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六十年來敦煌學研究歷程及其特征

一

　　六十年來的臺灣的敦煌學研究基本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為起步、發軔期，七、八十年代為發展、鼎盛期，九十年代為多元新變期。下面簡述其演進歷程：

　　起步、發軔期　五十年代末，臺灣的一些報章上開始出現關于敦煌學方面的介紹文字，如蘇瑩輝的〈談敦煌學〉（新生報1959.10.16），彭楚珩〈變文與我國民間文學之淵源〉（中央日報1959.8.4），為以后的敦煌學研究做了一些啟蒙和鋪墊工作。六十年代初，臺灣的敦煌文學研究開始起步。1960年，胡適發表的〈菏澤寺和尚五更轉兩首——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劉澄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外編4），大概是臺灣第一篇關于敦煌曲的專論，同年徐鳴亞的〈從變文到諸宮調〉（暢流1960.6）則是敦煌變文研究的開始。1963年，潘重規在華岡中國文化學院率先開設“敦煌藝術”課程，發唱驚梃，啟臺灣敦煌學之先聲。1965年冬，政治大學開設“敦煌學”、“敦煌變文研究”兩科目，敦煌文學研究算是正式納入軌道。1969年12月，該研究所的第一篇博士論文——羅宗濤〈敦煌講經文研究〉問世（其手抄本于1972年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出版），論文中對敦煌變文作了系統全面的考論，分為變文的題材、用韻、語體、儀式、時代五個部分，全書學識豐厚，其中的“用韻考”、“時代考”、“語體考”諸章更是富有卓見。同年，他的《敦煌變文用韻考》由眾人出版社出版，這是臺灣第一本關于變文方面的專著。邱鎮京的碩士論文《敦煌變文述論》（中國文化大學1965），則第一次對敦煌變文的源流、體制、特點、內涵作出綜論。在此時段發表學位論文的還有蔡主賓《敦煌寫本儒家經籍異文考》（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68），邵紅《敦煌石室講經文研究》（臺灣大學碩士論文1969），此后敦煌學研究薪火相傳，成為臺灣唐代文學研究乃至整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門“顯學”。

　　在此期間發表的論著還有蘇瑩輝的《敦煌學概要》（學生書局1964）、《敦煌論集》（學生書局1969）《敦煌學概要》，巴宙的《敦煌韻文集》（臺灣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朱介凡〈敦煌變文目錄及《孔子項托相問書》之傳承〉（大陸雜志22：7，1961），梁容若〈敦煌學雜記〉（國語日報1966.5.21），尉天聰〈唐代的俗講與變文〉（幼獅學志1966.8），邱鎮京〈敦煌佛經變文述論〉（獅子吼1967）、〈變文述論〉（東方雜志復刊1968.8）其中蘇瑩輝的《敦煌論集》（學生書局1969）臺灣的敦煌學研究第一本綜論，分為通論、專論、書評等部分，分別對敦煌學的內容，敦煌學與圖書館學、國際漢學界與敦煌學、敦煌學在日本、論敦煌本史傳變文與中國俗文學等涉及敦煌學研究范疇、研究史以及其中一些專題進行介紹或探討，對臺灣敦煌學研究的展開起了重要的示導作用。巴宙的《敦煌韻文集》則是臺灣學者收錄校訂的第一本敦煌韻文集。

　　發展鼎盛期　七、八十年代，臺灣敦煌學研究走入鼎盛期，就敦煌文學而言，其資料匯編、編目、總論、文字、類書、變文、詩歌、詞曲等方面的研究在這一時段皆有全面的推進。一方面、饒宗頤、蘇瑩輝等老一輩學人的敦煌學研究，此時成果最為豐碩；另一方面羅宗濤、邱鎮京、、林聰明、鄭阿財、朱鳳玉、等敦煌學博士；林玫儀、謝海平、徐矗明、陳進福、宋新民、雷云橋、許端容、金泰寬等敦煌學碩士陸續走進研究領域，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臺灣的敦煌學研究正在此時由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

　　潘重規是臺灣敦煌學當奠基人和開創者，他的主要功績主要表現于以下四點：一是對敦煌文學的研究，幾乎涉及經學、文學、佛教典籍、語言文字各個方面，在敦煌文學方面計有專著《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罚ㄐ聛喲芯克?970）、《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新亞研究所1970）、《瀛涯敦煌韻輯新編》（新亞研究所1972）、《敦煌云謠集新書》（石門圖書公司1977）、《敦煌詞話》（石門圖書公司1981）、《敦煌變文論輯》（石門圖書公司1981）、《敦煌變文集新書》（上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敦煌壇經新書》（佛陀教育基金會1994）等。論文則有〈變文雙恩記試論〉（新亞學術年刊15期，1973。9）、〈敦煌賦校錄〉（華岡文科學報11期1978。1）、〈敦煌變文新論〉（幼獅月刊49卷1期1979。1）等近百篇 饒氏此時有《敦煌曲》(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yche Scientifique,paris;1971)、〈論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依頓悟大乘正理決考證〉（東方文化9卷1期，香港1971）、〈曲子定西番——敦煌曲拾補之一〉（新加坡，新社學報1973）、〈論敦煌殘本登真隱卻訣〉（敦煌學第4輯，臺北1979）等單篇論文。《敦煌云謠集新書》是將原卷影印并附上摹本，參校各家而成的定本，其中糾正了羅振玉、王重民的若干誤斷?！抖鼗驮~話》收集了作者1979到1980年間12篇論文（〈任二北敦煌曲校錄補校〉除外），訂證了王重民、任二北、饒宗頤等對敦煌曲子詞的誤認、誤校和誤改?！抖鼗妥兾募聲穭t將王重民的《敦煌變文集》對照原卷進行訂正補充，并提出自己見解。在編次上，按唐代俗講的發展過程加以改編，又增收了列寧格勒、臺北、日本龍谷大學所藏的變文8篇，后附論文目錄。在臺灣，《敦煌變文集新書》已代替王重民的《敦煌變文集》，成為變文研究者的文本依據?！囱a全唐詩新?！担ㄈA岡文科學報13期1981）則是依敦煌殘卷來補全唐詩，并校訂王重民《補全唐詩》中誤認或不能辨認的字?！春喺摗锻蹊笾驹娸嬓！罚鲌?期1984）和〈《王梵志詩輯?！纷x后記〉（敦煌學8輯1984）則是對張錫厚的《王梵志詩輯?！繁姸嘤炚`的訂正。對漢人陷蕃詩作者的考證有：〈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研究〉（幼獅學志15卷4期1979）、〈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漢學研究3卷1期1985）、〈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國際敦煌吐魯番學術會議論文1987），認為卷中作者馬云奇并非陷蕃詩作者，真正作者乃是落蕃人毛押牙。并椐馬的〈懷素師草書歌〉推斷馬的年齡。他的〈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敦煌學8卷1984）遍觀今存的16個寫卷，博稽眾議、考訂原文，兼陳己見，堪稱〈秦婦吟〉研究的一個總結和定本。他的〈敦煌賦校錄〉（華岡文科學報11期1978）則是敦煌賦的第一次結集，為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二是文字聲韻研究?！抖鼗退鬃肿V》（石門圖書公司1978）、《敦煌唐碑三種》（石門圖書公司1979）、《龍龕手鑒新編》（石門圖書公司1980）、其〈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孔孟月刊215期1980）將寫卷中俗、訛、繁、簡等字歸納成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多異等幾種類型，并列舉變文、曲子詞等敦煌俗文學寫卷的書寫文字相互印證，說明敦煌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間的關系，為研究敦煌俗文學之必備。潘氏此時對敦煌文字學的貢獻還表現在對《龍龕手鑒》的重新認識和評價上?！洱堼愂骤b》是遼代僧人行均根據寫本《佛藏音義》所編，此書因辨認文字上的錯誤受到清儒錢大昕、李慈銘、羅振玉等人的指責，但潘氏卻從從中得到啟發，他看到錢大昕所開列的錯誤恰與敦煌俗寫文字的錯誤一致，因而悟出行均正是根據當時流行的寫本來編篡字書的，可以說是當時俗文字的總匯，是用來校讀敦煌寫卷的最佳工具書，他為此撰寫了〈龍龕手鑒與寫本刻本的關系〉（敦煌學6期，1983）、〈龍龕手鑒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敦煌學7期，1984）進行辨證，并校編出版《龍龕手鑒新編》。其學術價值不僅在于恢復了《龍龕手鑒》應有的學術地位，也使它成為幫助解決敦煌寫本文字障礙不可缺少的工具書。三是資料匯集整理。著有《列寧格勒十日記》（學海出版社1971）、《敦煌白畫》（法國遠東學院考古學?？?，巴黎，1978）、《敦煌書法叢刊》（29冊）（日本東京二玄社，1983——1986）等?！读袑幐窭帐沼洝穼懹?973他在列寧格勒考察敦煌藏書之時。考察中發現蘇聯藏本編號雖多，實際成卷的不過三百多軸，但其中不乏珍品，如《十吉祥變文》、《雙恩記變文》、《敦煌贊文》等，其中《雙恩記變文》系椐《佛報恩經》演講而成，足以證明變文名稱的來由和演變，其論文〈變文雙恩記試論〉即是對此的校訂和探討，〈敦煌變文新論〉亦即依此推出新意。四是創辦《敦煌學》?？?，培育后進形成學術梯隊。1967年，他首次在臺灣華岡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開設“敦煌學研究”課，培育和影響了黃永武、羅宗濤、邱鎮京、鄭阿財、王三慶、朱鳳玉、林聰明、許端容、金泰寬等一批材俊，形成了一支陣容可觀的學術梯隊，

　　蘇瑩輝在這一時段有《增訂再版敦煌學概要》（國立編譯館1981）和《敦煌論集續編》（學生書局1983）面世。前者是在六十年代出版的《敦煌學概要》基礎上增補了四萬多字，均為七十年代以來海內外敦煌學研究的新資料?！抖鼗驼摷m編》（學生書局1983）則是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敦煌論集》的續編，共收集作者1968—1980年間發表的敦煌學論文20篇。內容有關于瓜沙史事的考索，石室寫經之校訂等。另外還編有〈六十年來敦煌寫本之研究〉（《六十年來之國學研究》（二）正中書局1972），〈七十年來之敦煌學研究概述〉（珠海學報12期，1981）等，對海內外的敦煌學研究進行回顧和總結。饒宗頤對敦煌文學研究的貢獻主要是在曲子詞的拾補和考論上。拾補方面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補之一〉（新亞學報5期，新加坡1973）、〈長安詞、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冊曲子詞〉（新亞學報11期，新加坡1974）?？颊搫t涉及法曲、曲子詞中的孝順觀念等，如〈孝順觀念與敦煌佛曲〉（敦煌學1期1974）、〈法曲子論—從敦煌本〈三皈依〉談“唱道詞”與曲子詞關涉問題〉（中華文史論叢1986第1輯）等。

　　在六十年代末和這一時段獲得學位的黃永武、羅宗濤、邵紅、邱鎮京、林玫儀、鄭阿財、王三慶、朱鳳玉、林聰明、許端容、金泰寬等逐漸成為敦煌學研究的中堅力量，形成了一支陣容可觀的學術梯隊。

　　羅宗濤的研究成果此時集中在變文研究方面，自六十年代的《敦煌變文用韻考》和《敦煌講經文研究》之后，此時又有以下論著出版和發表：《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文史哲出版社1974），又有〈敦煌變文成立時代新探〉（人文學報2期1976）、〈敦煌變文體裁述略〉（中華學苑19期1977）、〈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關系試探〉（幼獅月刊46卷3期1978）、〈賢愚經與袛園因由記、降魔變文之比較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集刊2期1980）、《石窟里的傳說—敦煌變文》（時報出版社1981）、（中華學苑1983。6）、〈佛經注疏與講經變文之比較研究〉（中華學苑27期1983）等，對敦煌講經變文進行更為深入也更為寬泛的研究。〈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就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的體裁、作者、抄者、講者、聽者等方面進行比較，并逐篇考證其年代，以期建立完整的變文觀念，并為研究變文發展提供寶貴資料。作者認為佛教的唱導是促使變文發展的主要因素，其發展脈絡是由講經文的膨脹到擺脫經文約束，進而隨意支配經文形成真正的變文。至于講史變文則另有源頭，當講經文和講經變文流行時，即已經存在，兩者之間有著復雜的影響關系。另外邱鎮京的碩士論文《敦煌變文述論》此時也由臺北商務印書館正是出版（1970）樂蘅君的《敦煌變文論集》也出版于這一時段。

　　黃永武是位知識面很寬的學者，他在詩歌理論、唐宋文學研究上貢獻多多，在敦煌學研究上的主要成就是文獻資料整理匯編和敦煌唐詩的搜集整理上。文獻資料整理匯編方面有《敦煌寶藏》（新文豐出版社1986出齊）；敦煌唐詩方面有《敦煌的唐詩》（洪范書店1987）和與施淑婷合作的《敦煌的唐詩續編》（洪范書店1989）（文史哲出版社），前者用敦煌發現的唐詩寫卷來校勘今存的唐詩，以證明敦煌寫卷在唐詩研究上的價值。后者收錄了他與施淑婷的三篇論文：〈敦煌所見李嶠詩十一首的價值〉、〈敦煌555號背面37首唐詩的價值〉和〈敦煌寫本高適詩研究〉。敦煌詩歌研究方面還有朱鳳玉的博士論文（文化大學1984）等，《王梵志詩研究》分為緒論、研究、校注三個部分。緒論部分略述王梵志詩研究的成果及現狀，并對現存的30個王梵志詩寫卷一一加以介紹。研究部分推斷王梵志生于隋末而活動于初唐。并就寫卷中王梵志詩的卷次，詩集的體系、思想、特色及對后世的影響，加以考論。校注部分對輯錄所得的390首詩，逐一該核校注釋。后附王梵志詩用韻表。這是臺灣首次對王梵志詩進行全面的研究和提供完備的資料。鄭阿財〈孝道文學敦煌寫卷〈十恩德贊〉初探〉（華岡文科學報13期1981）網羅了散見于倫敦、巴黎、列寧格勒、北京的15個關于〈十恩德贊〉寫卷，一一詳加校錄并探究其起源、體制和對中國俗文學的影響?！炊鼗蛯懢矶ǜ衤撜隆词r〉研究〉（木鐸10期1984）系作者〈敦煌寫卷定格聯章研究〉計劃的一部分。文中探討了定格聯章十二時的起源，并對今存于石室遺書中的定格聯章十二時29卷及敦煌寫卷之外，散見于內典語錄中的一一加以敘錄，分析其體制，探討其內容和影響。林聰明的〈敦煌本李翔涉道詩研究〉（敦煌學7期1984），對世所不傳的李翔28首涉道詩逐一加以考釋。陳祚龍的〈學佛新記〉（海潮音64卷1期1983）包括三個內容：敦煌古抄唐宣宗大中五年上都某些高僧詩詞輯佚；新校重定敦煌古抄〈少小皇宮養贊〉；敦煌古抄釋門吟嘆與牒狀抽樣。另外呂光華〈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考〉（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84）和施淑婷的《敦煌寫本高適詩研究》等，這些研究開啟了通過敦煌寫卷來研究唐詩的一條新路。

　　文獻整理匯編方面除黃永武的《敦煌寶藏》外，還有陳祚龍編的《敦煌古抄文獻會最》（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敦煌學要龠》（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敦煌簡冊訂存》（商務印書館1983）。《敦煌古抄文獻會最》輯錄海內外敦煌學論著中所附的寫卷圖版，依唐書藝文志著錄順序編排；《敦煌學要龠》收作者論文10篇，涉及敦煌卷冊目錄、敦煌古抄佛經尾記、古抄方志等；《敦煌簡冊訂存》亦為作者近年來發表的有關敦煌史料論文的結集，共16篇，內容主要為唐宋社會史和佛教史的敦煌資料，又多引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卷子，頗有學術價值。這一時段，還翻印重版了一大批二、三十年代的敦煌學資料，如羅振玉的《敦煌石室遺書百二十種》（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日人羽田亨輯的《敦煌遺書》（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神田喜一郎輯的《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編》（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目錄學方面則有有鄭阿財、朱鳳玉合編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漢學研究中心1987），鄭阿財原編有〈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初稿〉（華岡文科學報14期，1982）和〈敦煌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稿〉（中文篇）（敦煌學5—10期1982—1985），〈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即在此基礎上擴展而成。黃永武有〈英倫所藏敦煌未知名殘卷目錄的新探索〉（上中下）（漢學研究通訊1982.4、10，1983.1）、〈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之訂補〉（上、續）（文史學報12、13期，1982、1983）。前三篇對翟理斯編的〈英國倫敦博物館漢文敦煌卷子收藏目錄〉與敦煌遺書總目，劉銘恕編的〈斯坦因劫經錄〉中的未知名殘卷一一尋檢、細加對比，共考得三、四百號，皆為佛教經典，對敦煌文獻目錄貢獻頗大。后兩篇是針對劉銘恕編的〈斯坦因劫經錄〉中的訛誤加以辨識訂補，約一千多條。鄭阿財在敦煌孝道、兒童文學文獻整理研究上有著獨特點貢獻，從而形成臺灣敦煌學研究明顯不同于大陸的一個特色。

　　林玫儀的碩士論文是《敦煌曲研究》（臺灣大學1974），這是臺灣首篇關于敦煌曲的學位論文〈敦煌曲詞在詞學研究上的價值〉（漢學研究4卷2期1986）綜論敦煌曲子詞對詞學研究的貢獻。林玫儀《敦煌云謠集斠證》（淡江學報21期1984），則椐云謠曲子影印本，參酌歷來諸家之說進行校訂。校訂中多椐詞例、文意以改。對卷中俗字、通字舉證甚詳。1986年林氏又有《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稿》出版（東大圖書公司），對云謠集雜曲子、普通雜曲子、新增及殘缺曲子凡176首進行校訂集證，頗見功夫。這一時段對敦煌曲研究的論文還有邱燮友〈唐代敦煌曲的時代使命〉（漢學研究4卷2期1986），沈英名〈談敦煌云謠集的校訂〉（文藝復興132期1982），車環柱〈云謠集考釋〉（幼獅學志18卷4期1985），金榮華〈記別本敦煌曲〈別仙子〉（大陸雜志66卷5期1983）等。〈唐代敦煌曲的時代使命〉論述了敦煌曲的時代功能；〈談敦煌云謠集的校訂〉則對云謠集的校訂提供案例；〈云謠集考釋〉對云謠集的題名、成書年代提出了獨見；〈記別本敦煌曲〈別仙子〉從倫敦藏卷S 7111號斷片中發現了各家均未載錄的〈天仙子〉一詞，并與S4332號藏卷中的〈別仙子〉相校。

　　在這一時段，還出現一批普及類和總結回顧類的論著，這對擴大敦煌學研究的影響和基礎，對研究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和調整其研究方向，無疑是有益的如金榮華的《〈敦煌俗文學〉（中國之文化復興1981，10），文化大學中文所陸續刊登的〈了解敦煌〉等。總結回顧類的論著有蘇瑩輝〈近三十年國際研究敦煌學的回顧和前瞻〉（書目季刊16卷2期1982）、〈六十年來敦煌寫本之研究〉（《六十年來之國學（二）正中書局1972》、〈七十年來之敦煌學研究概述〉（珠海學報12期1981），鄺士元〈近百年來敦煌學的回顧〉（書目季刊11卷1期1977），分別對二十世紀或五十年代以來的敦煌學研究進行總結回顧和前瞻。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是篇博士論文（東吳大學1984），作為一本體系較完整的敦煌學概論，全書的八章不但分論了敦煌俗文學的特性、類型，探討其講唱文學、俗賦、曲子詞、詩歌的起源和發展，為后來者溯清了源流，而且分析了當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也為后繼者導夫先路。

　　多元新變期　1987年臺灣政治上的解嚴，標志著威權時代的結束，它給學術界帶來了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大陸開放臺胞來內地省親，繼而允許臺商來內地經商和學者的互訪，也使原先封閉隔絕的兩岸關系開始解凍和互動。此時的臺灣的古代文學研究隨著學術資訊的溝通，大陸研究成果的涌進以及本土文學的興起，無論在學術思想、研究方法或是對已有研究成果的評估上，都經受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此同時，海內外一個接一個研討會的不斷召開，新的大學、新的研究系所，新的學會、研究會的不斷創立，學術資助渠道和學術出版物的不斷增加，也都給研究者帶來新的機遇和新的挑戰。固守與轉移，傳統與新變，排斥與交融，浮躁喧囂與沉思靜持，追逐時尚與名山事業，使這個時期的古典文學研究呈現多元的開放的格局，也存在著種種變數。這種多元、新變的特征，在敦煌學研究中表現的也很明顯。此時，老一輩學人漸次凋零，羅宗濤等等首批弟子雖偶有論著問世，已帶有學術總結的性質，而鄭阿財、林玫儀、謝海平一批學者已成為敦煌學研究中的中堅和領軍式人物，此時學術研究上的新生力量則是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前期獲得學位，并活躍于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群，如宋新民、盧順點、施淑婷、汪娟等，他們年齡段約在四十歲左右。這批人中的優秀者已成為臺灣目前敦煌學研究中最有前途的一支力量。除了研究隊伍結構的變化外，這種多元、新變的特點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研究內容更為寬泛，研究方向更為專深。研究內容從五、六十年代的文獻整理搜集研究到七、八十年代的變文、詩歌、曲子詞、字書等文藝學研究擴大到哲學、宗教、教育、星象、歷法等方面。以九十年代前半期的學位論文為例，1990年敦煌學方面的兩篇學位論文，一是關于彌勒信仰研究，一是關于書法研究（汪娟〈唐代彌勒信仰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焦明晨〈敦煌寫本書法研究〉成功大學碩）；1991年兩篇：李蓉〈敦煌賦篇考論〉（東吳大學碩），洪起龍〈漢城中央博物館藏甘新繪畫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前者是繼1978年陳世福〈敦煌賦研究〉后12年間的第二篇敦煌賦論文，也是九十年代臺灣唐賦研究振起的先聲。后者是韓國留學生的論文。1992年沒有敦煌學方面學位論文；1993年三篇：一是專門研究敦煌民歌：金賢珠〈唐五代敦煌民歌研究〉（臺灣師大博），一是專門研究敦煌文書中的題記：謝慧暹〈敦煌文書題記研究〉（東吳大學），一是研究《老子化胡經》：姜佩君〈老子化胡經研究〉（中國文化大學）；1994年三篇，皆是關于文書、字書和音韻研究：姜嬉遠〈唐寫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輔仁大學碩），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金根培〈敦煌“社”文書研究〉（逢甲大學碩）；1995年6篇：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東吳大學碩），樸真哲〈“敦煌變文詞匯之同義反義關系研究〉（淡江大學碩），宋二燮〈敦煌通俗詩考論〉(逢甲大學碩)，黃瓊瑩〈敦煌碑志文研究〉（逢甲大學碩），葉淑珍〈敦煌寫本書儀中應用文書研究〉（政治大學碩），游炎輝〈敦煌寫本書法研究〉（逢甲大學碩）等；研究方向則更為具體單一，當然也就更為專深，如上面提及的學位論文，有的專門研究敦煌文書中的應用性文書，有的則研究應用性文書中的“社”文書，有的則專門研究文書的“題記”。對變文的研究，也具體專門為研究其中的史傳文，碑志文，乃至其中的同義詞與反義詞之關系研究。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學位論文中這種研究內容越來越寬泛，研究方向越來越專深的特點就更為明顯，如1996年汪娟的博士論文〈敦煌文獻中佛教禮儀研究——以禮懺文為主〉（文化大學），何慧俐的碩士論文〈敦煌佛經感應記研究——以《普賢菩薩說證明經》《金光明經》《金剛經》為研究范圍〉（政治大學），1998年林艷枝的博士論文〈敦煌文獻所呈現代社會生活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王正婷〈變文與寶卷關系之研究〉（中正大學），全永淑〈唐代敦煌壁畫內容與風格研究〉（臺灣師大），曾慧蘭〈敦煌變文否定詞用法探析〉（政治大學）等。

　　第二、研究的方法更多新變。在傳統的文獻學意義考據輯佚之外，更多一些藝術形式和藝術表達等文藝學方面的考察；在文藝學研究的同時，又多一些哲學、宗教、繪畫方面的思考。而且往往表現為文獻學研究和文藝學研究以及其它研究領域的結合。由于這些研究是建立在扎實的文獻資料的輯佚、整理會考辯的基礎之上，所以顯得較為扎實，其結論也較為可信。汪娟的博士論文〈敦煌文獻中佛教禮儀研究——以禮懺文為主〉首先對敦煌文獻中《法身禮》、《十二光禮》、《七階禮》等禮懺文逐一進行校錄整理，并就其中一些禮懺文的名稱結構、經典依據、繕寫時間進行研究和探討，然后再從文藝學、宗教學等角度分析禮懺文的結構、特色以及其禮儀程序等方面的問題。鄭阿財〈敦煌寫本道明和尚還魂故事研究〉（《唐代文學論叢》1998.6）根據倫敦博物館藏S.3092號寫卷，考察了這個敦煌寫本的性質、時代，在此基礎上，結合敦煌壁畫、絹畫、、文獻載籍以及民間故事對唐五代時期的佛教冥報及感應故事的特征、演變規律進行了宏觀考察。另外像李蓉的〈敦煌賦篇考探〉（東吳大學碩士論文1991），金賢珠《唐五代敦煌民歌》（文史哲出版社1994），也都有這種結合的趨勢。前者一方面對敦煌賦的淵源、產生和流變，現存的20篇敦煌賦的作者、題材和體制一一作了考證探究，另一方面又注意闡發其思想意蘊及美學特征，最后又從社會史、文化史、文學史的角度來探討敦煌賦的價值。后者則從心理、音樂、民俗等角度對敦煌民歌的形成、發展、影響以及內容風格進行探討，資料的搜集整理又極為豐富，其中包括一些敦煌的舞譜、樂譜。

二

　　兩岸的敦煌文學研究有其相似之處，如都很注意原始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目錄學研究；都很注意變文和曲子詞有關問題的探討和研究；都很注意敦煌學的學科建設等。但相比之下，臺灣的敦煌學研究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特色：

　　第一，資料搜集整理大備。大陸目前出版的敦煌資料和目錄大都是反映本單位的收藏，如敦煌文物研究所將自己收藏的367件敦煌漢文遺書，整理成《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遺書目錄》出版；西北師院的曹懷玉的《西北師院歷史系文物室藏敦煌經卷錄》，上海榮恩奇、胡群耘的《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天津劉國展、李桂英《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遺書目錄》，北京大學張玉范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等。由于財力及其它原因，這些資料沒有匯總，之間重復俎牾之處更沒有對比校勘。整理的總集也以文學居多，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敦煌變文集》，任二白《敦煌曲校錄》，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等。

　　臺灣的敦煌資料匯集以齊、全為特征，而且繪畫、雕塑、佛道典籍乃至書法刺繡無所不包，如黃永武的《敦煌寶藏》，全書共十四輯共140冊，廣泛收錄了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攝影圖片約20萬張，以及畫本、刺繡、壁畫、塑像、書法圖片千余幀，依英國、中國大陸、法國、日本、中國臺灣所藏為序編排。并對各卷的標題以敦煌遺書總目為初稿進行考校。該書最主要的貢獻有二：一是將分置于倫敦、巴黎、日本、臺灣、北京的敦煌資料匯集起來，省卻奔走查閱之勞，也容易對比?？?；二是將數千張首尾殘斷而無名的卷子查出了名稱，因而這部書的目錄，比上述各國、各地的學者所編的目錄更為詳確。陳祚龍編的《敦煌古抄文獻會最》（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專門輯錄海內外敦煌學論著中所附的寫卷圖版。

　　目錄學方面有鄭阿財、朱鳳玉合編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鄺士元的《敦煌學研究目錄》，黃永武有《敦煌遺書最新目錄》。也都是廣集海內外敦煌學研究資料，力求完備。如鄭、朱的〈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匯集了1908——1984近八十年間中、日兩國刊印的敦煌學研究論著4000余種。作者后來又作了大量補正，由漢學研究中心印行。

　　第二，注意與現代社會溝通，力求體現當代的應用價值或人文關懷，主動參加現實文化建設。例如，他們較注重敦煌文獻中應用文書方面的研究，如前面提到的謝慧暹〈敦煌文書題記研究〉，金根培〈敦煌“社”文書研究〉，葉淑珍〈敦煌寫本書儀中應用文書研究〉等。敦煌學博士朱鳳玉的〈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唐代文學論叢》1998.6）以敦煌文獻中《碎金》、《崔氏夫人訓女文》等商鋪叫賣廣告詞為研究對象，指出此皆為民間通俗讀物依托寄名的促銷手段，并對其促銷的方法進行了分析，廣告詩的作者及其相關人物進行了考證。

　　參與當代倫理文化建設則主要反映在他們很重視敦煌寫卷中家教、孝道之類民間啟蒙教育的研究，這在近十多年來更為明顯。研究蒙書類論著有周鳳五《太公家教研究》（明文出版社1986）、〈敦煌寫本雜抄研究〉（木鐸12期1988），雷僑云的《敦煌兒童文學研究》，鄭阿財《敦煌孝道文學研究》（石門圖書公司1982），《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9）、〈敦煌寫本《崔氏夫人訓》研究〉(木鐸11期1987)，王國良〈敦煌寫本辯才家教卷淺說〉（國文天地12期1986）等?！缎录脑~九經抄》是唐代一本民間教育的通俗讀物，系輯九經諸子語錄和史書典籍的警句而成。鄭氏將該書的敦煌寫卷與同系的十六種抄本作比較、綴合，整理成首題、尾題、序文俱備，且內容完整的《新集文詞九經抄》一卷，使人們得以一窺唐代民間啟蒙讀物的原貌?！抖鼗托⒌牢膶W研究》對后世失傳而僅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孝道文學作品詳加研討。全書分為五章，分別述論敦煌遺書中的發現、散布、時代、內容、價值，并從唐代孝道教化、佛教與孝道的關系來探討敦煌孝道文學形成的原因和旨歸。雷僑云《敦煌兒童文學研究》則就寫卷中《太公家教》、《古賢集》等家訓蒙書及〈茶酒論〉、〈孔子項托相問書〉等通俗文學，來探討唐宋時代我國兒童文學的真實情況。這種研究能參與當代倫理文化建設，具有較強調現世功效，也拉近了古代文學與現實生活的距離。

　　第三，注重類書、字書之類工具型和基礎型研究。由于敦煌寫本存在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現象，因此研究敦煌寫卷文字與文書解讀則為研究敦煌文學的入門之需。俗文字研究方面有潘重規〈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龍龕手鑒與寫本刻本的關系〉、〈龍龕手鑒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龍龕手鑒新編》等。大陸學者也注意這類俗字的研究，有孫其芳的〈敦煌詞中的方音釋例〉和〈方言釋例〉〈敦煌曲子詞方言習語及其他〉、黃幼蓮〈敦煌文獻里的俗語詞〉等。但相比之下，臺灣學者更為全面也更為細密一些，如具體到對唐代字樣書的研究，朱鳳玉的〈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就是對唐人字樣書《正名要錄》的研究。甚至還研究到寫卷的形態、外觀、種類、紙張乃至抄寫者的身份，如林聰明〈敦煌文書解讀要點試說〉、〈敦煌文書系列專輯〉等。

　類書方面的論著有王三慶的《敦煌古本類書〈語對〉研究》、〈敦煌古本類書〈語對〉p.2524號及其復本寫卷研究〉、〈敦煌古本類書〈語對〉p.4780號試論〉，王三慶、林艷枝〈敦煌古類書研究之一〈事林一卷〉（p.4052號）研究〉（敦煌學12卷1987），王三慶、謝明勛合作的〈敦煌古類書〈勤讀書抄〉（p.2607號）研究〉。郭長城〈敦煌寫本《兔園策府》敘錄〉、〈敦煌寫本《兔園策府》佚注補〉等。《敦煌古本類書〈語對〉研究》分上下兩卷，上卷為考證，主要探討p.2544號〈語對〉及復本寫卷的作者和時代；下卷為校箋，作者以p.2544號卷子為底本，以s.2588、p.4636、s.79、s.78等卷子參校，并作箋注?！炊鼗蛯懕尽锻脠@策府》佚注補〉對《兔園策府》詳加校注，并探討了該書的性質、成書時代及背景、流傳過程和價值，考證其作者并兼考其引書。

　　第四，研究內容更為寬泛，研究方法更多新變。在前一部分已以學位論文為例做了述論，其實這一特征不僅表現在學位論文方面，在學者專著和期刊、會議論文中表現得也很充分。以1997年至1998年為例，1997年敦煌學專著部，其中目錄學1部：釋禪叡《敦煌寶藏遺書索引》（臺北·法古文化1996），宗教研究2部：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臺北·法鼓文化1998），釋果樸《敦煌寫本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臺北·法鼓文化1998），綜論1部：金榮華《敦煌吐魯番論集》（新文豐出版社1996），語言文字1部：朱鳳玉《敦煌寫本碎金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文學方面1部：饒宗頤《敦煌曲續論》（新文豐出版社1996），經學研究1部：陳金木《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書法研究1部：焦明晨《敦煌寫卷書法研究》（文史哲1997）；論文篇，其中綜論7篇，語言文字4篇，文學6篇，經學2篇，宗教10篇，民俗3篇，藝術6篇，書儀1篇，兒童教育1篇，經濟1篇，醫學1篇。就以子部研究而言，大陸學者對此多注意唐人小說方面資料的搜集和研究，臺灣學者在此之外，還旁及老子、太公六韜、以及唐人整理的諸子文獻，如程南洲的《倫敦所藏敦煌老子寫本殘卷研究》、鄭良樹〈敦煌老子寫本考實〉，周鳳五〈敦煌唐寫本太公六韜殘卷研究〉、〈敦煌唐寫本六韜殘卷?？庇洝担嵃⒇敗磸亩鼗臀墨I看李義山《雜簒》的性質〉等。

　　在變文、詩歌和曲子詞研究上也是如此：如大陸在變文研究方面比較注意探討變文的定義與內涵，臺灣方面則側重于：“用韻考”、“語體考”、“風俗事物考”等表達形式；變文所反映的社會風俗方面的考辯；講經變文、講史變文、降魔變文之間的異同等比較研究；《吉祥變文》、《雙恩記變文》、《敦煌贊文》等宗教俗講研究等方面。曲子詞方面大陸多關注《敦煌歌詞總編》之類的匯集和整理，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敦煌曲子詞的甄選、考辨的討論，近來又有對其中《兒郎偉》詞的收集和討論，另外就是對敦煌曲子詞的校釋。臺灣敦煌曲研究除收集校錄外，則關注新發現代敦煌曲，如對從倫敦藏卷S 7111號斷片中發現的各家均未載錄的〈別仙子〉一詞的研究。詩歌方面大陸方面側重于王梵志詩的校輯、《秦婦吟》的研究，近年來“唐人詩集殘卷”的搜集整理，及其中“馬云奇詩”的研究又形成一個新的熱點。臺灣敦煌則側重于新的唐人詩集如唐人陷蕃詩集殘卷及作者、敦煌寫卷定格聯章〈十二時〉、〈十恩德贊〉等的研究；一些高僧和道士的詩抄研究，如李翔涉道詩的研究。陳祚龍的〈學佛新記〉則包括唐宣宗大中五年上都某些高僧詩詞輯佚，新校重定敦煌古抄〈少小皇宮養贊〉，敦煌古抄釋門吟嘆與牒狀抽樣三種內容。對唐代詩人研究則具體到每個作家，如黃永武的《敦煌的唐詩》和《敦煌的唐詩續篇》對敦煌寫卷中收錄的李白、王昌齡、孟浩然、白居易等人詩歌進行研究，施淑婷的《敦煌寫本高適詩研究》等，顯示出內容較為寬泛，選題較為細密，研究方法較多新變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