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綜述
1992年的歷史地理研究是個平年，公開出版、發表的著作10余部、論文200多篇，大體與去年持平。四月下旬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了“地理環境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討論會”，代表們就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影響，包括地理環境的內涵、地理環境與中國農業、水利、人口、疾病的關系以及中國文化的地域性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出版的專著有：史念海著《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陳橋驛著《酈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盧云著《漢晉文化地理》（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辛德勇著《隋唐兩京叢考》（三秦出版社，1993年2月）、徐俊鳴著《嶺南歷史地理論文集》（中山大學學報編印）、曾昭璇著《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景愛著《金上京》（三聯書店，1991年12月）、王劍英著《明中都》（中華書局，1992年），張紀仲著《山西歷史政區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張步天著《洞庭歷史地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等。香港中文大學吳天任教授著《酈學研究史》已于1991年8月由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韓光輝譯前蘇聯學者B C 熱庫林著《歷史地理學——對象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一書也與讀者見面，《中國史稿地圖集》下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12月）、《遠古至元時期中國歷史地震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12月）、《洛陽——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業已出版問世。為紀念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史念海先生八十壽辰，《歷史地理》集刊第十輯、《陜西師大學報》第三期刊出了專欄文章，《北京大學學報》七月份隆重推出了歷史地理學專刊（以下簡稱《北大專刊》），1991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山集》第五集。現將本年度的研究狀況作一簡要的回顧。
一、理論問題研究
歷史地理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向來是薄弱環節，今年比以往有所起色。譚其驤《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歷史地理》第10輯）呼吁積極開展我國的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將它比喻為一座富礦，并以歷史人口地理研究為例說明了展開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侯仁之《再論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北大專刊》）是作者1979年《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文的續篇，文章闡明了歷史地理學理論的新近發展，并科學地倡儀開展系統的“區域鏈”研究。史念海《發揮中國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以下簡稱《論叢》）以許多具體的事例，充分肯定了歷史地理工作者對國家建設所做出的成績，鼓勵大家繼續發揚歷史地理學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這門學科不斷發展和壯大。除此之外，尚有上官鴻南《試論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人地關系問題》（《論叢》第3期）、張步天《歷史地理學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3月）等。
地理環境研究也是歷史地理學理論問題的熱門之一，葛劍雄《全面正確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復旦學報》第6期）認為從本質上和總體上說，涵括自然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的整體地理環境對人類和人類社會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但在具體的時、空、人、物上，它一般只起著加速和延緩而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吳曉明《馬克思主義關于地理環境作用的基本理論》（同上）闡述了這基本理論的各個方面及其哲學基礎和科學含義。此外，尚有侯明儒《梁啟超地理史觀述論》（《殷都學刊》第1期）等。
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1、水域研究
史念海《黃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變遷》（《論叢》第2輯。〖Z河流量的變化〗（《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認為，歷史時期由黃土高原流下的和西安周圍的幾條河流渭水、汾水、沁水、桑干水、滹沱河、漳水、灃水、〖FJF〗贑〖FJ〗水等，都擁有相當大的流量，而且流量相當穩定，能夠行船，渭水通航時間還超過了一千年；自明代中葉以后，各河逐漸不能通航，這種巨大變化主要的原因是黃土高原和秦嶺森林草原的被破壞。作為長江中游河段的荊江，整個演變過程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周鳳琴《荊江歷史變遷的階段性特征》（《歷史地理》第10期）依其發展順序將它分為深切河谷的低水面階段、漫流期的高水面階段、分流期的相對穩定階段、統一可道形成期的緩慢上升階段和人為活動參與的強烈上升階段，其自然環境由早期的河網平原變成云夢大澤、再變成江漢湖沼平原，即經歷了平原——湖泊——平原的環境大旋回。林汀水《遼河水系的變遷與特點》（《廈門大學學報》第4期）探討了歷史上屬遼河水系的渾河及其支流蒲河、沙河、太子河，遼河河段及其支流羊腸河、柳河、路河和繞陽河的河道變化情況，總結了水系變遷的特點，即明以前水系相對穩定，變遷劇烈是明清時期開始的，而在劇烈變遷中，無論干流支流都在演變中呈不斷由東向西擺動的趨勢，認為這除了科氏力持久的作用和受一些人為的影響外，與遼東地區的新構造運動可能很有關系。賈毅《白洋淀環境演變的人為因素分析》（《地理學與國土研究》第4期）論述了有史以來人為因素對白洋淀形成、發展、演變的影響，認為隋修大運河為白洋淀形成創造了適宜環境，北宋修塘泊防線促進了白洋淀的形成，金以后大肆砍伐山區森林加快了它的淤積，而清代圍淀造田使白洋淀面積急驟縮小。
2、氣候與環境變遷研究
滿志敏《黃淮海平原仰韶溫暖期的氣候特征探討》（《歷史地理》第10輯）研究表明：在仰韶溫暖期時整個黃淮海平原降水量要比現在為多，整個平原顯示出比較濕潤的景象，湖泊擴大，生活在淺水環境中的水蕨等水生植物可分布到平原的北部地區，但黃淮海平原在淮河以北地區仍然維持著春旱夏雨的年降水分配格局，每年雨水變化頗大，易形成農業上的干旱。朱士光《歷史時期我國東北地區的植被變遷》（《論叢》第4輯）認為全新晚期以來全球氣候變遷對我國東北地區天然植被的地帶性類型造成了普遍的重大的影響，戰國以來特別是清代中葉以來，東北各族人民在這一地區不斷進行的墾殖活動，對自然環境與自然資源造成了觸目驚心的破壞。朱士光《我國黃土高原地區幾個主要區域歷史時期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概況》（《論叢》第1輯）探討了河谷平原區、黃土高原溝壑區、黃土丘陵溝壑區和鄂爾多斯高原自全新世中期以來在自然因素本身及人為活動影響上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環境的重大變遷，認為在歷史時期人為活動是引起地理環境變遷的主要營力。鄭川水等《歷史時期遼河流域的開發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歷史上遼河流域的開發總是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社會因素聯系在一起的，植被的破壞，使流域內水土流失加劇，導致遼河中下游河床淤積加速，洪澇水旱與沼澤化日趨嚴重，從而得出了根治遼河為主的防澇治水乃是振興遼河流域經濟的關鍵這一科學結論。徐海鵬《北京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北大專刊》）總結了黃土為本、擇水而居、擇臺為生是原始游牧民族走向定居生活的重要地理環境特點，認為新石器時代北京三大地貌區的發育演化特征及其規律，決定了山前地帶是北京文明發展的主要地區。梁四寶《明代“九邊”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問題》（《山西大學學報》第3期）認為明代“九邊”屯田在黃土高原地區對自然環境產生了非常深遠的惡劣影響，所引起的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使耕地支離破碎，而且致使大面積沙化，大量泥沙經黃河輸入下游地區，又造成了明清時代河患的頻繁。
3、歷史動物地理研究
文煥然《歷史時期中國野馬、野驢的分布變遷》（《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我國的野馬、野驢分布曾相當的廣闊，它們的分布變遷歷時久長，其急劇縮減主要在十八世紀以后尤其是本世紀以來。它們趨向瀕危，野馬幾乎絕滅，主要是由于它們自己習性的限制、生態環境變遷及人類活動的影響所致。何業恒《試論朱地理分布的變遷》（《論叢》第3輯）認為過去我國曾是朱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國家，后來它的分布范圍日益縮小，數量也越來越小，以致瀕臨絕滅，這與森林的減少、耕作制度的改變有關。何業恒《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歷史時期大熊貓的分布范圍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又縮小的變化過程，并且目前還在繼續縮小之中，這主要是人類活動的加劇所引起的。
三、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1、歷史政區與疆域研究傳統的政區研究往往注重它的置廢分并離合過程，曹爾琴《漢代州郡的設置及其分布》（《論叢》1991年第4輯）、《隋唐時期行政區劃的演變》（《論叢》第1輯）、《宋代行政區劃的設置與分布》（《論叢》第3輯）等一系列文章則研究了歷代政區設置的地理分布狀況，并闡述了它們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的相互關系。靳生禾等《中國古地理文獻中地方等第芻議》（《歷史地理》第10輯）研究了三代秦漢、兩晉南北朝、唐宋元及明清時期地方政區(府州縣)的等第及其變遷，認為地方等第反映著一方經濟的消長，反映運河開鑿推動了一方政治經濟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政治中心的轉移。林汀水《福建政區建置的過程及其特點》（《歷史地理》第10輯）總結了福建政區建置的五大特點，即①由北向西向南發展，②深受移民路線及人數的影響，③設置的遲早又取決于地區開發的難易，④設置也是政治的需要、統治深入的結果，⑤設置大多穩定，民族聚居區則多變。關于安徽建省的時間，自季士家《安徽建省考》發表以來，學術界展開了熱烈的爭鳴，王亮功《安徽建省考析》對季文否定傳統的康熙六年江南分省說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并對其論據進行了逐年商榷；接著，季士家又發表了《安徽建省時間再議》（以上均見《安徽史學》1989年第3期和1992年第1、2期），重新論證了安徽建省過程，仍然堅持安徽乾隆二十五年建省的觀點。討論的深入有助于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解決。疆域變遷方面，冼劍民《南越國邊界考》（《廣東社會科學》第3期）認為秦漢時曾雄跨嶺南的南越國地域已大大超越了今天嶺南的范圍，北以五嶺與漢分疆，西邊以模糊邊界與西南夷為鄰，南至今越南河靜省，東界至今福建漳浦縣。尤中等《唐朝時期安南都護府北部地界的變遷》（《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安南都護府地界的東段始終是唐朝國內政區間的地界，西段在唐前期是國內政區間的地界，后期則是唐朝與南詔國的地界，其變遷反映了雙方關系的演變。
2、歷史產業地理研究
韓茂莉的宋代農業地理研究，異軍突起，既有部門地理的探索，也有地區農業的論析，其《論宋代小麥種植范圍在江南地區的擴展》（《自然科學史研究》第4期）認為，始于唐、盛于宋的水稻插秧技術為推廣小麥的種植范圍提供了先決條件，而南宋時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又進一步促進了稻麥兩熟制的實行與小麥種植范圍的擴大，使小麥的種植范圍逐漸從江北移向江南，從旱地崗阜移向平原地帶；她的《宋代桑麻業地理分布初探》（《中國農史》第2期）認為，宋代蠶桑業在北方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一線以東，南方除海南島及個別偏僻山區外分布比較普遍，麻類纖維作物的分布比桑柘更廣；她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第4期）、《宋代淮南地區農業生產盛衰論析》（《北大專刊》）、《西夏農業區域的形成及其發展》（《歷史地理》第10輯）分別剖析了今四川陜南、蘇皖中部和寧夏內蒙地區在兩宋時期的農業生產狀況及其成因，發前人所未發，取得了很大成績。華林甫《唐代水稻生產的地理布局及其變遷初探》（《中國農史》第2期）一文，研究了有唐一代水稻生產的靜態布局、動態布局變遷及其形成的原因，認為水稻生產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尤其集中于太湖、鄱陽湖、洞庭湖地區、漢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點；黃河流域則只有稀疏種植，相對集中于幾塊小平原地區，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而安史亂后由于北人南徙、插秧技術的普及、水稻品種的發展等原因，南方水稻生產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吳宏岐《元代南方地區農作物的地域分布》（《論叢》第2輯）認為，江南水鄉灌溉便利，農作物以水稻為主，麥也是重要夏糧之一，丘陵地區旱糧多一些，而蠶桑、棉麻、茶樹等經濟作物的分布地域均較前代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王宇塵《清代安徽糧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清代安徽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李令福《清代東北地區經濟作物與蠶絲生產的區域特征》、耿占軍《清代陜西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分別刊載《論叢》第2、3、4輯）、張杰《清代遼東半島的農業開發》（《社會科學輯刊》第4期）等文，對清代安徽、東北、陜西、遼東半島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種植業地理作了詳盡的探索與研究。李賓泓《歷史時期松花江流域農業開發與變遷》（《歷史地理》第10輯）總結了這一地區農業開發的三興二衰過程，并且指出：直到近代，由于大規模移民和農業區的大發展，農業開發才在全流域展開。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司徒尚紀《歷史時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業與經濟發展關系初析》（《北大專刊》）認為在珠江三角洲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水利事業作用總的趨勢是不斷發揮越來越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使之成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區之一。唐朝前期，水利建設多集中在北方，而江南諸道在后期則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鈕海燕《唐代水利發展的因素及其影響》（《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影響水利的因素除自然條件外，土地所有制的變革、人口重心的南移及唐代中后期的戰亂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三個社會因素。其他研究社會經濟與區域產業方面的文章還有韓光輝《遼金元明清代戶籍制度研究》（《北大專刊》）、范金民《元代江南絲綢業述論》（《南京大學學報》第4期）、陳冬生《明代山東植棉業的發展》（《中國農史》第3期）、蕭正洪《清代陜南的流民與人口地理分布的變遷》（《中國史研究》第3期）、許牧等《清代黑龍江省的農業土地開發》（《國土與自然資源研究》第3期）等。
3、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對于學術界長期普遍沿用的“城市”概念，王妙發等《關于“都市(城市)”概念的地理學定義考察》（《歷史地理》第10輯）提出挑戰，文章從城墻之有無、是否為政區治所、工商業發達的程度、城市的起源、職能及其人口要素等各個方面論證了“城市”概念的不確切，建議自地理學界開始，不再使用“城市”一詞，而代之以“都市”，并把“都市”的概述表述為：“非季節性產業的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絕大多數，并具有兩種以上(包括兩種)非季節性產業職能的人群聚落。”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歷史·現狀·展望》（商務印書館，1992年5月）全書共十六章，其中前六章依時代先后論述了從原始社會到半殖民地封建社會時期中國城市的起源、城鎮體系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蘇州是我國古代城址最為穩定的歷史文化名城，針對學術界提出的蘇州城營建最早不超過漢代和吳國國都可能在朱方的觀點，吳奈夫《春秋吳都研究的若干問題》（《蘇州大學學報》第4期）進行了駁辯，以詳盡的史料和文物考古資料證明了蘇州是春秋后期的吳國都城所在，而虎丘是尚待證實的吳王闔閭陵墓。要子瑾《魏都平城遺址試探》（《論叢》第3輯）認為，北魏前期首都平城遺址在今山西大同市北御河西側的白馬城，而非大同市東五里御河東岸的古城村。辛德勇著《隋唐兩京叢考》運用翔實的文獻資料、豐富的碑傳墓志以及大量的考古發掘材料，對隋唐時期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城坊、宮、殿、門、第、宅、寺、廟、觀、塔、都亭驛、鐘鼓樓、武則天明堂等內容及其相關問題作了大量細致的考證和研究，糾正了前人許多不確切甚至錯誤的看法。李孝聰《論唐代后期華北三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學學報》第2期）從城市歷史地理的角度、以今華北平原三個唐代后期出現的區域中心城市定州、鎮州、魏州為案例，分析了它們形成、演化的自然條件和歷史背景，探討了藩鎮中心與轄區內城市層級結構的統合關系對后世的影響，某種意義上突破了傳統史學研究的路徑。李孝聰、武弘麟《應用彩紅外航片研究城市歷史地理》（《北大專刊》）通過大比例尺彩紅航片影像的對比，分辯地面建筑結構與地下土地的地質條件，對長江沿岸的九江、蕪湖、安慶三座城市自明代以來的舊城位置、不同歷史階段城址拓展的地質地貌條件、城市形態及其演化過程進行了辯識、分析和研究，從而成功地解釋了這三座沿江城市的選址、城市功能結構和文化景觀形態同長江河道演變即侵蝕堆積的關系。景愛著《金上京》依據作者多次實地考察的結果，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對金代上京城的規模、建筑、規律布局、建置沿革、經濟狀況、社會生活等問題作了周密的、全面的考察，訂正了有關舊著中的某些誤解，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和前人未及注意的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獨立的見解。徐兆奎《灤河流域的兩個古代別都》（《北大專刊》）響應侯仁之提出開展北京外圍潮灤鏈研究的倡儀，論述了屬于灤河流域的元上都和承德兩個古代別都。曾昭璇著《廣州歷史地理》分上、下兩篇，探討了歷史時期廣州附近地形形成史、廣州氣候今古、古代廣州的水文地理以及作為城市的漢唐宋元明清的廣州城歷史地理狀態，對三千年不淤的廣州城發展表示了獨特的看法，并且總結了今后廣州建設應遵循的一系列規律。劉盛佳《武漢市歷史地理的初步研究》（《歷史地理》第10輯）探討了作為我國八大超巨型城市之一武漢肇源的基礎、發展的飛躍和形成的關鍵，總結出武漢三鎮鼎立、職能各異但又分而不合的特征。王振忠《明清兩淮鹽商與揚州城市的地域結構》（《歷史地理》第10輯）以文獻資料為主，結合實地考察的感性認識，詳細探討了作為府級傳統行政中心——揚州城在明代中葉以后，伴隨著兩淮鹽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如何迅速地擴充其商業職能。
4、歷史文化地理研究
葛劍雄《秦漢時期的人口遷移與文化傳播》（《歷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秦漢時期學術文化較為發達的三輔、蜀和吳會地區，論述了文化與人口遷移的關系，認為就文化的傳播而言，移民的數量雖有關系，但移民的文化素質影響更大，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決定性的。盧云著《漢晉文化地理》全書43萬字，以淵博的相關學科知識、扎實的史學功底，研究了兩漢、三國、西晉時期精神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區域特征及其變遷、濱海宗教文化帶與漢晉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態的地域分布、俗樂區域與雅樂中心四大問題，取得了開拓性成就，填補了大量學術空白，展示了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廣闊發展前景，類似的研究連現代地理學也望塵莫及。梁洪生《唐以前江西地方姓望考》（《歷史地理》第10輯）揭示了唐代以前江西地區從“四姓衣冠”發展到近三十個姓望的全過程。司徒尚紀《廣東風俗文化景觀與群落》（《論叢》第4輯）將歷史上的廣東風俗文化景觀劃分為漢與少數民族兩大區，同時又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中國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作為閉關時代的商界巨擘，在鹽務全盛時期，兩淮鹽商大批麋居揚州“河下”一帶，形成了獨特的鹽商社區文化——所謂“鹽商派”或“揚氣”的生活方式，而且流衍傳播，對于明清社會的習俗風尚之演替，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王振忠《從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畝制度〉之由來》（《復旦學報》第3期）是一篇立意非常新穎的論文，文章從聚落地理學角度重新透視了這一太平天國的綱領性文件，認為分布于華南各地的客家圍屋聚落，是《天朝田畝制度》描繪的理想社會之現實藍本，是長期以來客家移民心理積淀的一種折射，因而它絕非向壁虛構的天國幻象。
5、歷史地圖與文獻研究
我國地圖學發展源遠流長，1986年在甘肅天水市放馬灘一號秦墓出土了七幅繪在木板上的地圖，張修桂《當前考古所見最早的地圖——天水放馬灘地圖研究》（《歷史地理》第10輯）認為，它繪制于公元前300年以前，其中第一圖組完成于公元前324年至前319年之間，第二圖組成圖于公元前311年至前300年之時，地圖所示范圍為今天水市伯陽鎮以西的渭河全流域以及秦嶺之南的花廟河上游地區，這是當今考古所見最早的實物地圖，也是現今世界上最早的具有嚴格意義的地圖，證明我國先秦時期地圖繪制水平居于世界領先地位。朱玲玲《放馬灘戰國秦圖與先秦時期的地圖學》（《鄭州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研究了它的繪圖成就，藉此探討了先秦地圖的淵源，認為這組地圖標用的符號系統，包括居民點的兩種等級、河流流向、山脈走向、關卡隘口及建筑物等皆與今圖相近，證明我國先秦地圖學是發達的，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黃盛璋、汪前進《最早一幅西夏地圖——〈西夏地形圖〉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此圖為清人所繪說，因為作者在明萬歷三十六年刻本《宋兩名相集》中找到了此圖，文章推定了地圖系宋代官吏繪于大觀二年，著重分析了這幅迄今所見最早的西夏地圖的地學內容和科學價值。關于歷史地理文獻，史為樂《穆天子西征試探》（《中國史研究》第3期）研究了周穆王西行的起點和行程，探討了昆侖、西王母之邦的方位，認為《穆天子傳》應是戰國時代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以前魏國人的作品。《水經·江水注》中描寫三峽段優美文字的作者，向來都以為是酈道元，施和金《〈三峽〉的的作者是酈道元嗎?》（《南京師大學報》第3期）從《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等引錄這段文字著手，詳細考證了其作者實為南朝宋盛弘之，酈道元《水經注》轉引了它，至多不過作了修改而已。尹鈞科《〈水經注〉綩水、沽水、鮑丘水研究新見》（《北大專刊》）對流經今北京地區的三條河的酈注錯亂、后人訛誤一一作了疏證。胡阿祥《〈南齊書·州郡志〉札記》（《歷史地理》第10輯）考訂了蕭子顯《南齊志》訛誤十六處，同時對六處疑難志文及相關問題作了明確、圓滿的闡釋。龔勝生《漢魏京都賦的自然地理學價值》（《中國科技史料》第3期）對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南都賦》、左思《三都賦》所記述的地形地貌、物候氣候、動植物等自然地理學資料及其價值作了客觀分析。郭黎安《〈隋書·地理地〉所載舊置郡縣考》（《學海》第4期）對《隋志》所載梁、陳、北齊、北周、隋代州郡縣建置沿革中“舊置”、“舊曰”等語焉不詳和北京不明處作了詳細的考證和補充，目前發表的僅是秦雍部分即今屬西北省區者。李并成《一批珍貴的古代地理文書——敦煌遺書中的地理書卷》（《中國科技史料》第4期）、《敦煌遺書中地理書卷的學術價值》（《地理研究》第3期）兩文將敦煌地理文書分為古地志、古行記和地理雜文書三類，分別探索了它們包含的大量而又珍貴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學術價值。
6、地理學思想史研究
侯甬堅《古代中國的區域思想與區劃實踐》（《陜西師大學報》第3期）探討了華夏民族在先秦時代業已形成的劃分不同地帶的區域觀點，以及一整套原則。孫關龍《中國傳統地理學分期新探》（《地域研究與開發》第1期）認為，用以往較長時間沿用的社會歷史分期來劃分中國傳統地理學的方法是不妥的，提出應以中國傳統地理學自身歷史發展階段和特點將它擬分為萌芽、累積、形成、發展和高潮五個時期。鞠繼武《試論中西古典地理學思想淵源》（《地理研究》第1期）認為，地理環境、生產活動及哲學思想是我國先秦和古典希臘的古典地理學思想發軔的主要淵源。趙榮《試論影響隋唐地理學發展的原因》（《自然科學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影響隋唐地理學發展的對外開放政策、漢族思想文化的繼承和社會政治經濟需要這三方面原因。韓光輝《孫蘭的地理學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期）對十七世紀著名地理學家孫蘭的生平事跡、地理學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貢獻作了較前人更為系統、全面的探索。這方面的論文還有陳永孝《徐霞客對地理學的貢獻》（《貴州師大學報》第3期）、趙儷生《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記〉》（《蘭州大學學報》第4期）、徐莊《〈禹貢半月刊〉編輯思想研究》（《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等。
7、歷代城址考證與地名研究
“凡古城邑故址的今地，舊籍有幾種不同說法者，在一般情況下(若見于早期記載的地理位置與考古調查方位不符又當別論)，理應以見于較早記載為準”，這是譚其驤在《古謝邑故址應在今南陽縣境》（《南都學壇》第1期）一文中發表的精辟論斷。陳懷荃《蒼梧考釋》（《歷史地理》第10輯）揭示了作為一個區域專名的蒼梧在堯舜之際指今湖北西北部丹漢一帶、后來逐漸南移而至西漢時名稱才正式確定在今西江流域的全過程，認為蒼梧之名不斷南移的過程就是古代荊、交之域不斷開發和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中南地區各族人民不斷融合的過程。龔劍峰等《始寧莊園地理位置及主要建筑新考》（《論叢》第3輯）考證了謝靈運始寧莊園的確切位置在今浙江嵊縣北部江東、幸福等鄉四面環水之地，從而糾正了前人以為在今浙江上虞境內或莊園占據舊始寧縣全境的看法。丁傳禮《湘省古今縣名規律研究》（《湖南師大學報》第5期）認為，因水得名為其一大特色，因山或祥瑞、祈福而得名為其第二特點。馮永謙《明萬里長城東端起點的發現與研究》（《歷史地理》第10輯）通過實地考察和文獻考證，證明了明代萬里長城起點在今遼寧寬甸縣虎山鄉的虎山，推翻了以往認為明長城東起山海關的傳統看法。本年度的歷史地理研究，在一般常規研究繼續保持良好勢頭的情況下，基本理論的探索比往年豐富，而歷史城市地理研究的視野比以前更加開闊、成熟，歷史文化地理領域的挖掘也比以前更加深刻。然歷史經濟地理分布的相關研究，尤其是除種植以外的林業、牧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仍是薄弱環節，并且時代越先，研究成果越少。
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