生居然就認真起來，一定是認為自己這回沾著點兒理了。看來他只有在面對批評自覺理虧時，才會硬充雅量，好為自己養些人望。
無獨有偶，繼余秋雨先生之后，葛兆光先生似乎也在對別人的批評采取同樣的態度。大約兩年前，葛先生出版了他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題為《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葛先生在他的這本思想史的后記中說，此書完稿時，他感覺到的是“一種仿佛要將丹田之氣都耗盡了似的疲憊”，并提及王國維、清華學堂及其“深厚的人文歷史傳統”。想來，這本書不僅凝聚著葛先生的心血和智慧，也是他的文化生命之寄托。可惜的是，葛先生的這部大作出版后，真正認真的評論文章只有一篇，而且是對它進行全面而嚴厲的批評的。這篇文章題為《“思想的無端驕傲”──學習＜中國思想史＞第一卷筆記》，作者陳克艱。此文先是在海外的一個中文刊物上發表，后為國內的幾家雜志轉載。文章一經刊出，立即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門卻是私下的話題，贊成的反對的都有。但是，就筆者看來，有陳克艱的文章在，要再評論葛先生的大作，無論說好說壞都已不容易。也正因為如此，人們的議論，一不小心就轉移到了其他方面。如愛戴葛先生的人認為，陳文太刻薄，而刻薄葛先生這樣畢竟是用功讀書的人，好像不太仗義。他們的意思是說，葛先生即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此話不妨姑妄聽之。另有一種議論認為，葛先生作為一個以學術立身立命的清華大學教授，他能否對陳克艱先生的嚴厲批評作出正面辯駁，甚至比他辯駁得有沒有理更重要。此話有理。說穿了，葛先生是學者不是文人、作家，他是不能像余秋雨那樣的。余先生寫文章，不過出于一時方便，再怎么錯也無傷大雅。但葛先生如果像了余秋雨，那就有失學者風范，不但對不起自己寫在后記中的那些話，更對不起自己所標榜的“學術”！何況他在后記中還專門列舉了諸多親朋對此書的貢獻。所以，就是為了朋友之誼和親親之義，他也決不能對陳文所說無動于衷的。
但是很可惜，葛先生并沒有這樣的意識。到目前為止，他并沒有對陳文作過任何答辯。他走的是余秋雨的路子。至于他是否也像余秋雨那樣自覺理虧，就不得而知了。不過，葛先生畢竟是搞學術和思想的，心思要比余先生縝密得多，決不至于像余先生那樣講個什么故事，或在報上放風唬人，以至于弄巧成拙。在某次座談上，也不知當時是個什么情況，葛先生既謙虛又不失居高臨下地提出了“學術界”應該怎樣對待那種“刻薄”而又“不無道理”的批評的問題。說來可笑，在提這樣的問題時，葛先生的態度還是那么“學術”而有“思想”，把自己不敢面對的問題，都順水推舟地派給了“學術界”。也許，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功夫，正可以讓我們見識葛先生之“學術”和“思想”的世故和老辣。葛生生遙居京師，出入于清華園，想來亦自有所沾溉？
筆者所要提醒葛先生的是，陳先生文章盡管“刻薄”，但他的每一次“刻薄”都是很講道理的；而他的道理講得那么機智和深刻，也的確使他的“刻薄”生色。葛先生久久不能對陳先生的批評作出應有的回應，究竟是因為不喜歡“刻薄”，還是因為確實被陳先生捉到了短處？這個問題恐怕須由葛先生自己來回答。總而言之，葛先生盡可以請他的那個“學術界”出來助陣，義正辭嚴地譴責陳克艱的“刻薄”（也許這也是“學術規范”的份內事？），卻沒有理由不理會陳先生的批評。當然，他的那個“學術界”，也可以代替他來完成這個任務。筆者還要請教葛先生，他所謂的“不無道理”究竟是個什么意思？是“也有點道理”，還是“也有道理”？如果是“也有點道理”，那葛先生的這部著作已近于“瑕不掩瑜”了，如果是“也有道理”，那至少也是“瑕瑜互見”的了。如此“微言大義”，真叫人佩服。不知葛先生是否認為，有了這個“不無道理”，自己就可以蓋棺定論，不再面對陳克艱先生的批評了？
葛先生的筆力之健，早已傳為佳話，至于他讀到陳先生的文章，距他參加的談，已有一二百日，卻不能正面回答陳先生提出的問題，反以如此縝密的心思作欺人之談，當然是不愿承認理虧。但它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對待批評的這種態度，實際上也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自己的這個“學術成果”，可能從來就沒有踏實過。當然，葛先生很忙，恐怕正在全力于嘗試新歡──《中國思想史》第二卷。
值得慶幸的是，葛先生對待批評的態度，終于結成了正果。六月九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報道了葛先生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獲得高額的“長江《讀書》獎”的消息。一項標榜為“學術”的獎項，終于給了被人始亂終棄的“學術成果”，還自稱代表“民間”，這竟是出于“學術界”對葛先生被陳克艱“刻薄”的某種惻隱之心！問題到此，當然已不僅僅是葛兆光先生如何對待批評的問題了。《讀書》諸賢的美意，也許正與我們新形成的“表揚與自我表揚”的“人文精神”有關。而大獎評委們愛屋及烏般的“人文關懷”，當然也賦予他們自覺抵制一種“刻薄”而“不無道理”的批評的覺悟。想來葛先生還真有個不小的“學術界”呢！學術固然為天下之公器，看來自亦不妨用為私廁，而私廁亦不妨用為公器！這公私打成一片，自來就是一種很實用的理性！于是，人們都看到，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讀書》成員獲獎的理由有了，而評委文章獲獎也自有辦法。
對于“長江《讀書》獎”的首屆評選，筆者自不敢否認評獎過程的大體公正，它請來的評委和評出的獎，也并不都值得讓人說三道四。然而，正是在此大體公正之下的某些人的那種不避嫌疑的勇氣，卻無論如何不能讓人釋懷。在這種預設好了的大體公正之下，個別獎的評選看上去卻更像是在“洗錢”。只可笑的是“洗錢”本是要把臟錢洗干凈，這里卻更像是把干凈的錢洗臟了。拿了這樣的錢，又怎么往兜里揣，又如何洗刷自己！
長江《讀書》獎的首次評選，就有地方讓人覺得像是在洗錢，對于它的今后，大家自不會有什么希望。而《讀書》諸賢所謂的“漢語學術－文化界”的“民間立場”的“價值”，更因此而讓人生疑。所以，當筆者讀完亞辰先生《“獎”的講究》一文時，內心充滿了悲哀。亞辰先生講的道理都對，文章也厚道，卻還要說自己“這么求全責備”，“實在是期望它（長江《讀書》獎）更加好”。一個根本就不好的東西，怎么就能期望它更加好！就是因為有那么幾個人在聲稱他們正“代表”著所謂的“民間立場”嗎？特洛伊木馬的故事想來誰都不會陌生，《讀書》諸賢在他們幫助葛兆光先生拒絕批評時，也已表明了他們自己對學術與批評的態度。也許陳克艱的批評正物傷其類，而讓葛兆光獲獎也很難說不是某些人為自己打的前站。
《讀書》腐敗了。“長江《讀書》獎”的評選，暴露了《讀書》的腐敗。而《讀書》諸賢也正許盤點著自己的“民間立場”，憧憬著來年的兌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