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熱不可被貶抑
國學，古典中華文化，是精神財富。它與物質財富不同，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故老子名之為“無”。
“有生于無”：存在生于意識，社會、政治、人生模式是無，價值觀生產的。看：東方不同西方，遠東不同中東，底蘊與根源是文化。基督文化創造了西方世界，伊斯蘭教生產了中東王國，中華文化中的儒、法制作了高度極權的中華帝國。至于紅極一時的“社會主義陣容”則是馬列主義生產的。
既然存在是文化產生的，那么改革存在，實現體制轉型，變領導權至上為民權至上；變專制、奴役、壓迫、欺騙、掠奪為民主、自由、平等、誠信、互利雙贏，必先改革產生前者的文化，推行支撐后者的新文化。故每逢中國歷史大轉折時期，必有新文化運動。中國第一次歷史大轉折是春秋戰國。斯時新文化運動叫“百家爭鳴”。通過爭鳴、大辯論出現了墨學與道學新文化，它是人類最早的普世價值體系，深刻、系統、全面。因此春秋戰國是國學、中華文化的黃金時代。第二次歷史轉折起于鴉片戰爭，至今百余年，尚在艱難轉折中。作為第二次轉折的向導新文化運動，前奏是改良主義宣傳，上世紀初才形成聲勢不小的新文化運動。
無論春秋戰國或上世紀的新文化運動，都有兩個內容：一是清理傳統文化，當時叫“整理國政”，現今叫“國學熱”；二是尋覓或創造新文化取代傳統舊文化，以此引導社會民主轉型。
我強調：兩次歷史轉折時隔近三千年，主題分毫未變，仍是棄專制行民主；棄王道，行天道。這主題在學術上表現為道家天道與儒家王道爭鳴，唇槍舌劍，你死我活。這主題在現代，表現為“民主自由主義者”“打倒孔家店”。
因為歷史課題未變，所以兩次新文化運動任務相同。不同的是春秋戰國的賢哲整理國故，研究國學，不僅“非儒”，“打倒孔家店”，而且創造了墨、道新文化。上世紀政治形勢發展太快，受戰亂干擾，新文化運動一度終止。所以并未打倒孔家店，也未形成深刻，成體系的新文化。胡適等人整理國故，從中尋覓不到自由、民主，于是目光向外，搞“拿來主義”，聘請西方文化的德先生，賽先生。稍后不請自來，十月革命的炮聲送來了馬先生。德先生、馬先生來華，中國成為西方對立主義的試驗場。孫中山試驗民主主義，“革命尚未成功”；毛澤東試驗馬列主義，人亡政息。他尸骨未寒，鄧小平便以“改革開放”取代了“革命路線”。上述叫反復，叫折騰。折騰的代價可怕，數千萬人死于“階級斗爭”，還有數千萬死于“自然災害”。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失在何處？整理國故不到位。國學研究只盯著儒、法，不知還有墨、道。儒、法沒有自由、民主，便匆忙結論：傳統中華文化沒有值得繼承和搶救的東西。于是搞拿來主義，文化引進。
文化引進不像資金技術引進簡單。桔生南方為桔，生于北方為枳，西夷文化移植于中華帝國的政治土壤與氣候，馬列主義蛻變成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又形成了“極左路線。”所以文化改革如人體器官更換，最好使用本體的或近親的。今日中國要改革、轉型，必先有文化改革與轉型，而文化的改革與轉型，切勿重蹈拿來主義覆輒。現在有人主張“扎扎實實的當西方文化的好學生”。愚以為不僅要當他人的好學生，更要當墨子、老子的好學生，啟用本土文化，從傳統中華文化的另類、異端尋求新思想、新啟示、新出路。這是國學的歷史責任，時代使命。因此國學要繼續熱下去。
國學研究能承擔如此重任嗎？它能從民族文化里開發出自由、民主、人權嗎？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華文化的另類不僅有普世價值，而且系統、深刻。比較而言，它不僅遙遙領先并且出類拔萃。它就是使儒家孟子“吾為此懼”的的楊朱，墨翟之道，是漢武帝罷黜的百家。它早已成了絕學，故至今無人透徹了解它的真義。然而在戰國學術自由時代，它以爭鳴、辯論擊敗了儒學，“使孔子之道不著”，自己“言盈天下”。“言盈天下”的勝利，證明它是真理，深得民心，比儒術優越。然而楊朱、墨翟何人？其道何道？這是因官府百般封殺而成的千年不解之迷。
本人考證，楊朱即老子，他是墨子的學術繼承人。楊朱——羊豬，墨翟——黑皮膚夷狄，顯然是孟子對“禽獸也”的罵名，真名已經不可考。可考證的是：他們都是楚國人，故他們學說被孟子稱“夷”道。
“吾聞用夏變夷者也，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只許用華夏文化改變蠻夷，不準用夷文化改造中華帝國。孟子與“自楚之滕”的許行門徒辯論，理屈詞窮，氣急敗壞的話，反映古今華人的封閉心理。這種自大，自是偏執心理，上世紀表現為“反帝反修”，“把紅旗插遍全世界”。
楊朱、墨翟都是平民，代表平民創立了平民文化。其人其道的平民性質顯而易見。看其外貌，墨子“衣短褐”，老子自云：“圣人披褐而懷玉”（指珍貴思想），自楚之滕，“非先王之道”的許行及其徒數十人，也皆衣褐。褐是平民之服。衣褐與孔丘的“紫衣羔裘”身上“無所不佩”鮮明對照。外貌不同，雙方的思想更是針鋒相對。孔子孟子滿口君子小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通義也”。墨子老子絕不使用“小人”，視小人為民，處處為民說話。墨子曰：“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老子把民之三患歸于當權派：“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于是墨學，道學鋒芒，針對中國的“上”。墨子揭露王公大人犯有“七患”之罪，要求他們“辭過”、“節用”、“節葬”，以免“暴奪民衣食之財”。哲學上，墨子反對儒家的“別愛”、鼓吹“兼愛”：愛王公貴族，兼愛平民百姓。“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上天并不別愛王公大人，上帝面前貴賤平等。墨子痛斥諸候爭霸，提出“非攻”；墨子痛斥強凌弱，眾暴寡。詐謀愚，富侮貧，要求建立和平、誠信、兼愛互利，“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的新社會。
墨學的非攻、兼愛、平等、誠信、互助，就是現代所謂的普世價值體系。墨子把這一套體系名為“天志”，上天的意志。
老子繼承墨學，把天志學說升華為“天道”。 天道是上帝的價值、行為規范。它有三大內涵，老子稱之為“三寶”。
“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道德經》
慈源于兼愛，儉源于墨子的節用，不敢為百姓先，即墨子的“人無長幼貴賤”人人平等。
老子認為愛民不是“為人民謀幸福”，“送溫暖”，是給百姓自由。因為有了自由，人民可以自謀幸福。所以老子高呼：”以百姓為芻狗”——給百姓自由。
自由的天敵是專制，是皇帝，特別是大有為之君，于是老子提出：“圣人無為”——皇帝莫管事。
“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自化自正自富自樸，概括了現代人權思想。當今各國的人權文獻，千言萬語，不外四自。墨、老也是無與倫比的哲學家，邏輯學家。他們率先探討了精神與物質的關系。與現代人類重物質輕精神的普遍的心理相反，他們重精神輕物質，以前者為本，后者為末。墨子著《貴義》，教導人類以天理正義為貴，以物質財富、權力為賤。他把天理正義、道德良心、公平公正，以及體現公平正義的法律、行政視為“天下之良寶也”。只有這個良寶才能天下治、萬民和、萬世太平。
老子把貴義表述為“尊道貴德”，告誡世人要把尊道貴德培成“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心理。老子反復開導人類抑欲，“少和寡欲”。“罪莫大于可欲”。“欲多則惑”：過多的物質與權力欲求理智必然迷惑，此即西哲的“絕對權力必然絕對腐敗。”
西漢道家借“孔子曰”宣揚老子、墨子。“德者本也；財者未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也……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
貴義或貴物，是立在人類前途的兩塊指路碑。走貴物之道，必然，大國攻小國也……強凌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富侮貧……“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若禽獸然”是夸大其詞嗎？你睜眼看一看，想一想，便了解古代賢哲先見之明。
貴物在上世紀表現為“以糧為鋼”、“以鋼為綱”和“大躍進”，結局如何？現在它表現為“以經濟為中心”，以GDP為目的，結局又如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顯著的是物質財富爆炸，不顯著是人心動搖，精神層面四分五裂。于是不得不高喊，“穩定壓倒一切”。
國學，墨、道美不勝收，是取之不盡的精神寶庫，可用來指導中國轉型，其儉價值還可拯救迷戀高消費的人類。這寶庫只有國學研究才能打開，豈可貶抑國學，叫停國學熱。
一篇發表在《南方周末》的《孔子的價值與國學熱》，說國學研究是“走死胡同”。主張學西學，“扎扎實實地當好學生”。他質問：“今天倡導國學，我們新酒在哪里？它有什么樣的芬芳？”本文對另類國學的略述，處處是國學舊瓶里的新酒，滴滴芬芳。
當前國學熱確有偏向，偏向孔子和儒學。我同意“到孔子的學說中尋找……注定是徒勞無功的”，但是到另類國學中，到被封殺的百家去尋找，可以找到今人今世急需的精神資源。
注：芻狗在自然里自由自在，老子以芻狗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