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獨立思考的日本漢學家中島敏夫
——海外漢學家見知錄之十九

　　中島敏夫（1931—）日本二戰以后漢學家，主要從事唐代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島敏夫在戰爭中渡過青少年時代，戰爭晚期的原子彈爆炸，在他身上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沖擊傷痕。上一世紀的50年代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曾師從著名的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長澤規矩也、加藤常賢、藤堂明保、赤冢忠、前野直彬等。后為愛知大學教授，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重點研究中國的唐代文學。在80年代末，和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等一起，被我國李白研究學會聘為名譽委員，九十年代初期，曾到北京語言大學等中國的大學研究進修。

　　中島在日本漢學界，以善于思考、見解獨立和敢于挑戰傳統而知名。其主要漢學著述有：研究整理的中國典籍《古詩類苑》3卷、《唐詩類苑》共7卷、《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著有《盛唐》、《中國名詩鑒賞》；以及論文《陳子昂薊丘覽古黃金臺等地理考》、《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等。

一、漢學成就

　　中島敏夫的漢學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唐代文學研究，三是對先秦文獻研究。

　　1、中國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收集整理，影印出版了張之象的《古詩類苑》、《唐詩類苑》。張之象（1507—1587），明代著名的藏書家和出版商。松江人。字月鹿、一字玄超，別號王屋先生。在明代嘉靖間所刻自注的《鹽鐵論》十二卷，當時頗為學界所知。張之象在二十年間，搜羅了當時所見、從帝王到無名氏1470人的詩作28067首（總數為28245首，其中重復178首）編輯成《詩紀類林》。其中漢魏至六朝為一集，初唐至晚唐為一集。死后才分別以《古詩類苑》、《唐詩類苑》之名出版。《唐詩類苑》的編撰在學術史上有兩個意義。其一，此書和馮惟訥的《詩紀》、黃德水等編的《唐詩紀》等總集一起，反映了明代中期收集整理唐代詩歌的動向，成為唐詩總集的濫觴。《唐詩類苑》以后，出現明·胡震亨撰《唐音統簽》一千二十九卷，清季振宜撰《唐詩》七百七十卷，康熙敕撰的《全唐詩》九百卷。其二，《全唐詩》等書都是按照詩人姓名排列，而《唐詩類苑》則按照詩的主題加以分類。按“天、歲時、地、山、水、京都、州郡、邊塞、帝王、帝戚、職官、治政、禮、樂、文、武、人、儒、釋、道、居處、寺觀、祠廟、產業、器用、服食、玉帛、巧藝、方術、花、草、果、木、鳥、獸、鱗介、蟲、祥異、雜”之順序，分為39類。按照主題加以分類的唐詩集在《唐詩類苑》以前也有，如唐·顧陶的《唐詩類選》二十卷、宋·張孟奎的《分門纂類唐歌詩》一百卷。然而《唐詩類選》今已佚失，只有序文保存在《文苑英華》里;《分門纂類唐歌詩》現只殘存十一卷。《唐詩類苑》以后曾出版過不少按照主題加以分類的唐詩集，據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明代至清末共有二十四種，但這些都不是全集而是選集，讀者只能通過選編者的眼光窺探唐詩主題的情況。因此可以說，《唐詩類苑》是唯一的按主題分類的現存最早的唐詩全集。因此在唐詩史和學術史上有較高的價值。由于此書今存較少，在日本僅東京內閣文庫、國會圖書館等少數圖書館有收藏。中島敏夫經過多方努力，以內閣文庫所藏為底本，以國會圖書館所藏補缺，從1990年到1995年，陸續整理了明萬歷年間刊刻的《唐詩類苑》二百卷，由日本東京汲古書院的影印刊行。共七冊（其中第七冊是中島敏夫所編的《唐詩類苑》索引和研究論文。其索引包括詩人姓名索引、詩人別詩題表、“部”（大分類）及“類”（小分類）一覽表、“部”及“類”詞目索引等等。關于《唐詩類苑》中詩的作者，也與《全唐詩》一一對勘，附載于索引卷末。其中校勘記640條，涉及801首，其大部分應是《類苑》之誤。表明中島敏夫在校讎學上的嚴謹。另外，他整理校勘的《古詩類苑》共3卷，亦由汲古書院出版。

　　《古詩類苑》尤其是《唐詩類苑》的出版，引起了日本學術界的關注。中島敏夫整理校勘的這兩部中國古籍，亦于2006年由我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完成了《古詩類苑》、《唐詩類苑》的影印出版以后，他重點轉移到了中國先秦時代的文獻整理。在數年間，收集了73種古籍中的有關資料，再加上近年出土的考古文物資料，匯編成了《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

　　2、唐代文學研究

　　中島敏夫的唐代文學研究代表性的論著是《<唐詩類苑>研究-一從<唐詩類苑>看唐詩主題的展開》。它作為《唐詩類苑》的第七分冊主體部分與《唐詩類苑》一道由日本東京汲古書院在1995年出版。

　　這是一部富有獨創性的論著，分為序章、第一部和第二部。在序章里，中島闡述了他對中國詩歌研究的總體認識。他認為：研究詩歌必須首先從詩歌主題，而詩歌主題的確立，不僅取決于詩人本身，而且也取決于他們所屬的文化大背景。中國文化“歷來跟西方的希臘、羅馬至基督教的文明不同，扮演著東方漢字文化圈的主角”，而成為世界歷史上兩種影響力最大的文化之一。研究唐詩的主題，有助于研究中國文化這個大課題，表明了中島研究唐詩的寬闊視野和終極目的。另外，他認為，研究唐詩的主題不能只憑印象，而應當將它客觀化；不能只考查局部，而必須考查整體。這樣的研究結果，才會是準確的、全面的。

《〈唐詩類苑〉研究》第一部是統計資料，主要由以下9種統計構成:各詩人現存詩作數（《全唐詩》及各種補編中重復收錄者除外）；《唐詩類苑》中各詩人的詩作總數；各詩人現存詩數和各詩人的詩作總數比較對照；《唐詩類苑》中各“部”（大分類）及“類”（小分類）的詩歌數；《古詩類苑》各“部”的詩數；唐詩中四十六位主要詩人的各“部”詩數及其分析表；日本《萬葉集》及所有的舊撰和歌集（21種，約3萬3千余首）的各分類歌詩數；白居易、杜甫、李白全部在“人”部各“類”的詩數以及分析表；《唐詩類苑》各“部”中的“類”詩數位居前列者及其詩數。

　　第二部是統計分析。分析從以6個方面著手進行，作成了許多統計表、直線圖表、圓形比例表等等。其中包括：整體傾向；個人詩數中，哪個部詩數位居前列、哪個部位居后列，各詩人的傾向；與《古詩類苑》、日本和歌集的比較；白居易、杜一甫、李白、王建4位詩人每人的傾向；人部、天部、動物詩·植物詩的傾向；各“部”、“類”詩數的分析。很明顯：中島敏夫在研究中將傳統考據學的嚴謹精細與現代科技的電腦處理和比較文學結合起來，給我們很多的啟迪。

　　中島在唐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成果，還表現在他主持翻譯注釋的《唐詩選》上。《唐詩選》是明代李攀龍序編，在日本廣為流傳的唐詩選本，此書的日譯本是作為藤堂明保監修、竹田晃、戶川芳郎、佐藤保等負責編集的《中國的古典》叢書的一種，由學習研究社于1982—1986年出版。《唐詩選》分上、中、下三冊。其中中冊的后半部分，由齋藤茂擔任；下冊的后半部分，由佐藤保負責。中島在翻譯、注釋《唐詩選》的過程中，收羅了相當多的有關資料，納入了近年新的研究成果，對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比如，對人所眾知的李白《靜夜思》一詩，中國的唐詩選比如流傳最廣的《唐詩三百首》等中都作“床前明月光”，但他認為，從此詩流傳的版本上看，李白的別集、宋洪邁的《唐人萬首絕句》等早期的刊本和《全唐詩》都作“床前看月光”，所以當以此為是（見《唐詩選》下冊）。又如對盧綸《和張仆射塞下曲》的“張仆射”是什么人，他認為是張廷貴，和中國有些學者認為的“張封建”不同見（見《唐詩選》下冊）。他在的注釋中，還羅列了許多有關的資料，比如在一些詩下，附上了有關繪畫、書法、照片或出土文物，吸收了當代中國學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唐詩鑒賞辭典》，這對于學者的閱讀欣賞、研究參考，甚為方便。此書在日本流傳頗廣，受到相當的歡迎。

　　此外，他有關唐代詩歌的論文，如《關于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他對現存李白作品中有關色彩的用詞進行了具體的分類統計，并和唐代主要詩人的情況進行了對比。指出，在唐代代表性詩人的作品中，色彩字在總字數中所占的比例，李白最高，約為3．03%。平均每首詩歌中使用有色彩的字的頻率，李白僅次于頻率最高的李賀，居第二位。李賀243首作品中，色彩字的頻率為“250”，而李白1049首作品中的頻率為“224”。比他統計的18位代表性詩人中用字頻率最低的孟浩然263首作品的“63”高出許多上。此外，李白詩歌中，所用色彩字，以“白”字最多，共使用了463次。其次為“金”字，333次。最少的，即只使用過l次的有“紺”“黟”等。他還把李白和杜甫等詩人用的色彩字進行了對比，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了李白詩歌的特色。這無論在研究的方法還是結論上，都顯現了獨特的風格，在中國學術界受到學者好評。

　　3、先秦文獻研究

　　如果說在中島敏夫在五十多年教學研究生涯中，大多的時間都奉獻給在唐代文學領域的話，那么，到了中晚年，他走出了唐代文學的園地，走進了更為廣闊的中國古典文獻原上跋涉探索。他主要做了這樣一些工作：

　　第一、在匯編《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基礎上，連續撰寫了《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上、中、下數篇，詳細地介紹、論說了中日兩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有關爭論。對于如何認識中國上古時代的三皇五帝、特別是有關“大禹”的記載，是中國古代史上最有爭論的問題之一。“大禹”的存在與否以及如何看待歷史上有關的記載，早在上一世紀的前期，就有爭論。可以說，這一爭論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走向。中島關注到近年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介紹了在200O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初步研究成果。指出：該項研究，從文獻和考古發現兩個方面考察，最后認定：夏代的開始在公元前2071年相當于根據碳14測定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的時期內。夏和商的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當于二里頭文化的一期。而商和周的分期在前1046年。也就是周武王伐紂的年代（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第15期，2003年3月）。

　　與此同時，他又介紹了日本學者從箭內互、白鳥庫吉、藤堂明保到現在的小南一郎等，從神話學的角度對大禹記載的解說。也就是說，中國學者認為是歷史真實的“大禹”，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傳說中的神。與此觀點基本相通的，是以顧頡剛為首的中國史學界“疑古派”的看法。中島對他們的見解也作了詳細的介紹。他認為：“這樣兩極對立的認識，對進一步深入這一問題的研究，很有參考價值”。

　　第二、在歷史研究法上，他對顧頡剛等人古史辨學派的學術觀點進行深入的探討。

　　顧頡剛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是歷史學研究中“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他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層層累積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概括起來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后，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第二，“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他并將史學上的創見運用到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來，為之貫注新血液，探討新方法，同樣取得了極大成就，成為民俗學的開創者。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謠學、民俗學諸方面的研究，贏得了很高的榮譽。私淑弟子黃現璠曾說“解放前，日本學者，特別是名牌大學如東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國學者，惟對于顧頡剛先生和陳垣先生，則推崇備至。”但中島敏夫卻有一種挑戰傳統和權威的勇氣，在《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上、中、下）等論文中，他在其所收集的資料匯編《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基礎上，不但對“古史辨學派”學派的“大禹天神論”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更進一步地提出對顧頡剛等人“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應當以如下的驗證：“首先，他們的論說，是用了怎樣的資料，沒有用哪些資料？資料具有怎樣的可信賴性？”；“其次，那些作為資料被使用的文獻中的諸篇，在時代上，是什么時期的，是些怎樣的資料？”“再次，是對資料中詞語的解釋。有怎樣程度的妥當性？”“建立在那樣解釋上的邏輯、理論是怎樣展開的？”進而，有必要對他們的基本觀點和所采取的方法進行整體性的檢討（《中國21》第17期，2003年11月）。他認為，只有在這樣驗證的基礎上，才能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而他也在自己的論文中，對上古史的各種文獻如《尚書》、《左傳》、《史記》乃至近年的出土文物，從這樣的角度進行了探討。

　　上述主張和方法，不僅對于“疑古派”的論說，對于思考驗證其他的史學或文學史論說，對于我們的文史研究，也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見解。

　　4、對“偽古文尚書”進行專門的研究和探討

　　在中國古代史、中國經學史的研究中，東晉時代梅賾獻上的、據說是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的真偽，一直是有爭論的大問題。唐代孔穎達為孔安國的《傳》作《正義》，收入唐代的《五經正義》。到了宋代，吳棫疑此《古文尚書》為偽，朱熹有論說，元代吳澄等繼之。明代梅鷟撰《尚書考異》，提出了在這《古文尚書》的《禹貢》篇中，孔安國注“湹水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用地名都在孔安國后才有。到了清初，閻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又近一步對此詳細加以論證。以后，視此為《古文尚書》偽作的鐵證。二三百年來，此說幾為學界定論。

　　中島敏夫則對此定論提出了疑問。他在《論〈尚書禹貢〉“積石山”〈孔傳〉“金城”有沒有“偽之鐵證”》中對所謂“《古文尚書》之爭”提出的新見解。他認為，關于《孔傳》，閻若璩所說，因為孔安國提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所以《孔傳》是偽作的看法，涉及到這樣一些問題：第一，這里所說的“金城”，到底如何理解？是縣、是郡？還是一般的地名？最早見于什么文獻？如果這是縣或郡，它究竟是在何時設置的？到底在什么位置？第二，“積石山”到底在何處？具體如何理解？第三孔安國死于什么時候？他有無可能知道漢代設置“金城”這一地名？

　　中島根據《史記大宛傳》、《史記始皇本紀》、《漢書地理志》、《漢書昭帝紀》等的記載，參考《管子》、《水經注》、《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資治通鑒》包括胡三省注、《讀史方輿紀要》等史料，加以分析對照，認為，閻若璩所主張的“金城”這一地名，在昭帝六年設置“郡”時為最早這一看法，難以成立。“金城最初的命名，并非在郡的建置之時的可能性很大。”“金城作為縣名，或城名，在設置郡之前就有的可能性很大。”“金城郡在秦的隴西郡之地，其地在漢昭帝始元六年置郡。”“金城郡的郡治所在地在允吾縣，不在金城縣，顯示了縣的建置可能先于郡。”“金城縣在現甘肅省蘭州市市政府所在地西北約20公里處。”關于“積石山”，中島根據現代的研究和古典文獻的記載，認為，歷史上存在著大、小積石山，必須加以區別。大積石山，是黃河源頭的大山脈，即“阿尼瑪卿山”。位置在青海省東南部基本是東西、稍微傾向西北—東南向。稿本21頁小“積石山”在甘肅臨夏縣西北，一名唐述山。但是，在漢代，人們對于這樣的大、小積石山，尚未能明確地區分，所以記載上有曖昧性。清代的閻若璩也未能具體區別大小“積石山”，所以，他認為孔安國《尚書注》中所記載的“積石山”方位不對的看法，是錯誤的

　　關于孔安國的卒年，閻若璩根據有關記載，推算孔安國的卒年，“當于元鼎末、元封初公元前110前后，方年不滿四十”。所以，不可能知道在約三十年后的宣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設置的“金城郡”。中島根據《漢書劉歆傳》等文獻，參照近年有關的研究成果如肖黎《司馬遷評傳等加以推算，認為：“孔安國至少在天漢年間乃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0~公元前91年肯定生存著。”這樣，他就完全有可能知道“金城”這一地名。因而，閻若璩以孔安國不可能知道金城這一地名，“積石山”的方位不對，來作為斷定《古文尚書》為偽作的根據也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無疑將是中國文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大成果。當然，《古文尚書》，還設涉及到其他的各種問題，比如有關《堯典》中“四仲中星”的記載，具體反映了什么時期的天文星象。這也是近百年來爭論甚大的問題。中島在回顧前人論爭，比如日本的新城新藏、橋本增吉、飯島忠夫、能田忠亮以及我國學者竺可楨、陳遵女為、陳美東等人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都還可以繼續探討。

二、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

　　中島在日本漢學界，以善于思考、見解獨立和敢于挑戰傳統而知名。他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也有許多值得稱許和借鑒之處。

　　1、他的研究，表現出一種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和批判精神。他不相信所謂的定論，對形成定論的邏輯推理、思維模式，迸行了反思。如上述的《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上、中、下）等論文中，他在其所收集的資料匯編《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基礎上，不但對“古史辨學派”學派的“大禹天神論”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更進一步地提出對顧頡剛等人“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應當從所引用的資料、資料的時代以及他們的基本觀點和所采取的方法進行整體性的檢討。

　　對于《古文尚書》的真偽，自宋代吳棫疑此《古文尚書》為偽以后，經朱熹、梅鷟到清代的閻若璩，二、三百年來，此說幾為學界定論。中島敏夫在《論〈尚書禹貢〉“積石山”〈孔傳〉“金城”有沒有“偽之鐵證”》中則對此定論提出了疑問。對近年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夏和商的分界，他也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這些雖只是一家之說，但這種建立在資料的大量搜集和嚴肅細致考證基礎上的，向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和批判精神，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

　　另外，他從維護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出發，對于中國學界目前的急功近利現象，對中國唐詩研究界一些疏漏，對胡亂出版的《唐詩分類大辭典》等皆提出的尖銳批判，表現出一位正直的嚴肅的學者對此的零容忍。

　　2、中島敏夫在研究中將傳統考據學的嚴謹精細與現代科技的電腦處理和比較文學結合起來，給我們很多的啟迪。他的研究能與時俱進，融入高科技手段。如在《唐詩類苑研究》這部專著中，他及時地采用了新的電腦技術，對全書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統計分析，反映出傳統的研究方法和現代技術的交融，這對于文史研究者，當不無啟發。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一是應用統計的方法，將資料加以量化處理，從數字中得出結論；二是廣泛地進行比較；三是編制各類索引，便于電腦檢索。

　　例如，他通過電腦檢索和數據分析，指出：就《唐詩類苑》整部書而言，“人”部收詩最多，而在“人”部里又以“贈詩這個類別最多。就收詩最多的白居易、杜甫、李白三人而言，也是以“人”部最多，但在“人”部之下最多的卻是“詠懷”類（懷思、感遇、述懷等類），“贈詩”只占第二位。關于各詩人詩歌主題的近似性，經全面分析發現，李白與孟郊、白居易與元稹的近似性最大。以植物為主題的詩，比例最高的詩人是李商隱。以動物為主題的詩，比例最高的詩人是李賀。在植物的小項目下，詩數最多的是“柳”。在鮮花中詩數最多的是“蓮花”，其次是“牡丹”、“菊花”。在“天”部里，詩數最多的小項目是“雨”，其次是“雪”，再次是“月”。“月”下收詩170首，而‘舊”下僅收詩31首。在“夜”下收詩263首，而在“曉”下收詩僅63首。在節日的小項目下，詩數最多的是“九月九日”，比“三月三日”、“七夕”、“正月十五”都多。這些數據分析比較，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唐代的社會時尚、價值取向，分析唐代詩人不同性格愛好所造成的不同詩材取向，都創造了很好的研究基礎。上面曾提到的他有關唐代詩歌的論文，如《關于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他對現存李白作品中有關色彩的用詞進行了具體的分類統計，并和唐代主要詩人的情況進行了對比。

　　3、比較研究的方法

　　中島敏夫除擅長日本學者共同的考據學專長外，在研究中還多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首先是中日之間的比較。如在《唐詩類苑研究》中，中島在對唐代各詩人的詩歌主題進行統計后，并將此和日本平安時代的33675首“和歌”的主題統計進行了比較研究。作者的結論是：日本和歌的主題，最多的是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占36.8％；其次是“戀歌”，占36.6％。而《唐詩類苑》中，最多的是“人事”占35．1％。“歲事”部中的“四季”只占全部的3．3%；沒有“戀愛”這樣的主題，“人”部中，只有“美人”“閨情”“幽怨”類的詩。中島教授由此得出結論:中國文明及其文學的特點是“人文主義”，這與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1974巖波書店）所得出的結論相同。至于四季詩歌數量的次序，《唐詩類苑》是春、秋、夏、冬，其中更多寫春；而《二十一代救撰和歌集》是秋、春、冬、夏，更多寫秋。這也反映出，盡管平安時代詩歌深受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這兩個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詩人有著不同的生命意識和時代感受。以此反映了中國唐代詩歌和日本平安時代詩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時代風格乃至中日兩國詩歌特點的差異，這些結論對我們皆有啟發。

　　另外，《唐詩類苑》沒有設置“戀”這樣的項目，只是“美人”、“閨情”、“幽怨”等小項目下才找到以戀為主題的詩，而且數量很少。而在《二十一代集》里以“戀”為主題的詩數（8547首、25.4%）僅次于“四季”。因此，中島教授認為:如果說“人”部詩代表中國文學，那么代表日本文學的應該是四季詩和戀詩。和歌的重要主題是男女之間的戀情，而唐詩的重要主題則是士人之間的友情。從這一點不難看出中日兩種文化大框架的差異之表現。我們或許可以說:中國文化（唐代文化）是已高度地文明化了，而日本文化（從十世紀到十五世紀）很濃厚地留存了社會原初階段的自然性。

　　其次是同類比較，如將《唐詩類苑》與《古詩類苑》加以比較，其結果是：“人”部和“歲時”部詩數之多，是兩者共同的。《唐詩類苑》中“居處”、“職官”、“寺觀”等部的詩數在全書中所占比例高出《古詩類苑》。而《唐詩類苑》在“道”和“祥異”下的詩數的比例則低于《古詩類苑》。通過這個比較支持了文學史上這個結論：從六朝到唐代，人們關心的對象有由神怪轉移到人間的傾向。

　　4、他的研究，兼顧文獻史實考證和文學性的探索，在日本的唐代文學研究界，有著獨到的風格。如上面引證的《關于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從對疑古派“大禹天神論”的驗證再出發》（上、中、下）、《論〈尚書禹貢〉“積石山”〈孔傳〉“金城”有沒有“偽之鐵證”》等皆有此特點。

　

三、主要著述

　　著作：

　　1、《盛唐》明治書院，1978，內田泉之助監修《中國名詩鑒賞》，1998再版，

　　2、《古詩類苑》《唐詩類苑》日本東京汲古書院的影印刊行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中國神話人物資料集——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資料集成》汲古書院，2000年。：4、《唐詩選》（翻譯、注釋），日本學習研究社，1982。

　　論文：

　　1、《陳子昂薊丘覽古黃金臺等地理考》《愛知大學文學論叢》，1982、

　　2、《對歷史和神話的審視》載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

　　3、《關于李白詩歌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愛知大學文學會《文學論叢》第87、89輯，1988年，

　　4、《夏商周斷代工程》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第15期，2003年3月。

　　5、《論〈尚書禹貢〉“積石山”〈孔傳〉“金城”有沒有“偽之鐵證”》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主辦的《中國21》

　　紀念文集：

　　《中島敏夫漢學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中島敏夫漢學研究五十年志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