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故事：周邦彥與李師師

　　將李師師、周邦彥和徽宗的三角恩怨和周邦彥的詞作聯系起來，變成個香艷故事的，最早見于南宋張端義的筆記《貴耳集》卷下，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編造的：

　　有一次，周邦彥估計皇上不在師師那里，就偷偷地來找師師。忽聽得皇上從地道里來了，周邦彥大驚，不知所措。那李師師馬上讓周邦彥藏起來。皇上見到師師后，拿出一個江南新進的橙子，讓李師師品嘗。那李師師是一代名妓，即便是吃橙子，也是很講究的。她特意取來一把并州產的小刀，又薄又亮，把橙子切開；又往碗里撒了一點吳地產的雪白的精鹽，用涼開水沖化了，把切好的橙子放在鹽水里蘸著吃。徽宗和李師師又調笑一會，說了一些私房話，夜就已經很深了。周邦彥在暗處把這一切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不只是出于極度酸楚還是賣弄才華，竟然把這天大的機密寫成一首《少年游》，詳細敘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和兩人的狎昵之態和情濃之狀：“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當徽宗與李師師再次相會時，李師師就唱起這首《少年游》為徽宗佐酒。徽宗見詞中說的是上次幽會這個極端私密之事，便問誰作，李師師說出作者。徽宗十分惱怒，他當然不能讓臣下知道隱私，更不能容忍臣下分嘗禁臠，但也不能以此來處罰周邦彥，那樣就等于將皇帝嫖娼這件天下丑聞公諸于世。于是坐朝時就對宰相蔡京下旨，開封府有個監稅叫周邦彥的，聽說他為完成交稅任務，京兆尹為何不報告？皇帝的責問搞得蔡京一頭霧水，只好對徽宗說：請允許我退朝后到京兆尹那里去查問一下，然后再向陛下報告。蔡京查問京兆尹，京兆尹說，正好相反，所有的稅吏中周邦彥上交的最多。蔡京說，看來是皇上不高興周邦彥，只好按皇上的意圖辦了。于是定周邦彥“職事廢弛”罪，將周邦彥趕出京城。

　　除去了眼前障礙后，徽宗再次來到李師師處，卻不見李師師。問其家人，才知到她去為周監稅送行了。道君皇帝剛才還在為除去礙眼人高興，誰知來到這里，李師師卻去給周邦彥送行去了，心中自然更不舒服。徽宗在李師師處等了很久，李師師才回來，而且“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說“你到那里去了”。李師師跪奏說：“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趙官家來了”。道君皇帝還在嫉恨周邦彥寫的那首《少年游》，于是便問道：“這次又寫詞了嗎？”。李師師如實回答說：這次又寫了首送別詞《蘭陵王·柳》。道君皇帝說：“你唱唱看”。李師師見徽宗想聽新詞，知道氣已消其大半，便敬上一杯酒說：“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于是唱起這首千古流傳的名曲《蘭陵王·柳》。曲終，道君大喜，將其召回，并提拔為大晟府樂正，最后官至大晟府提舉。

　　當然，張端義在《貴耳集》中記載這個故事，并非是為了獵奇香艷，而是為了追究道君皇帝的亡國之禍。他在這段故事的結尾說：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一人深受徽宗信任，提舉大晟府，一個更是成為當朝宰相。荒唐的是，這兩人都是徽宗在妓院認識的，君臣同為狎客好友，這樣如此之君臣，“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但是，就像是對白居易的《長恨歌》一樣，后人記住的不是白居易強調的創作主旨：探討唐王朝由盛轉衰原因，為后人留下歷史借鑒，所謂“懲尤物，窒亂階”。而是記住“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人間長恨。張端義發端的這段故事，人們記住的是李師師、周邦彥和道君皇帝之間的三角，以及周的名作《少年游·并刀如水》和《蘭陵王·柳》在情節中的重要作用，從而敷衍出陳鵠《耆舊續聞》、周密《浩然齋詞話》，乃至《李師師外傳》、《大宋宣和遺事》中一個又一個故事小說和戲曲來。

　　其實，這兩首名詞乃至周邦彥與李師師之間并無什么關聯，與宋徽宗更是牽扯不上。如上所述，《少年游》是寫于神宗元豐二年（1079）至元祐元年（1086），周邦彥在京都為太學生和太學正期間。此時哲宗尚年幼，弟弟趙佶還是端王，與徽宗即位后的政和六年(1116)結識李師師相距三十多年。在此期間，辭采斐然、年少風流的周邦彥倒是經常流連于秦樓楚館、歌臺舞榭，寫了許多應答歌伎的“軟媚”詞作，但無證據能確指《少年游》是寫給李師師的；另外，元祐二年（1087）周邦彥被逐出太學，去廬州府當教授，是因為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啟用司馬光、蘇軾等守舊派老臣，排擠、斥逐新黨，周邦彥又“不能俛仰取容”而導致，與寫《少年游》贈妓并無關系。再者，如上所述，周邦彥的名作《蘭陵王·柳》是寫于從紹圣四年重返京都到政和元年（1097—1111）這十五年間，與《少年游》的寫作時間神宗元豐二年（1079）至元祐元年（1086）相距又是幾十年時間，并不存在《貴耳集》中所說的因寫《少年游》被逐出京都，又因《蘭陵王·柳》讓徽宗收回成命并提拔為大晟府樂正。這首詞雖是“客中送客”之作，并不一定發生在周邦彥和李師師之間。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鄭文焯《清真詞校后錄要》和陳思《清真居士年譜》中對此辨析甚詳，也皆作有力辯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