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著名家教選介（十）：左宗棠家書
【簡評】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上去世。長期與曾國藩相左的左宗棠聞訊后寫了一幅著名的挽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表白心跡，奉上喪銀四百兩。又寫下這封給長子孝威的家信，進一步剖白與曾國藩之間矛盾的性質、原因以及自己的處事原則。因自己正在新疆用兵，分身乏術，要長子代替自己臨江拜祭，并寫一篇誄文來解釋和辯白兩人爭執的原因，并表達自己的尊崇之意。
曾左失和，晚清政壇人人皆知。按說兩人為湖南小同鄉，一出湘鄉，一出湘陰，出身相似，年齡相近，僅相差一歲。更主要的兩人皆是湘軍主要將領，共同平定太平天國，共同剿捻，同為中興名臣。又皆主張學習西方、富國強兵，皆為洋務運動領袖人物。應當像左宗棠在挽聯中所云“同心若金”的。但實際上卻勢若水火。究其原因，固然很多：有性格上的不同，也有才氣上的互不服輸，家族利益上的沖突。左宗棠性格外向而剛健，“喜自負，每與友人書，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勝古亮。剛厲介之操，自號曰‘忠介先生’”（《左文囊公事略》）所以與曾國藩相處，處處爭鋒，絕不相讓：曾國藩在一封賞賜郎中的帖子中有“右仰”二字。這本是書札中常用的客套話，因古人以“右”為上。但當時身為曾國藩幕僚的左宗棠看后很不高興，認為曾國藩是在暗示他要屈服：“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于是“嫌隙由是而生，其后竟如水火”。據說曾國藩曾出一上聯指責作為幕僚的左宗棠老是與他唱反調，其中嵌入左宗棠的姓和字：“季子何言高，與我意見大相左？”左宗棠字季高，故聯語中嵌其字以開涮。左宗棠也毫不示弱，立即回敬一聯：“藩臣堪誤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聯中亦嵌了曾國藩的名字，而且“上升到政治高度”甚至到了曾國藩去世，謚號“文正”，他也惱火“他都謚了‘文正’，我們將來不要謚‘武邪’么”。 曾左失和，也夾有家族利益上的沖突：曾國藩起家舉辦團練時，因經費不足，厲行捐輸，“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湘軍志》）。陶澍是左宗棠伯樂，左宗棠將陶澍唯一的五歲遺孤陶桄教育成人，并將長女嫁給陶桄，因此不滿曾國藩此舉，極力從中作梗。曾左結怨即由此而始。
相反，曾國藩性格內向而富于韌性，其格言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為人寬宏大度，不念舊惡，兩人在數十年的交往中，曾國藩數次舉薦左宗棠，乃至保護這位罕見之才涉險度難。左宗棠在湖南為巡撫駱秉章主持幕務時曾發生“總兵樊燮京控案”（見前《致孝威、孝寬》簡評）當時湖廣總督官文投井下石，趁機陷害左宗棠。朝廷降諭：“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郭嵩燾、潘祖蔭出面奏保。朝廷“特旨詢曾公國藩”，曾國藩亦不念前嫌，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反對治罪左宗棠。結果咸豐皇帝非但沒有治罪，反而升他為四品京堂，并下旨將樊燮革職，勒令回鄉。一場政治風波于是化險為夷。咸豐六年，左宗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助其以奪取被太平軍所占武昌，曾國藩上奏朝廷保舉左宗棠，結果左被任命為兵部郎中，并賞戴花翎，正式走上仕途。后左宗棠率軍攻陷太平軍占領的杭州，曾國藩又奏保他為浙江巡撫。結果倔強的左宗棠不但不承情，反而罵曾國藩虛偽，是理學的偽道士，而且罵得沒完沒了，罵出了習慣，也罵成了癥候，還不時捎帶上李鴻章、沈葆楨。他在西北有個下級曾記載他幾次拜訪左宗棠，欲匯報工作，而左宗棠只管罵曾國藩，讓他簡直插不上嘴：“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剌剌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己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于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
但正如左宗棠在這封家信中所說的：“吾與侯有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竟勢比”“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兩人的爭執多源于治國、用兵舉措上的分歧，或是對人生價值的不同認知：咸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正率湘軍與太平軍在江西鏖戰父親病故。作為理學名家，曾國藩聞訃后，沒有等朝廷準旨便回籍奔喪。朝議頗不以為然，加之“左恪靖（宗棠）在駱文忠幕中，肆口詆毀，一時翕然和之”（《水窗春囈》）。曾左關系更趨緊張。左宗棠在被曾保舉任浙江巡撫后不久，認為曾國藩“才略太欠”、“恐終非勘亂之人”，難以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決心獨樹一幟，“盡平生之心，轟烈做一場”（《家書》），再度與曾鬧不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糧餉同曾國藩爭執，左與之聯成一氣，結成左沈集團。朝廷則有意扶植左沈勢力，提升左為閩浙總督，利用左曾矛盾以削弱曾。于是，曾左矛盾在咸豐六年被任命為兵部郎中，一度平靜之后驟然再起。更為火上加油的是：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病故，幼主洪福繼位。7月13日，曾國藩弟弟曾國荃率先攻陷天京，曾國藩上報洪秀全已死，幼天王洪福也死。朝廷大為高興，賞曾國藩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但左宗棠卻來敗興，上疏說幼天王沒死，逃跑了（實際上是逃跑后被捕殺），曾國藩是謊報軍情，結果曾國藩被皇帝下旨嚴責。曾國藩疑左宗棠“張皇其辭而怒，特疏詆之”，而左亦“具疏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昂，亦頗詆公（曾）。”未幾，幼天王被俘，而曾左之怨卒不解，“遂彼此絕音問”。曾國藩憤憤不平地對人說：“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彼乃罪我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庸聞筆記》）。此后，曾對左多有攻擊之辭，而左則以牙還牙，“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左文囊公晚年斗意氣》）。曾左關系，至此惡化。
由于在海防、陸防的李鴻章與左宗棠之爭中，曾國藩支持左宗棠，又將湘軍精銳劉松山部交給左宗棠支持其平定新疆。西征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使曾左達成某種諒解，交惡數年，雙方關系又開始緩和。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在如何處理教案問題上，曾、左又產生了分歧。總理衙門征詢左宗棠的意見，左認為教案事出有因，不應懲辦無辜百姓及府縣官吏，“致失人和”。曾國藩則視此類言論為“局外無識之浮議”，害怕外國人借口挑起兵端，堅持既定的委曲求全的辦案方針，致使對外賠款數十萬兩白銀，津民十六人枉死刀下。事后左宗棠譴責曾國藩道：“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講求，何能不為所撼……，彼張皇夷情，挾以為重，與嚴索抵償，重賠恤費者，獨何心欲？”（《書牘》卷11）左宗棠的譴責和輿論的壓力，使曾國藩意識到自己的處置“多不愜輿情”，深感“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作為亡羊補牢之舉，曾提出：“吾輩任疆圻者，唯當練兵訓士，儲備人才，修造輪船，設立炮臺，隱圖自強之策，庶有補于萬一耳”（《未刊信稿》）。曾國藩既有了自責之意，曾左也就沒有因津案一事再度交惡。
由此看來，兩人的分歧爭執，主要多是源于治國、用兵舉措上的分歧，或是對人生價值的不同認知。正如這封家信中所言：“吾與侯有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竟勢比”兩人之間“攻錯若石”，還是為了“相期毋負平生”。就像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評價那樣：“他有過許多敵人，但未必有一個私敵”。這種情況，曾、左之間也并非首開先河。宋仁宗時，韓琦和富弼皆是“慶歷新政”的中堅，但兩人負氣相背而行，絕無交往，甚至韓琦去世，富弼也沒去吊唁，比左宗棠更為偏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