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見南子”三說

　　身為圣人的孔子和一位名聲不怎么好的婦人相見，無論如何都是件特異之事。所以朱熹告誡學生：“此是圣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朱子語類》卷三十三）意思圣人還有更多值得關注的言行，不要老糾纏于這件事。他在這樣告誡學生時，就已經表現出作為儒家宗師特有的焦慮：為什么人們總喜歡糾纏此事？

　　與西方比，中國古代文化素有“非性”特質，即視男女性愛為不詳之舉。如《荷馬史詩》把特洛伊戰爭想象成為爭奪美麗的海倫。而直到2007年，中國香港導演吳宇森在《赤壁》電影中才第一次將赤壁之戰想象成曹操爭奪“二喬”的戰爭。本來這一想象應該鼓勵，而在中國影評界卻是鋪天蓋地的攻擊和指責，認為吳宇森在用他的無知糊弄全體智慧的中國人：赤壁之戰明明是曹操為統一中國嘛，你怎么可以把作為民族英雄的曹操說的那么下作呢？2009年作為史詩巨獻的《孔子》上映后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夫子一生偉大事件有多少啊，非要讓夫子和南子調情嗎？中國古代歷史的主要使命是讓“亂臣賊子懼”，缺乏希臘、印度、巴比倫等民族共有的浪漫想象，所以中國只有冷靜的歷史，而缺乏西方意義上的史詩。東西方的民族史詩的共同特征即交織著英雄和美女的情愛故事——英雄阿喀琉斯拒絕出戰是因為主帥阿伽門農奪了他的女俘，而后來阿喀琉斯之死也與他愛上敵國的公主有關。這一特征在印度和巴比倫的古代史詩中也很突出，史詩中的民族的英雄總會遇到一個美麗的公主，成為王國共同的創建者。中國的主流文化不但缺少這樣的想象，而且把從民間搜集來的男女情歌也要解釋成所謂“后妃”之德——僅以理性框范人，不以想象激勵人。但是不管“非性”意識如何壓抑想象，人類天性中對于異性的好感、好奇，使其對男女交往、情愛故事有著天然的興趣。所以“子見南子”會被刻意記錄在《論語》中，而且被各種潛意識和顯意識玩味了兩千年。我們再一次的玩味，也從這里開始。

　　首先應該為衛夫人南子一辨，看一看她的所謂“不好”的名聲到底是怎么來的？《左傳》“定公十四年”記載，衛侯為其夫人南子召見宋國公子宋朝，在洮地相會。不久衛太子蒯聵從宋國路過時聽見兩句民歌：“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這兩句歌謠很難理解，而西晉杜預堅持認為，“婁豬”指南子，“艾豭”指宋朝，影射南子和宋朝有曖昧關系。于是太子以為有辱國格，一心要殺掉南子。《史記·衛康叔世家》并沒有明確透露南子的“淫行”問題。關于這次宮廷謀殺事件的前奏，太史公只是做了這樣的交代：“（衛靈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這讓我們不能不懷疑杜預的武斷，他把野人的歌謠當作南子不貞節的鐵證，這樣美麗的南子與中國歷史上許多美麗女子一樣成為“美而無行”的人。這一解釋與中國人對女子的思維定勢非常吻合，最容易被普遍相信。據《衛康叔世家》載，衛靈公本人即為賤妾所生，因為襄公的夫人無子，不得已而立為嗣。南子既稱“夫人”，自然不是賤妾了；既然太子欲殺她，那她自然就不是太子的母親了。靈公在位時間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那他的夫人肯定就不止一個了。南子大概是較年輕的一位，美貌是肯定的。至于南子是不是如杜預所斷定的那樣，亦不得而知。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從紂王和妲己開始，昏庸的君王身邊總有一個淫蕩的姬妾；而且貌美的女子經常會被想象成輕薄無行者。《尚書》中周公總是告誡世子、臣僚要潔身自好、遠離美麗的女子。而周王朝最終還是不幸亡于褒姒之手（《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但如果按《左傳》的記載，作為王后的南子婚前生活不檢點，有辱衛國尊嚴，太子冒險去殺她，那么說明太子絕對有一種非常強烈的道德使命感——為了匡正國家道德，為了衛國的風化，而不惜挑戰身為國王的父親，置自己于危險境地。這樣太子蒯聵的行為就成了儒家所張揚的“殺身取義”的高尚之舉了。而這一推測高估了這位太子。蒯聵逃亡晉國的第三年，即靈公四十二年春，衛靈公怨太子出奔，欲立較小的兒子子郢為太子，子郢拒絕。夏天，靈公去世，夫人南子命子郢為太子，說：“此靈公命也。”而子郢告訴她：“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于是只好立子輒為國君。此時爆發了著名的“陽虎之亂”，作為太子的同黨，陽虎欲迎接蒯聵回國，被衛人發兵阻止。由此大致可以推斷，南子在衛國并無惡行，而太子蒯聵的品格卻很值得懷疑。在蒯聵兒子做國君的情況下，衛人依然嚴厲阻止其回國。于此可見他有多么不得人心，相反衛人對這位南子卻似乎并不反感。這樣，誰好誰壞就不言而喻。

　　南子之“不好的名聲”實在來自我們民族對君王身邊美麗女子的集體想象。胡玫電影《孔子》將南子演繹為一個美麗而有智謀的人，是合理的。

　　再看孔子的“緋聞”又是如何形成的？據《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也就是衛太子蒯聵謀刺南子未成而逃亡的這一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做了魯國實際的宰相。一上臺就誅少正卯，經過三月的治理，使魯國商不欺市，路不拾遺，呈現出政通人和的繁榮景象。太史公還特別強調在孔子的治理下，“男女行者別于途”，即整個社會秩序中男女有別，互不侵擾，這也成為孔子政績之一。沒想到魯國的政通人和引起了的齊國的恐慌。齊國對魯國實施的離間策略是向魯君送來八十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三十匹文馬，整天在國都城門外翩翩起舞，此舉明擺著就是挑戰對女色高度戒懼的孔子。魯國大臣季桓子多次前往觀看，并慫恿國君微服前往，果然耽誤了政事。加之這年冬天又不給孔子分送祭品。這些事情讓孔子感到失望，于是決定離開魯國前往衛國。雖然衛靈公給孔子以在魯國一樣的俸祿，但后來因為衛國一些人的陷害，孔子在衛國呆了十個月就離開了。“子見南子”在定公十五年孔子第二次到衛國時，此時孔子五十七歲：“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一位年近花甲的男子與一位二三十歲的女子見面，政治與禮節性因素恐怕要多于其他任何因素，而門人子路的“不悅”似應從政治層面去理解較為合理。孔子入見南子行的是最高級別的跪拜禮“稽首”；南子“再拜”，也是一種很恭敬的禮節。“環珮玉聲璆然”在用聲音形象強調南子恭敬行禮的實在性。由太史公的描述可見，“子見南子”重點在于禮節，孔子拜之以禮，南子還之以禮，賓主之間是融洽而愉快的，并沒有出現預想中的尷尬。孔子對這次會面比較滿意，出來就對子路說：原以為最好不要見面，沒想到南子的答禮還是比較恭敬，看來見一面也沒喪失尊嚴啊！但子路還是“不悅”。南子處在衛國政治斗爭的交結點上，見與不見表達著一種政治姿態，而這對于初來乍到、立足未穩的孔子師徒來說，需要謹慎從事，子路多半為此而“不悅”的，與“好色”其實沒有多大關系。

　　然而后世的理解卻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淮南子·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桓寬《鹽鐵論》卷二“論儒”也認為“子見南子”是“憂百姓之禍欲安其危”而不得已之舉，兩種解釋都給這一行為賦予了濟世救民的崇高意義。而東漢王充《論衡》“問孔”對此事談論就包含了一個固執的成見，他武斷地揣測子路的意思：“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男女之“相見”與“淫亂”之間，何啻天壤？何敢貿然斷定孔子淫亂呢？在下面一條中，王充更自以為是地宣稱孔子的發誓不可能息事寧人，不可能讓子路相信，因為孔子在引不可能發生的禍端（天不可能殺人）而賭咒發誓，是一種虛情假意，自然難讓弟子相信。這是《論衡》中諸多可笑論辯之一。發誓之事，自然是自明心志，如何可以糾纏在字面意思所代表的事實上呢？《左傳》“鄭伯克段于鄢”一節鄭莊公說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表達的是對偏心母親的怨憤，潁考叔建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實則以字面義瓦解了莊公的本意，這樣的方式用于善意的游戲還可以，但正經說理時，卻要考慮誓言的引申義，不可以從字面義，王充恰恰犯了從字面義理解誓言的錯誤。但正是因為這位唯物主義哲學家的輕率和固執，“子見南子”一事從此進入男女情愛關系之曖昧想象，孔子從此深陷于他一生所深惡痛絕和竭力回避的男女情事之中。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王充的想象難道不正有人類他潛意識中的“好色”情結嗎？朱熹《論語集注》卷三的解釋也有此種情結在作怪，說“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所以不悅。一個以“非性”為主導意識的民族，最容易在男女問題上出現錯亂想象，不能不說王充和朱熹都陷入了一種錯亂，“子見南子”由此而有了一種不言而喻的曖昧色彩。

　　最后再看后人對“子見南子”加以何種現代性玩味？

　　首先是林語堂寫于1928年的獨幕劇《子見南子》。該劇中南子不但與孔子見面，最后還讓子路出場，與孔子體驗相同的新奇和尷尬——作者根本就沒有給子路“不悅”的機會。事實上整出戲就是為了塑造一個性情開朗、思想開放的新女性。開場孔子和蘧伯玉的交談顯露了南子夫人的一些情況，為她出場造勢。南子出場之后，機智風趣，高談闊論，讓智慧如孔子者也時時被“岔住”。她不但對六藝教化有獨到理解，而且對飲食男女、桑間之會侃侃而談，無所顧忌。最后還帶著訓練有素的歌女演唱《詩三百》中的情歌，把孔子和子路團團圍在中間，讓這對正經高尚的師徒頗感不安。當子路問夫子“可以留在衛國嗎”，孔子正深陷內心煎熬，他答非所問地說：“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相信南子。”民族傳統在西風歐雨沖擊下亂了方寸的窘境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2009年胡玫導演的《孔子》，“子見南子”與夾谷盟會、墮三都、子見老子、陳蔡之圍等歷史事件一樣被加以重點演繹，而且還特別強調了孔子與南子之間的“感情戲份”，由周迅飾演的南子在電影中有很多戲份，十分搶眼。其實這里已經沒有太多的文化意味需要解讀了，因為作為商品的電影需要吸引觀眾，就需要一些活潑而養眼的場景。電影首先是一種公共制品，應該符合共管制品的規則，我們不必以歷史或教化價值去要求電影。有人說這是對圣人的“大不敬”，因為一個民族歷史中的圣人是用來崇敬的，不是像小丑一樣被隨意涂抹的，沒聽說過西方讓耶穌、蘇格拉底、柏拉圖也成為現代“緋聞”的主角。這其實又觸及到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即我們該如何看待孔子？孔子到底應該是圣人還是一般人？北大教授張頤武在《一個人的閱讀史》中力辯將孔子作為“圣人”危害在于“成也圣人，敗也圣人”，即當我們把圣人看作民族文化神圣表征時，那他同時也需要為我們民族文化的種種問題承擔罪責，中國現代百年歷史中對孔子一會推揚，一會痛斥的態度，其實正因為我們的“圣人情結”，他以為應該以平常心對待這位魯國的教書先生，充其量把他看作我們民族的一個思想者，他面對著自己的時代難題展開思想，這樣我們就應該理解他的思想，而不是把它當作教條。五四時期，一方面“打到孔家店”，一方面也有折衷文人對孔子形象進行現代性重構，林語堂就是其中一位，他先后寫過《孔子的近情》、《孔子的幽默》、《孔子在雨中歌唱》。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以現代“人”的意識，將孔子作為“人”的一面展示出來。歷史地看，秦漢時期孔子被神圣化，現代以來孔子被“人”化，這是中國歷史中“人”的意識演進的必然。似乎現時中國更需要一個“人”而不是“圣人”，再過若干世紀，當我們民族實在需要“圣人”的時候，孔子還會再去做他的“圣人”。

　　于是又想到“史詩”。按照傳媒普遍說法，09年中國電影界有兩部史詩巨獻，一部是《花木蘭》，一部是《孔子》。“史詩”電影該如何拍？是板著面孔說教呢，還是像人類早期史詩將英雄氣象呈現在婉約柔情中？中國一直缺乏那種男女情愛夾雜其間的史詩，現代人能否用電影媒體為我們民族重構這樣的史詩？我們期待著“子見南子”在未來獲得進一步的書寫與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