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及學術特征

　　法國漢學在西方漢學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留學法國的中國學者李思純曾言：“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當代法國漢學家戴密微（Demieville,Paul）干脆就說“西方的漢學是由法國人創(chuàng)立的”[1]

　　法國漢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譯介始于十七世紀后期的在華傳教士，經(jīng)過“傳教士時段”和“專業(yè)漢學”等歷史演變，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學術史，其中以近百年來最具特色：一方面，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進入成熟期和互動期；另一方面，隨著對中國大陸的態(tài)度變化，法國的漢學研究起伏很大，呈現(xiàn)鮮明的時代特色。以下就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及學術特征加以述論和研討：

一、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流播的歷史進程及學術分期

　　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可分為三個時期：二十世紀初至二戰(zhàn)為成熟期和互動期（1901－1945）；二戰(zhàn)以后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為復蘇重建期（1945－1978）；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階段為興盛期和新變期（1978年至今）。

　　1、成熟期和互動期（1901－1945）

　　190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和繼后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的口岸包括武漢、重慶等腹地已全面向西方洞開，二戰(zhàn)以前進入經(jīng)濟顛峰狀態(tài)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jīng)濟利益和文化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更大的興趣，又一次出現(xiàn)“中國熱”。 另一方面，中法的文化交流由法國漢學家的單項接受變成中法之間的文化互動。如果說，18世紀啟蒙運動先驅伏爾泰的劇本《中國孤兒》和小說《查第格又名命運》開創(chuàng)了法國近代文學向中國古典文學尋求新的題材、新的靈感傳統(tǒng)的話，那么，20世紀初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對法國文學的翻譯引進，則開啟了中國新文學向法國文學尋求新思維和新觀念、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表現(xiàn)手段的先河。這場文化互動，首先從思想領域啟動，而主要反映在文學領域尤其是法國小說的翻譯和介紹上。二十世紀初發(fā)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法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熱，對以“自由、民主”為核心價值觀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對以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為主要創(chuàng)作手段的“新文學”隊伍的成長和創(chuàng)作手段的豐富與完備，乃至“新文學”理論的建立和發(fā)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鑒和推動作用。

　　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法國漢學，經(jīng)過儒蓮、沙畹、微席葉幾代人的努力，此時已進入成熟期，成為國外漢學、尤其是西方漢學的領頭羊。以崇尚古代歷史和文化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漢學，無論在研究隊伍、研究成果和研究范式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作為成熟期的法國漢學，呈現(xiàn)以下一些顯著標志：

　　第一，研究機構的增多和研究隊伍的增強。這個時段法國漢學主要的教學和研究陣地，除了十九世紀的法蘭西高級研究院和巴黎國立現(xiàn)代東方語言學院外，巴黎大學、里昂大學、波爾多大學、巴黎高級研究學校、國家科研中心、羅浮宮學校等也陸續(xù)開設中文系或中國學專業(yè)。另外，巴黎亞洲學會、附屬巴黎大學的漢學高級研究所、法國遠東學院、日佛會館等研究機構也都增設了漢學研究機構。在這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從事學習的學員達四百多名，教員也有數(shù)十人之多。其中設在遠東地區(qū)的法國遠東學院，是這個時段成立并在遠東地區(qū)產生極大影響的一所法國漢學研究機構。該院以印度支那和中國的考古學為主，旁及語言文化。第二年學院的一些出版物開始面世，其中《考古學志》是考古專業(yè)雜志，到20世紀結束已出版22冊；《法國遠東學院學報》和“法國遠東學院集刊”以研究印度支那和中國文化為主前者每年一卷，后改為一年二期，后者至20世紀結束已出版181冊。這是法國在亞洲歷史最悠久、成果也最顯著的一所研究機構，標志著法國的漢學研究已由間接傳播進入發(fā)生地第一手資料的直接獲得；傳播和研究的主體也由傳教士的個別行為和隨意性，轉為專業(yè)學者和專門研究機構的計劃性和規(guī)范性研究。1957年，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獨立，法國遠東學院撤回法國巴黎。[2]目前，遠東學院有三十多位亞洲學研究專家，從事文獻學、金石學、人類學、考古學、史學和藝術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中國臺北、香港、福州，印度、吉隆坡、首爾、東京、河內、金邊等有常設研究機構。二十世紀法國一些著名的漢學家如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謝和耐等都曾在這個學院學習或工作過，并出版了許多有影響的漢學論著，因而聲名遠播。

　　第二，涌現(xiàn)出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伯希和（Pellilt,Paul， 1878-1945）、馬伯樂（Maspero,Henri，1883-1945）、葛蘭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考狄（Cordier,Henri，1849-1925）、列維（Lévi,Sylvain，1863-1935 ）、古蘭（Maurice Courant）、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等一大批出色的漢學研究代表人物，其中沙畹、伯希和、葛蘭言等對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貢獻尤著：

　　沙畹出生于一個新教徒家庭，求學期間在校長影響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并成為終生追求。1889年，24歲的沙畹作為駐中國公使隨員，首次來到中國，從事漢語學習和漢學研究，并在中國學者唐復禮（清末曾任駐法使館參贊）幫助下對《史記》進行法譯。1893年回國后，沙畹接替戴維爾·圣－德尼侯爵（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主持法蘭西學院的漢學講座，時年28歲。1907年沙畹再度來華進行文化考察，隨行的還有年輕的后來成為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奠基人、被稱為“阿翰林”的B.M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他們的足跡遍布河北、河南、山東、陜西、山西等省和滿洲里，特別是在龍門和云岡石窟，收集了大量的文物和碑帖，沙畹后來的大量著作就是對這些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沙畹的漢學研究涉及史學、碑銘學、古文字學、敦煌學、佛學和道教研究等眾多領域，其中與中國古典文學有關的代表作有五卷本的《<史記>譯注》（1895－1905）、《中國訪古志》（1907）、《泰山，中國祭祀專論》（1907）、三卷本《中國三藏中節(jié)選之五百神話故事及寓言》（1901－1911）等。在這些論著中，表現(xiàn)了一位西方漢學大家深邃的洞察力和漢學底蘊，并為后來者開拓了寬闊的研究空間，當然也帶上了西方漢學家常有的偏見。如在《<史記>譯注》中，沙畹通過“前言”和“專論”以及一些附錄，幾乎對涉及中國古代文化的所有問題諸如儒家的君臣觀念、治國理想、家庭倫理以及歷史觀等皆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作出尖銳的批判。《泰山，中國祭祀專論》是他于1901年1月、1907年6月兩次到泰山考察的研究結晶，全書六章，分述泰山崇拜及其源流、山川、廟宇、遺址及碑銘、泰山封禪祭祀相關記載及祭告文、風土民俗等，最后還有一篇關于中國神社的“附錄”。這本專著第一次向西方系統(tǒng)地介紹了泰山的歷史文化，保存了有關泰山祭祀等方面的許多珍貴資料，僅關于中國神社的“附錄”就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宗教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中國三藏中節(jié)選之五百神話故事及寓言》收錄了許多印度佛經(jīng)故事及其源頭民間傳說，這是他應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之請翻譯印度佛經(jīng)的系列成果之一，對于缺少文字記載的印度佛教來說，更是相當珍貴的一批文物資料。可以說沙畹把一生都獻給了漢學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還在研究《東亞史》中的《投龍簡》。1919年，他在索邦大學（巴黎大學）發(fā)表的那篇深邃又熱情的《中國人的一些道德思想》幾個月后，即溘然而逝。

　　伯希和是20世紀上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早年曾就讀于法蘭西學院，師從漢學家沙畹和印度學家列維。1900年初，伯希和被派往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工作，22歲成為遠東學院的漢學教授。其間，他曾多次被派遣到北京為學院的圖書館收羅中文書籍，回國后于1911年被任為法蘭西學院中亞語文、歷史和考古教授，并開設“中亞西亞歷史、地理考古學”講座，奠定了他的漢學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伯希和作為法國武官在北京逗留，1945年在巴黎死于癌癥。 伯希和是一位漢籍目錄的校勘學、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專家，晚年又對西域、突厥和蒙古發(fā)生濃厚興趣，發(fā)表了一系列論文和專著，但使他真正成名也使他成為有爭議人物的是他與敦煌學的淵源。1905年，27歲的伯希和被委任為法國中亞探險隊隊長， 1908年2月到達敦煌，在對藏經(jīng)洞經(jīng)過3周的調查后，從中選出最有價值的文件約二千余卷，以500兩銀子（約90英鎊）的價格從保護莫高窟的王道人手中購得。伯希和選出的文件全都是絕品，遠比之前的英人斯坦因獲取的價值高。同年伯氏在《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發(fā)表《敦煌藏經(jīng)洞訪問記》；第二年又到中國采購漢籍并攜帶部分敦煌寫本精品，出示給在京的中國學者羅振玉、蔣斧、王仁俊、董康等人，中國學術界始知敦煌遺書，并認為伯希和是個騙子和打劫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伯希和又加了頂帽子：“帝國主義文化間諜”。有意思的是，“甚至在法國，伯希和也被指責為吹牛大王、偽君子，這種指責甚至延及其尊敬的老師沙畹”[3]。但另一方面，又有人對伯希和給予極高評價：“如果沒有伯希和，漢學將成為孤兒”[4]，巴黎的Guimet博物館也有一個畫廊以伯希命名。評價和爭議的差距如此之大，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漢學家中都是極為少見的。

　　葛蘭言也是沙畹的學生，他和戴密微是沙畹及眾多弟子中兩位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出重大成績并產生廣泛影響的漢學家。1910年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博士論文由《古代中國的祭日和歌謠》和《古代中國的婚姻制度和親緣關系》兩篇論文組成。1911年來北京留學，兩年后回國任高等研究院東方宗教研究所所長，后轉任東方學院教授，并曾擔任高等研究實踐學校宗教學系主任，中國高等研究學院主管。葛蘭言為人富有正義感，1940年貝當政府向納粹德國求和，他聞訊后一氣身亡，享年56歲。代表性的論著除上述兩部博士論文外，還有《中國人的宗教》(1922) 、《中國思想》、《中國文明》（1929）等，以及經(jīng)別人整理出版的遺著《中國的封建制度》(1952)和《關于中國的社會學研究論文集》(1953)。

　　第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由譯介進到一些深層問題的探究，學術思想和研究手段也隨之產生變革。這個時段的著名漢學家如沙畹、伯希和、馬伯樂（Maspero,Henri）、葛蘭言和考狄等人，皆到過中國甚至在中國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學養(yǎng)和系統(tǒng)的“中國學”專業(yè)訓練，既有當年傳教士們對中國的親歷和第一手資料，又有著專業(yè)漢學家扎實的功底和專業(yè)視野，這種雙重功底，使他們對漢學研究向縱深開拓和理論建樹成為可能。他們不僅在歷史、哲學、文學、宗教、經(jīng)濟等漢學領域皆有全面的推進，而且開創(chuàng)了敦煌學、考古學等新的研究領域，同時也為中國學者增添了新的學術領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國古典文學而言，不僅開創(chuàng)了敦煌學這個新的研究領域，而且也開始由文學作品的譯介轉入文藝學的探究和研究思想上變革和研究手段的創(chuàng)新。例如葛蘭言，他在學術思想上不滿自19世紀以來漢學研究中一直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的考據(jù)學派，轉而采用結構主義的解析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注意社會發(fā)展變化以及人與社會環(huán)境間的關系，加上又富有獨創(chuàng)精神，所以常能一反傳統(tǒng)，發(fā)人所未發(fā)。在《古代中國的祭日和歌謠》這本專著中，作者從“鄉(xiāng)野主題”入手，與鄭國、魯國、陳國的春季節(jié)日以及春天的皇宮節(jié)日聯(lián)系起來，探討中國古代節(jié)慶、勞動、歌舞與愛情相生相成的關系。他還有意識的運用人類學、神話學等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遠古時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學意義，并引用了中國西南部少數(shù)民族的祭祀和戀愛時的歌舞作為例證，從而得出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截然不同的結論，他認為：“只要不堅持把《詩經(jīng)》尊之為經(jīng)，不把儒家的標準作為衡量價值的首要標準，那就沒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說，哪一首詩描繪了惡習，哪一篇歌頌了德行，沒有任何東西一定能證明，只有受到王政影響的地方，風尚才會純正。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多了，人們就會更加有把握地推斷出所有的歌謠都表現(xiàn)了往昔正常的風尚習俗”[5]。此時的法國漢學在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上的突破，除了進行文藝學的探究外，還表現(xiàn)在一些作家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移植，用改寫的方式來抒發(fā)自己的情感，如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的散文詩《認識東方》，瑟加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詩集《碑林集》等。克洛岱和瑟加蘭都在中國生活過很長時間，瑟加蘭更是兩次來到中國，足跡遍布陜西、甘肅、四川等地，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發(fā)的感慨，已不像當年伏爾泰那樣，憑借傳教士的第二手資料和一些道聽途說，貯滿浪漫情調和理想色彩了。

　　這種深層探討也表現(xiàn)在中國古典戲曲研究上。20世紀法國學者對中國戲劇的研究遠不止于對中國戲劇特征作一般的描述，還把這些表現(xiàn)特點上升到美學的高度，去追尋哲學的、文化的源頭。最早將中國戲劇表現(xiàn)形式和中國哲學聯(lián)系起來考察的是法國戲劇家阿爾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他是位戲劇理論家、演員和詩人，也是法國反戲劇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主要著作有《戲劇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發(fā)現(xiàn)》、《戲劇及其兩重性》等。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現(xiàn)實主義小組，并主持超現(xiàn)實主義研究中心的工作。1931年寫出《論巴厘戲劇》、《導演和形而上學》等文章。1932年發(fā)表“殘酷戲劇”宣言，提出借助戲劇粉碎所有現(xiàn)存舞臺形式的主張。他在1938年出版的戲劇論文集《戲劇及其兩重性》中十分欣賞老子《道德經(jīng)》第十一章開頭的一句話：“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認為這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觀“虛實相生”的形象說明。中國古典戲劇的“涵虛”風格的追求，正源于老子的“無”與“空”的哲學原理，而這種“涵虛性”恰恰是20世紀西方戲劇藉以擺脫自己原有的表現(xiàn)模式，尋求新的出路的依據(jù)。阿爾托正是從中受到啟發(fā)，從而提出“從無走向形，又從形返回無”反西方傳統(tǒng)的戲劇構想[6]。法國當代戲劇理論家喬治·巴努在其《戲劇的出路》一書中也反復引證老子的《道德經(jīng)》，認定“將西方戲劇界人士求救的種種哲學思想聯(lián)合在一起的，是他們對‘無’與‘空’的共同追求”，強調老子這位東方哲人的思想對建立歐洲戲劇新的舞臺秩序的重要性影響。他指出：“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經(jīng)常地放到東方戲劇的練功上，放在通向動作符號的道路上，而不是更多的放在動作符號的本身，這一點是頻繁接觸東方靈性的結果”[7]。

　　第四，一批中國學者加入了法國漢學的翻譯和研究隊伍。這批“外國軍團”已不是十八世紀來法朝圣如黃嘉略、馬國賢、高類思、楊德望等中國傳教士，而是一批來法留學專門從事學術交流的中國學者和留學生，如劉半農、傅惜華、戴望舒、吳曉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凱、敬隱漁、徐仲年、汪德耀等，在20世紀上半葉達百人之多。劉半農（1891～1934）是“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之一。192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學習，次年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語音學。1925年春季，他以《漢語字聲實驗錄》《國語運動史》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并成為巴黎語言學會會員，獲得法國學院的伏爾內語言學專獎。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法大學國文系主任等職。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立有很大功績，除捍衛(wèi)新文學運動展開理論論戰(zhàn)外，也付諸創(chuàng)作實踐，出版有詩集《瓦釜集》（1924年4月）、《揚鞭集》（1924年6月）、《半農雜文》（1934），翻譯有《茶花女》等。他的主要學術貢獻在語文運動、實驗語音學及漢語語法的研究三個方面。古典文學方面的論著有《敦煌掇瑣》（1925）、《宋元以來俗字譜》（合作，1930）、《中國俗曲總目稿》（合作，1932）、《十韻匯編》（合作，1935）等。林黎光（1902－1945）是法國漢學家列維（Lévi,Sylvain，1863-1935 ）的弟子，曾受列維委托，整理列維從尼泊爾帶回來的梵文《諸法集要經(jīng)》，林將此做成漢、藏、法文對照評注本，這在中國佛經(jīng)整理研究中還是首次。另外，傅惜華、戴望舒、吳曉玲等此時皆在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的漢學雜志上發(fā)表過關于中國小說和戲曲的專論，對推動法國漢學對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研究也起了引導作用。留學生當中還有不少人以探究中國古典小說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并在法國的雜志上公開發(fā)表，成為法國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者。中國的留法學者如羅大岡、梁宗岱、徐仲年等發(fā)表一些關于唐代詩人詩作的譯介評論，點綴著此時段寥若晨星的漢詩研究。徐仲年在20世紀上半葉陸續(xù)發(fā)表有《中國詩五十首》（里昂《中國季刊》），《李白詩》、《杜甫詩》（《交流》），其中在里昂《大學雜志》上發(fā)表的《白居易研究》是法國漢學研究中第一篇唐代作家專論。梁宗岱有王維詩的法譯，羅大岡則出版了兩本唐詩專著：一本是《唐詩百首》（1942），翻譯唐詩約百首，所選篇目為戴維爾·圣－德尼的《唐詩》之外；另一本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詩人》（1948），譯介中國古典詩壇的七大名家：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賀、李清照，這在法國漢學研究中也是第一次。

　　二十世紀法國漢學家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出現(xiàn)新的特點，就是強調明清白話小說的社會學和文化學價值，注意從文化角度對明清時代白話小說的興盛和發(fā)展進行系統(tǒng)的考察，對此首先作出嘗試的是一批我國的留法學生如吳益泰、郭麟閣、吳曉伶、戴望舒等。1933年，我國的留法生吳益泰以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發(fā)表了《論中國小說的書目與批評》，從目錄學和文獻學角度，對明清小說的各種版本，以及明清史料包括各種筆記、詩話、詞話中對小說的評價進行搜集，并從文化背景賀文學史流變評析其產生原因。1935年賀師俊的博士論文《論儒林外史》、郭麟閣的《論紅樓夢》更是從文化視角對這些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之作進行專題研究。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中國學者傅昔華、吳曉伶、戴望舒等從社會學和文化學角度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論在一些大學的研究刊物上發(fā)表，更推動了學院派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開展。在此之后，法國漢學家奧尼維埃·比熱蘭、雷維安（André Lévy）、法伊爾維爾、儒伯等則更進一步，把法國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而居于歐洲的領先水平。

　　1940年，貝當政府向納粹德國求和，戴高樂在倫敦組建“自由法國”，法國陷入二戰(zhàn)泥淖之中，漢學研究也向其它學術文化事業(yè)一樣，全面停滯和倒退。一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和戴密微、謝和耐等二戰(zhàn)以后又一代漢學大家的崛起，法國漢學才又一次進入興盛期，其間中斷或停滯了近二十年。但二戰(zhàn)以后，美國漢學隨著其經(jīng)濟實力已廣泛影響西方世界，法國當年漢學研究龍頭老大的位置已風光不再。戰(zhàn)爭，無論對物質生產還是精神創(chuàng)造，都是一場浩劫。

　　2、復蘇重建期：二戰(zhàn)以后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1945－1978）

　　其間有兩個顯著的標志： 1964年中法建交和 1966年開始的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前者可稱為法國漢學復蘇重建期，是這個時段的漢學主流；后者則由于封閉和盲目呈現(xiàn)兩個極端。

　　第一階段：戰(zhàn)后至中法建交（1945－1964）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后階段，法國陷入二戰(zhàn)前后的泥淖之中，漢學研究全面停滯和倒退：法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最有影響的三位漢學家皆在二戰(zhàn)中去世：馬伯樂死于納粹集中營，葛蘭言因德國入侵、貝當政府賣國憂憤而死，伯希和在看到勝利曙光的1945年去世。他們的接踵而逝給法國漢學造成巨大真空。由于世界性的戰(zhàn)亂，東西方交通、人員往來，資料搜集都相當困難。二戰(zhàn)之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承認這個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新生國家，對華進行封鎖禁運，客居中國大陸的法國漢學家悉數(shù)返回法國，中國留法的學者除古典文學專家和翻譯家李治華外也皆返國，聯(lián)系橋梁中斷，漢學研究已成無源之水。即使是最活躍的中國古典小說譯介方面，從四十年代中期到整個五十年代，法國漢學界只出過一本《西游記》的譯本[8]。另一方面，二戰(zhàn)以后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經(jīng)濟力量的迅速提升帶動了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的較快拓展。1949年以后，一部分大陸學者移居美國或從香港輾轉赴美，以及美國長期與臺灣學者交流，皆促進了美國漢學的品質提升，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創(chuàng)新多樣終于超過西歐和前蘇聯(lián)，成為西方漢學的的頭號重鎮(zhèn)。

　　法國漢學的冷寂局面終于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被打破，這也再次證實西方漢學的興衰與政治經(jīng)濟密切關聯(lián)。1964年，戴高樂將軍率先打破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封鎖與中國建交。在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法國政府倡導下，兩國間的經(jīng)濟文化日益頻繁，漢學研究也在此時開始復蘇和重建，出現(xiàn)了四十年代以后沒有過的好勢頭：在漢學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已有的法蘭西高級研究院、巴黎國立現(xiàn)代東方語言學院、羅浮宮學校、里昂大學、波爾多大學外，又在巴黎第四大學、第七大學、第八大學、第十大學、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馬賽大學、普羅旺斯大學乃至一些中學也設立中文課程，培養(yǎng)中文人才。在研究機構方面，法蘭西國家科學研究院擴充和新設一系列東方和中國學研究機構，如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組、敦煌研究組、當代中國研究及資料中心、東亞語言所、華南及印度支那半島研究所、中亞地區(qū)考古：古代文化、環(huán)境與技術研究組、民族學及比較社會學研究所、國際問題研究所、喜馬拉雅學中心和道教資料中心等，成為繼法蘭西學院之后法國漢學研究的“國家隊”和主力軍。另外還有社會科學高級研究學校、法國中國學研究所、利瑪竇研究所等。其中利瑪竇研究所成立于中法建交后的1966年，該社在中國臺北和法國巴黎設有分社。臺北利氏學社主要從事辭典編纂、語言文章、中國哲學、中國宗教、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巴黎分社在中國醫(yī)學、哲學等基礎研究方面有顯著成績，兩個分社經(jīng)常進行協(xié)作研究。利氏學社出版有40多種附有大量注釋的中文經(jīng)典。該社成員出版的大部分中國學著作均是對漢文經(jīng)典著作的譯注本，以及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諸多方面的介紹。兩個分社共同組織出版的《漢法大辭典》，收有一萬多個漢文單字，25個詞組，已成為法國中國學家和中文系學生的必備工具書。法國中國學研究所于1920年3月由法中兩國政府贊助成立，其目的是為了發(fā)展法中關系。該所的第一任所長是著名中國學家葛蘭言。此后，伯希和、戴何都、韓百詩、吳德明、侯思孟、施舟人、魏丕信、戴仁等著名漢學家均領導過該所。1959年該所正式歸并巴黎大學，1964年中法建交后，該所于1968年又劃歸法蘭西學院并加以充實和調整。這是一個協(xié)調法國中國學研究的中心機構，有專門的教學培訓部門和出版部門，定期舉辦講座和出版中國學著作，法國新一代的中國學家大多在此受過培訓。自1934年以來，該所的《中國學研究所文庫》，已出版包括沙畹、白樂日、戴密微、戴何都、石泰安等著名中國學家在內三十多卷中國學著作。此外，還編輯有《通檢和書目》叢書和《中國學研究所論叢》叢書。該所的圖書館有10多萬部近30萬冊藏書，向大學教授、科研人員和大學生開放，是歐洲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此時的法國已形成“漢語熱”，學習中文的學生數(shù)成十倍以上增加，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為例，學院從19世紀中葉開始漢語教學，是歐洲著名的“中國學”教學和研究基地。但在二戰(zhàn)之前，在該院學習中文的學生僅有20多名，1964年中法建交后學生數(shù)達到300名。

　　法國漢學的復蘇與重建從而走向新的興盛期，當然與一些領軍人物的功績密不可分。這個時段新崛起的漢學代表人物有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謝和耐（Gernet,Jacques，1921-），白樂日（Balazs,Etienne 1905-1963），埃蒂昂布萊（漢名艾瓊伯，Etiemble,Rene,1909—）、卡爾騰馬克·馬克西姆 (漢名康德謨Kaltenmark, Maxime，1910—)等。其中以戴密微、白樂日、艾瓊伯、康德謨對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貢獻尤著，戴密微更是法國漢學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杰出代表，與二十世紀以前的儒蓮、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沙畹儒蓮并為三杰，被法國漢學界譽為“我們的光芒”[9]。他于1894年9月13日生于瑞士洛桑，1914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后入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院和法蘭西學院學習，師從著名漢學家沙畹，并從著名印度學專家列維（Lévi,Sylvain，1863-1935）學習梵文。精通德、意、法、俄、日、藏與梵文，是“二戰(zhàn)”后一個時期法國最有成就和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1920赴越南河內任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1924年底來華任廈門大學教授。1926年前往日本橫濱就任日本東方日法研究所所長，1930年回法國任教, 返歐后入法籍，在巴黎高等研究學院和法蘭西研究院任教，主持講授佛教文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1945年起主編歐洲最有影響的漢學刊物《通報》。

　　戴密微的治學范圍及其廣泛，涉及佛教文獻學、中國佛教史、歷史學和文學等范疇，著述極為豐富， 專著、論文及書評約300余種。他是沙畹及其弟子中對包括敦煌學在內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出重大成績并產生廣泛影響的漢學家。治學自研究敦煌經(jīng)卷始，繼之及于禪宗、禪意詩、文人詩。他評介中國古典詩歌深入細致，推動了法國中國文學研究的發(fā)展 。這方面的著譯有《中國古代詩歌選》、《敦煌曲》（與饒宗頤合作）、《敦煌白畫》、《禪與中國詩歌》、《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山岳》、《一個唐代民間詩人：王梵志》、書評專集《敦煌學近作》（1971）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還與王重民合作研究敦煌漢文寫本，1982年法蘭西學院又發(fā)表其遺作《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他主持編譯的《中國古詩選》（1962）是法國漢學家選編的第一部中國古典詩歌的總集，他為此撰寫的長序，也是第一篇中國古典詩歌通論。此書的編譯匯集了法國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主要力量，一代名家戴密微、安德列·達夢（Damon,Francis-Yves），后起之秀桀溺、吳德明、儒伯，以及華裔學者李治華、梁佩貞等皆參加了編譯，可以說是法國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實力的一次展示，在法國的中國古典文學流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國古詩選》選譯了上自《詩經(jīng)》下到清代374首詩詞，共204位中國古代詩人的作品。書前有戴密微寫的一篇“導言”，以詩一樣的語言和火一樣的激情評介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特征和價值：中國古典詩歌的“表現(xiàn)手法是嚴謹?shù)摹⒕傻模念}材與自然界緊密相連。你們會隨時透過那些含義始終是具體的詞語，發(fā)現(xiàn)中國浩瀚無垠的疆土、與人類相適應的宇宙，以及從心靈深處發(fā)出來的超越語言的低沉回響。你們會在一個一切都是寧靜、淳樸、悠逸的世界發(fā)現(xiàn)自我。你們會感到與這相比，其它的一切詩歌似乎都有些過于啰索”。這是在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短小辯護，也是對“中國缺少史詩”之類西方批評的反擊，更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結構特點和藝術魅力的細致體察，沒有對中華文化的熱愛，沒有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深刻研究和掌握，是無法做到的。[10]另一部專著《一個唐代民間詩人：王梵志》則從文化學角度，探討這位在敦煌藏經(jīng)洞被發(fā)現(xiàn)的唐代民間詩人詩作，也是法國學者敦煌學研究中第一部文學專論，出版于戴密微去世后的八十年代初。

　　艾蒂安·白樂日 被費正清譽為“歐洲最偉大的中國學學者之一”，甚至被稱為“近代歐洲漢學研究之父”，曾任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學院研究所長。其主要成就在中國史尤其是宋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有《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隋書〉中的食貨志》、《〈隋書〉中的刑法志》等。其史學觀點和謝和耐相近，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到宋代已發(fā)育成熟，而近代中國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xiàn)。據(jù)此白樂日認為，研究宋史將有助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曾主持一個宏大的 “宋史研究計劃”并于1957年親赴日本籌劃，但因其早逝而未能實現(xiàn)。

　　艾瓊伯曾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現(xiàn)代東方語言學校和巴黎大學文法學院攻讀語言學，并獲得文學博士學位。1939—1943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法國語言文學教授。1944—1948年任埃及亞歷山大大學法語及拉丁語系主任。1949—1956任法國蒙彼利埃大學法國語言文學教授。1956年任巴黎（索邦）大學普通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1956年起任珈利瑪爾出版社《認識東方》叢書主編。有關中國的著作有《孔子》、《中國之歐洲》、《王維》、《陶淵明》、《有關詩歌翻譯的談話》等。

　　康德謨曾就讀于巴黎大學法學院、巴黎大學文學院以及高等漢學研究所，獲法學學士和文學學士學位。1955—1956年任巴黎法國全國科學研究中心課題組負責人，1957年起任巴黎法國國立高等學院宗教科學部研究室主任。他也是1973年成立的“敦煌抄本及有關資料研究組”成員。主要研究中國的宗教思想，尤其是道教思想，也是研究道教文學的專家。著有《列仙傳：古代道教仙人的傳說傳記》、《中國文學》、《靈寶：有關一個道教術語的注釋》、《老子與道教》、《中國哲學》等。他還參加了由吳德明和于儒伯主持編譯的《蒲松齡：〈聊齋志異〉選》的翻譯工作。

　　第二階段：中國大陸文革時期（1965－1977）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般從1966年的中共中央“5·16”通知算起，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共十年時間，史稱“十年動亂”。但從思想文化領域來說，從1965年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已經(jīng)開始了，直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為止，共十三年時間。這個時段由于中國的極左宣傳和“造反”運動，使得處于封閉狀態(tài)之外的法國漢學界出現(xiàn)很奇特的兩個極端：一端是將“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大革文化命”，同一切有良知的中國學者一樣，為此憤怒、痛心但又無可奈何。著名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就認為“文革”時期的文學是“枯燥乏味、缺乏象征、缺乏深意、沒有藝術效果的文學，是純粹的黨的正確路線的寓意化產品，充斥著標語口號陳詞老調，是虛假的文學，荒謬的文學”。[11]他們的漢學研究也因得不到交流和新的學術資料，不可能有所發(fā)展和開拓，只能保持一脈不墜而已。這批學者從國際道義出發(fā)，看到中國的“造反派”在“破四舊”的旗幟下砸毀文物、焚燒書籍，法國漢學家保護和延續(xù)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選譯一批漢學名著（包括文學作品中的戲劇小說），編一套“東方知識叢書”，由法蘭西院士、作家羅歇·卡約和東方學家艾瓊伯負責此事，由巴黎最著名的葛利瑪出版社出版。這項決議，實際上1959年就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只不過中國的“文革”加速了它的進程：如著名的法國漢學家吳德明翻譯的《聊齋選譯》就始于1966年，共選26篇，1969年由葛利瑪出版社出版；雷維安（André Lévy）選譯的《中國白活小說選》（從凌蒙初《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中選譯12篇），出版于1970年（葛利瑪出版社）；張復蕊翻譯的《儒林外史》和雅克·勒克呂等從《古今小說》中譯的《賣油郎獨占花魁》亦于1976年分別由葛利瑪出版社和巴黎第七大學東亞出版社出版；此外還有譚克霞《水滸傳》（葛利瑪出版社1978）、《明代短篇小說選》（葛利瑪出版社1987），雅克·勒克呂《九命奇冤》（巴黎法亞爾出版社1979），李治華和雅戈《紅樓夢》（葛利瑪出版社1981），伊莎貝勒·畢戎的《孽海花》（巴黎T.E.A出版社1983），盛成的《老殘游記》（葛利瑪出版社1984）雖出版于“文革“后，但工作進程亦在 “十年動亂”之中。由于這些譯注皆由法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承擔，翻譯質量大大超過以往的譯著，而且每部譯著一般都附有前言，介紹這部著作的成書過程、主要內容和藝術成就，便于法國讀者了解其文化背景和思想藝術價值。而且隨著每一部譯著的問世，法國漢學界重要掀起一股批評熱潮，產生一批評論文章，雖多屬隨感和印象式，但對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的流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況且，其中還有相當一些論文具有真知灼見，如奧尼維埃·比熱蘭從中國白話小說的特征以及與長江流域城市經(jīng)濟的迅速崛起來詮釋白話小說的興盛、發(fā)展和流傳的原因；[12]雷維安（André Lévy）提出的明清白話小說有別于傳統(tǒng)文學的簡潔性、現(xiàn)代性和多樣性的“視聽小說的三重性”[13]；于如伯《中國通俗小說戲劇中的傳統(tǒng)英雄人物》，法伊爾維爾肯的《中國小說》等。這批譯著有的雖出版于中國已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當年的陰霾已成歷史，但譯介過程多在十三年左右的“文革”時期。聯(lián)想到中國當時古典文學園地百花雕零、一片肅殺，而異國他鄉(xiāng)卻在極力支撐，真讓人感慨萬分。

　　另外，此時法國漢學研究還出現(xiàn)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即由傳統(tǒng)的獨立研究或師生接力改以專題研究組的形式，而且取得相當?shù)某晒缣K遠鳴（Soymie,Michel，1924- ）領導的“敦煌手稿研究組”，由全國各地的研究機構和漢學系專家組成，集全國整理編纂伯希和的敦煌手稿目錄，并出版敦煌研究論文集。施博爾（漢名施舟人Schipper,Kristofer，1934－）領導的“道教研究組”在法國全國科研中心、法國遠東學院和歐洲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承擔整個歐洲研究中國道教的“道藏研究計劃”，編制了道藏計算機數(shù)據(jù)庫。由霍爾茲曼（漢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任組長的“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組”于1975年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翻譯了《喻世明言》、《搜神記》等中國小說，編輯了《中國通俗話本小說分析與評論性目錄》。這個研究組還編輯已譯成英、法、德文的中國文學譯本的書目。????????

　　但是，當時的法國漢學還有另一極：由于“文革”中鋪天蓋地的極左宣傳而實際上又極端封閉，包括法國在內的外國漢學家根本無法得到關于中國的第一手資料和真實情況，誤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真是發(fā)自民眾的“催生新生事物”、“與舊傳統(tǒng)徹底決裂”的文化運動，特別對于生性浪漫、又有著“大革命”傳統(tǒng)的法國人來說，更有人抱歡迎和贊賞的態(tài)度，如漢學家阿蘭·佩爾菲就與弗朗索瓦·于連的看法相反，把中國文化浩劫中一支獨秀的“革命樣板戲”，視為“東方古國成長起來的新鮮文化事物予以熱情贊揚并向西方推介，在其專著中認為這是“東方醒來了” [14]。這部產生于“文革”時期的專著曾在西方引起轟動。這種由蒙蔽而產生的轟動效應，當然也不是法國漢學家一家，其它西方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一些德國漢學家也受其影響，要在德國漢學家發(fā)起一場“革命”，提出推翻傳統(tǒng)漢學，建立 “今日批評性漢學”新理念。

　　3、興盛期和新變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階段（1978－）

　　此間的法國漢學進一步走向興盛，且在研究方向、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上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產生這種興盛和新變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造成的經(jīng)濟繁榮和世界影響的擴大；另一是二戰(zhàn)后美國漢學成為西方漢學的龍頭老大，其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對法國漢學產生很大影響。1978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對外打開國門，吸引外國投資；對內確定以經(jīng)濟建設為新時期的總路線，經(jīng)濟開始每年以兩位數(shù)的速度增長，從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法國當然也不例外。1996年，法國占中國市場的份額為1%，1997年就增加為2.3%，翻了一番還多。進入21世紀后，中法在大型客機、高速列車、污水垃圾處理、農業(yè)農產品加工等方面多層次、多渠道的合作，更是拉近了中法經(jīng)濟文化方面的距離。雙方政府也有意成為推手：1998年，雙方建立的友好城市12對，友好省（市）9對；1999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聯(lián)合舉辦為期12天的“99ˊ巴黎——中國文化周”；2003年10月，中國文化年在巴黎舉辦，胡錦濤主席和希拉克總統(tǒng)分別為中國文化年開幕發(fā)來賀信，雙方的外交、文化部長等政要和名流出席開幕式，兩國各大媒體均給予顯著報道。此外，廣州、深圳、武漢分別在法國對口友好城市里昂、維埃納、波爾多等地舉辦了文化周活動；2005年，中法文化年在北京再次拉開帷幕；２００７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又于４月１２日至６月１０日在中國大陸舉行。屆時中法兩國的藝術家將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１４個城市，展開１００場文化活動，藝術門類包括視覺藝術和舞臺藝術等多種形式，如歌劇、打擊音樂會、話劇等。正是在此背景下，法國再一次出現(xiàn)“中國熱”：1998年，法國來華人員達14萬，其中在華留學生達800人[15]。仍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學院為例，改革開放后的1982年，在該院學習中文的學生已由1964年的300人激增到1800人[16]。但此時的“中國熱”已不同于二十世紀初，其主要關注點已由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轉向經(jīng)濟貿易、政治法律、教育科技和文化旅游等應用性領域，為了適應這一時代變化，很多漢學研究人員也對自己的專業(yè)方向重新定位，由中國歷史文化等傳統(tǒng)漢學轉向中國現(xiàn)代社會經(jīng)濟、當代文學和現(xiàn)代漢語等實用類型的教學和研究。

　　另一是二戰(zhàn)后美國漢學對法國漢學的影響。此時的美國漢學尤其是當代中國學，在西方世界已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法國學者研究當代中國大量參考美國搜集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不少當代中國學家干脆到美國去進修或從事研究，學習和使用美國漢學的研究方法。而美國在二戰(zhàn)以后興起的則是所謂“現(xiàn)代漢學”，它與傳統(tǒng)漢學之間不僅有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別，在研究對像、學科類別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傳統(tǒng)漢學是以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對像，現(xiàn)代漢學則是以現(xiàn)代和當代的中國文化、社會政治、風俗民情為研究對件；前者指向人文現(xiàn)象，比較單一；后者屬于社會學，比較寬泛；前者的研究方法朝向人文現(xiàn)象的“特殊性”，后者傾向于人文現(xiàn)象的 “普遍性”；前者研究的主體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后者則包括社會學家、政治學家乃至經(jīng)濟學家。這又從另一個側面促使法國漢學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走向轉換和新變。

　　但傳統(tǒng)漢學陣地仍有一批學者在固守并取得不俗的成就，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而言，就有霍爾茲曼（漢名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26-）、迪埃尼(漢名桀溺，Dièny,Jean-Pierre,1927-)、列維 （漢名雷威安Levy,Andre）、弗朗索瓦·程(漢名程紀賢, Cheng, Fransois)、埃爾武埃（漢名吳德明，Hrvouet,Yves，1921—）等著名代表人物。

　　侯思孟1954年以論文《中國詩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詩》獲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當時年僅28歲。1957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戴密微，以《嵇康的生平和思想》獲巴黎大學中文博士第二個博士學位。1960-1968年任《漢學書評》編輯，還曾在高等研究實驗學院第六組負責“中古社會”（經(jīng)濟社會組）和“中古時代洛陽城”（文化組）項目的研究，并開設“中國中古時代文人與政治集團-文獻研究”課程。1968-1969年曾到臺灣進修，師從臺灣大學著名學者屈萬里、臺靜農教授。1974-1978年任國立科學研究中心古典漢學研究組主任，后任所長直至1993年退休。他是位魏晉文學和敦煌學專家，代表作有《詩歌與政治：阮籍生平與作品》、《公元3世紀早期的中國文學批評》、《竹林七賢和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等。其中《嵇康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是法國漢學家第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詩人的專論。詩人采用中國傳統(tǒng)的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將嵇康的詩作放到魏晉易代這個特殊的背景下來考察，揭示詩人內心的痛苦和追求老莊的真實動機。如果說《嵇康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是對中國傳統(tǒng)治學方法繼承和發(fā)揚的話，《阮籍：詩與政治》則是對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批判和創(chuàng)新。這本專著以阮籍的82首《詠懷詩》為主體，探討詩人與政治、詩歌與哲學之間的關系。他還翻譯有《昭明文選》中的部分作品（包括嵇康的《養(yǎng)生論》、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曹丕的《與吳質書》、《典論論文》等），并將嵇康的全部詩作譯成法文并逐一加以評。侯思孟對于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念也有很深的研究，論著有《孝子與孝女：古代中國長期尊奉孝道》等。侯思孟曾在密西根大學、京都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執(zhí)教，歷任講師、研究學者、訪問教授等。退休前后，在世界上作了一系列的廣泛演講，先后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華盛頓大學、慕尼黑大學、日內瓦大學、京都大學等地講學。是一位在世界上頗為活躍也很有影響的一位法國漢學家。

　　桀溺曾就讀于巴黎國立高等師范學院。1970年起任巴黎國立高等學院歷史科學與語言科學部研究組主任，還是高等漢學研究所（隸屬于法蘭西學院）圖書管理委員會負責人。桀溺是位研究漢代詩歌的專家，這方面的代表性論著有《古詩十九首》、《中國古典詩歌溯源：漢代詩歌研究》（1968）、《牧羊少女和養(yǎng)蠶少女：論述中國文學的一個課題》（1977）、《曹植文集通檢》（1977）等。在最先發(fā)表的《古詩十九首》中，桀溺對“古詩十九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實行了一種文學上的革命，從而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世紀”，“具有一股獨特的更新力量”，并從古詩十九首的“抒情特點”、“結構藝術”和“新創(chuàng)的悲劇主義”三個方面來加以證明。《中國古典詩歌的起源：關于漢朝抒情詩的研究》用主要篇幅探討中國古典詩歌的產生發(fā)展的歷程及其相關特征，在最后一章對《江南》、《平陵東》等十五首漢樂府進行選譯和評析，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見。在這本專著中，作者還表明他研治漢詩的治學思想，他指出：研究漢詩，不能采用漢儒解經(jīng)的方式，也不能像某些近代學者那樣把此作為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考察的例證，應該從“嚴格意義上文學角度”出發(fā)，“仔細地考察形式和主題發(fā)展的歷史”，得出文學自身的結論。這對當時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兩種偏向——單純的文獻學和社會文化學傾向，有一定針砭性。《牧羊少女和養(yǎng)蠶少女：論述中國文學的一個課題》將漢樂府《陌上桑》和法國十二世紀行吟詩人馬卡布律的牧羊詩進行比較研究，探討中國的桑園文學與法國的牧女詩歷史演進過程及其各自的文學地位。研究中，作者將考證、文藝學評論和比較研究等傳統(tǒng)研究方式和新的研究手段結合起來，在研究成果和方法論上皆有啟迪意義。

　　雷威安是法蘭西高等漢學研究所教授，全國科研中心協(xié)作組中國文學與歷史研究組成員，1981年起任波爾多第三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是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著譯有：《中國通俗話本小說分析與評論性目錄》（主持編寫）、《高等漢學研究所論文集（第8卷第1—3冊）》、《金瓶梅》、《〈金瓶梅詞話〉法文本介紹》、《古代中國的商人們和文人們：17世紀的12篇故事》（《拍案驚奇》的摘譯本）、《西山一窟鬼：12—14世紀的7篇古代中國故事》（《京本通俗小說》的摘譯本）、《關于〈金瓶梅〉初刻本的出版年代明代》、《明代兩篇富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說和它們的來源》、《關于中國古代的3部故事集的論文匯編》等。雷威安對中國古典小說有較為深刻的理解，他認為《儒林外史》是一部深刻批判科舉制度、剖析士人文化心態(tài)的“最細膩的詼諧杰作”。他指出：具有近千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已逐漸“發(fā)展成為一部非人化的機器，沒有能力辨別它本應識別的個人德行，而過分刺激追求功名的野心”。吳敬梓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即諷刺的藝術來“揭示人的本性已被社會和政治制度所扭曲”。他的諷刺“交織著愛和恨”，是“最成功的諷刺”，這正是這部小說的價值所在[17]。至于《金瓶梅》，早在十九世紀初，法國漢學先驅人物雷彌薩就認為它是一部“淫書”，“從道德意義上來說，低于腐敗的羅馬帝國及現(xiàn)代歐洲所有黃色作品的長篇小說”。[18]二戰(zhàn)前后流行于歐洲的幾種摘譯本更把中國名著肢解得面目全非。雷維安通過對全文的認真翻譯和研究，真正理解了這部小說的文化學和史學價值，并把它完整的介紹給法國讀者。他在該書的 “導言”中指出《金瓶梅》決不是什么“淫書”，而是一部描寫社會風情、表現(xiàn)都市風貌的“奇書”。

　　程紀賢長期擔任巴黎第三大學所屬國立東方語言和文化學院中文系教授，也是該院中國研究中心的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唐詩研究，也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和中國語言學的教學。代表作是《唐代詩人張若虛作品的結構分析》（1970）和《唐詩語言研究》（1977）。在程氏的這兩部專著之前，法國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從戴維爾·圣－德尼到戴密微，多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社會學方面的探討。程紀賢則采用運用結構主義或象征詩學等西方文藝學理論，著重從內容上探討唐詩的內涵和藝術形象，使研究更深入了一層，如在《唐代詩人張若虛作品的結構分析》中，他認為“江”和“月”是詩中兩個最重要的象征形象，它是本詩的獨創(chuàng)。詩人力圖將“明月”和“江水”的多種象征意蘊融為一體，并由此進入深廣的哲理思考，這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絕無僅有的：“江中無情的流水襯托出明月變幻不定的脆弱本性；明月的光華照耀著江流，又使大江變得宏偉壯觀。這種通過在大自然中找出的一些既有聯(lián)系、而又互相對立的因素來解釋大自然的方法，還從未被人如此深刻地在詩歌中嘗試過”[19]。程還有《“比”和“興”》、《一些對比方式的展望：在中國傳統(tǒng)中的一些重要的宇宙論的表達方法和現(xiàn)實的表達方法》等論著。

　　吳德明曾就讀于格勒諾布爾大學文學院，畢業(yè)于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1959—1969年任波爾多大學文學院講師、教授，1974年起任巴黎高等漢學研究所所長，1976年起任巴黎第七大學中文系教授，并兼任東方語言文化系主任。曾任法國研究中國協(xié)會主席并擔任該協(xié)會刊物《中國研究》的出版負責人，是位漢代文學專家。著有《漢代的一位宮廷辭賦家：司馬相如》、《〈史記〉本紀第一·五帝紀》，以及《法國遠東學院的中文手稿》、《宋代書目》等。吳德明的研究專長是西方漢學界鮮有人知的漢賦，其代表作是《漢朝的一位宮廷詩人：司馬相如》。全書分為九章，分別論述司馬相如的生平、思想、創(chuàng)作和文學史地位，特別對“漢賦“的文體特征、產生背景和流變歷程進行了評介，而且材料還相當充實，是法國漢學界僅有的一本關于漢賦的專著。他在明清小說研究上也有一些真知灼見，如在《聊齋志異·序》中，他認為《聊齋志異》的偉大價值并不在于揭示中國“深奧的夢幻”，蒲松齡筆下所展現(xiàn)那些離奇事物，實際上是人們“哀嘆得不到的事物的顛倒投影”，是“對生活中的不足所作的一種想象性彌補”。因此，《聊齋志異》“非但沒有把我們帶進夢幻的世界，反而把我們置身于人世間”。這些美麗而又怪誕的故事，“無論就空間和時間而言，都與我們相距那么遙遠，同時又與我們那么貼近”[20]。

　　這個時段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及相關方面的漢學家還有席佩爾 （漢名施博爾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1934—）。他曾在法國攻讀中國學，后前往臺灣省臺南市學習中文，研究我國傳統(tǒng)宗教道教和自閩粵傳入臺灣島的民間文學作品。他是法國國立高等學院教授兼教務長，也是該學院宗教科學分部研究組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宗教特別是道教的研究，也從事閩粵民間文學（尤其是潮州皮影戲）以及比較社會學的研究。這個時段從事道教和道教文學研究的還有施博爾和索瓦米埃（漢名蘇運鳴（Soymie,Michel）等。施博爾也是位中國皮影戲研究專家，著有《道教傳說中的漢武帝》、《道教本體：身體，社會體》、《〈抱樸子內篇〉要目索引》、《〈抱樸子外篇〉要目索引》、《〈黃庭經(jīng)〉要目索引》、《〈道藏〉要目索引》、《中國皮影戲唱冊寫本集》等。蘇運鳴曾擔任“敦煌文獻及有關資料研究組”研究員和主任，著有《道教研究》、《羅浮山：宗教地理學研究》、《法國東方學的五十年（1922—1972）：中國研究篇》等。從事中國古典詩文研究的還有胡若詩、李治華、瓦萊特·埃默里（Vllette-Hemery, Martine）、梁佩貞、史泰安（Stein, Rolf Alfred）等。胡若詩的博士論文《唐詩中的“鏡”與1540至1715年的法國詩》（1986），主要對唐詩中的“鏡子”形象的象征意義進行探究，屬于意象研究中的類型研究，內中又加入中西詩歌的比較。李治華主要從事元曲研究，著有《〈忍字記〉及其它元代雜劇》，翻譯有《紅樓夢》、《三國演義》。瓦萊特·埃默里是位明代散文專家，著有《袁宏道（1568—1610）的文學理論和實踐》、《袁宏道：〈云石集〉》（為袁宏道散文摘譯本）等。梁佩貞在1977年出版《李清照詩詞全集》法譯本，是法國漢學界僅有的一部介紹宋詞的譯著。史泰安則從事中國少數(shù)民族詩歌研究，著有《有關西藏的史詩和吟游詩人的各項研究》等。

二、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流播的學術特征及相關思考

　　通過對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流播歷程的梳理和回溯，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出若干學術特征，亦能引發(fā)我們一些思考：

　　1、法國漢學家研究中國文學的目的往往不是專注于文學的本身，而是試圖以此為窗口，探察和了解中國文明以及中國人的心理習性，因此特別重視描繪中國風俗文化的俗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這和特別重視儒家經(jīng)典和老莊哲學的德國漢學有很大的不同

　　法國漢學這個學術傳統(tǒng)從傳教士漢學時就奠定下來。首批來華的法國傳教士，他們的譯注中雖然有不少文學的材料如《詩經(jīng)》和先秦諸子散文，但立意并不在純文學研究，而是以此為楔入點來探求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到第二批傳教士來華時，他們已將此楔入點從《詩經(jīng)》和諸子散文拓展到小說和戲劇。此后的專業(yè)漢學家對此的理解更為普遍也更加自覺：要了解中國，不僅能從代表中國文化的主流四書五經(jīng)中去了解，還能從反映都市習俗、市民和文人道德規(guī)范和文化心理的中國俗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中去深化和認知。法國漢學研究第一個專業(yè)學會“巴黎亞細亞學會” 首任會長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認為，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小說皆可以反映不同民族的習俗，而“真正的風俗小說具有真正的價值”。他之所以要把《玉嬌梨》介紹到法國，就是因為“它是一部真正的風俗小說”。他認為要深入考察中國文化，中國小說尤其是描寫民風世情的小說“是必須參閱的最好回憶錄”。因為中國小說所描寫的常見主題是“人與人的關系，人的弱點、愛好和道德習俗”，“小說中的人物又具有一切可能的真實性”和“現(xiàn)實的貼切性”，也由于小說家“力圖描繪的理想模式和接受它的那個民族精神存在著必然聯(lián)系”，因此它能讓人看到中國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的諸多方面，了解“難以深入了解的東西”，從而更好的認識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這是旅行家游記、傳教士的著述所無法替代的。[21]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弟子19世紀杰出漢學家斯坦尼思拉斯·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31）也熱心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紹介。他認為，對一個真正的東方學者來說，“僅僅研究中國人在社會關系中的表現(xiàn)是不夠的，還必須熟悉他們的文學作品，特別是風俗小說”，“若要徹底了解我們今后將與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來的民族的風俗習慣和性格特征，研究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22]二十世紀的法國漢學家對此更形成共識，二十世紀杰出的漢學大家雷維安（André Lévy）就認為：明清白話小說 “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坦率而真切的寫真”。[23]另一位漢學大家儒伯亦認為，從傳統(tǒng)和民間兩種文化角度看，研究這類小說可以一舉數(shù)得：“一則可以了解儒者對大眾傳播媒介之曖昧立場；再則可知儒者本身對儒學所持之異見，同時也可以發(fā)掘一般百姓的態(tài)度——一方面為上流文化所吸引，同時又拒斥這種文化”。還可以透過它被社會大眾接受的程度，來“分析社會群體，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審美心理”。[24]皮埃爾通過對《水滸》中比武的場面的分析來肯定它的巨大文化價值，他認為：生死與共的手足之情、仁愛和禁欲主義的聚義原則，固然是這群出身、心理和才能皆各不相同的好漢們賴以聯(lián)合的基礎，但并不是構成“落草入伙的條件”，“對武藝的鐘愛”才是這伙英雄聚義的“最重要特征”。這伙英雄生逢尚文不尚武的宋代，作者用了巨大的熱情和相當?shù)钠鶃眄灀P比武的場面，“不僅是對時代的反撥，而且反映了中國文化一種更深層、更廣泛、更帶真正民間傳統(tǒng)的潮流”。他們認為：《水滸》中的這些場面和文字正是它的精彩之處和價值所在[25]。艾瓊伯強調《金瓶梅》是一部具有異域風情和文化價值的書：它“具有異鄉(xiāng)色調，是超脫于歐洲及大西洋彼岸的文學標準之上的世界，實際上就是我生活在其中并苦苦探索的世界。我宛如身臨其境，親眼看到宋王朝覆滅一樣，亦像今日的歐洲，一個金錢萬能可以用它來收買一切達官顯貴的商人統(tǒng)治的世界”。因此這部小說既有觀照中國封建社會都市文化的價值，也有映照當今社會的現(xiàn)實意義[26]。克洛德·魯阿認為《紅樓夢》是一幅巨大的歷史畫卷，它像百科全書那樣豐富，像《人間喜劇》那樣有趣，讀這部小說，猶如“置身于18世紀中國人的生活之中”，可以借此知道當時中國的“社會組織與文藝愛好、娛樂活動，信仰、神學和迷信，美食與醫(yī)藥，家庭和政治生活，行政與商業(yè)，家庭關系與性生活”。克洛德·羅阿認為《聊齋志異》是“世界上最美的民間寓言”。它的價值在于使人們從中了解到“一個令人大為驚嘆的民族深奧的夢幻”。蒲松齡的貢獻在于通過中國人喜聞樂見的神怪故事，“對人類精神的難以捉摸的現(xiàn)象作出神秘的或詩意的解釋,對人類的夢幻作出深刻的揭示，從而提供了一把了解中國的鑰匙”[27]他認為《聊齋志異》等寓言故事和神怪小說是中國人心理夢幻的反映，也是認識這個民族文化心理的一個重要途徑，因為要想認識一個民族，“不應當僅僅知道它的所作所為，還必須探索他所幻想的內容” 。

　　2、二十世紀法國漢學的發(fā)展取向是由傳統(tǒng)漢學向應用型漢學轉型，漢學家的應對方略是既正視并適應這種社會轉型，正確對待角色置換；又固守傳統(tǒng)，堅持和發(fā)揚既有的特色和優(yōu)長

　　二十世紀法國漢學的研究重心逐漸從中國歷史傳統(tǒng)文化為主的研究型漢學，轉向以中國現(xiàn)代社會經(jīng)濟、當代文學和現(xiàn)代漢語為主的實用型漢學，這種轉換一方面由于本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背景發(fā)生變化，也和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形式緊密關聯(lián)，這在前面部分已加述論。值得強調的是： 面對這種轉型，相當一部分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傳統(tǒng)文化為專長的漢學家，并不是對自己被邊緣化而怨天尤人，或是固步自封，對這種變化視而不見，而是一方面正視并適應這種社會轉型，正確對待這種角色置換，關心并參與研究當代中國；另一方面又固守自己的研究陣地，發(fā)揚既有的學術專長，做到舊學新知兼而有之，涌現(xiàn)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當出色的漢學家，如前面提到的法國漢學興盛期和新變期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代表人物雷威安、桀溺、艾瓊伯、侯思孟、程紀賢、吳德明、李治華夫婦等皆是如此 。雷威安是研究明清小說的專家，著有《中國通俗話本小說分析與評論性目錄》，編譯有《金瓶梅》、《拍案驚奇》（選譯）、《京本通俗小說》（選譯）等，但1981年擔任波爾第三大學中文系主任后，開設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現(xiàn)代漢語語法、漢語口語翻譯等應用類課程，并親自擔任主講教師。另外，還和該系教師樂易凡（Flora? Laugier）合作翻譯了巴金的名著《家》，又和中國學者合譯了老舍的《茶館》。桀溺是位研究漢代詩歌的專家，著有《古詩十九首》、《中國古典詩歌溯源：漢代詩歌研究》、《牧羊少女和養(yǎng)蠶少女：論述中國文學的一個課題》、《曹植文集通檢》等漢代詩歌專論，但也寫有《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和為孩子們寫的書》這類普及讀物。“世界是屬于你們的”，這是引自毛澤東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留蘇青年學生的一次談話。艾瓊伯譯有《王維》、《陶淵明》、《孔子》、《有關詩歌翻譯的談話》等中國古典詩人詩作，但也關注當代政治文化，著有《我們知道中國嗎》、《我的毛主義40年》以及當代文藝批評——五大部《文藝衛(wèi)生》。侯思孟是位漢魏文學專家，曾分別以論文《中國詩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的五言詩》和《嵇康的生平和思想》獲中文博士和第二個博士學位，其《嵇康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更是法國漢學家第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詩人的專論。但在學術轉型期，他也選譯了《老舍中短篇小說選》，并出版了當代文學論文集《為政治服務的者藝術》。程紀賢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唐詩研究，著有《唐代詩人張若虛作品的結構分析》和《唐詩語言研究》，但也在巴黎第三大學從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現(xiàn)代漢語教學，并翻譯有老舍的《駱駝祥子》。李治華主要從事元明清小說戲曲研究，著有《忍字記及其它元代雜劇》翻譯有《紅樓夢》和《三國演義》，但也關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翻譯有艾青的詩集《向太陽》，并與妻子雅歌共同翻譯了巴金的《家》，又與保羅·巴迪、弗朗索瓦·莫勒等合譯了老舍的《我這一輩子》、《斷魂槍》、《月牙兒》等九篇小說。

　　法國漢學家和法國大學面對社會轉型所作的上述應對，對同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和中國大學的研究方向和辦學方向均有借鑒意義。

　　3、歐洲傳統(tǒng)漢學在二戰(zhàn)以后受到來自美國現(xiàn)代漢學的沖擊，引發(fā)法國的中國古典文學學者學術思想和研究手段的變革，較為成功的融合了傳統(tǒng)漢學和現(xiàn)代漢學的優(yōu)長

　　如前所述，美國在二戰(zhàn)以后興起 “現(xiàn)代漢學”，它與傳統(tǒng)漢學之間不僅有上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法上的差別，在研究對像、學科類別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別。二十世紀后期，隨著美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其漢學研究也成為西方世界的龍頭老大，其“現(xiàn)代漢學”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對歐洲傳統(tǒng)漢學形成極大的沖擊。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院長許理和（Erik Zurcher）教授對此的感受是：“比起1960年以后的美國，歐洲的中國現(xiàn)代、當代研究發(fā)展略顯遲緩。歐洲傳統(tǒng)漢學直到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才領教了這個急速發(fā)展成長的雙胞小兄弟。在許多歐洲大學和研究機構里，當代中國研究的欣欣向榮曾導致雙方的誤解和緊張。這股 ‘新興勢力’（通常非由《四書》陶養(yǎng)成器，而是受政治學、經(jīng)濟學訓練）指控傳統(tǒng)漢學家是已經(jīng)僵滯的老古董；漢學家則為當代中國專家打上浮淺和政治化的標記”。這類爭論在法國漢學家當中自然也存在，但更多是引發(fā)他們的思考和變革，也許是出于法國社會科學自身的特點，法國漢學家容易接受“現(xiàn)代漢學”的研究思想，較為成功的融合了傳統(tǒng)漢學和現(xiàn)代漢學的優(yōu)長。因為法國的社會科學與歐美其它西方國家相比，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一是各學科之間聯(lián)系比較緊密，二是歷史學和社會學在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認為歷史學是社會科學中的“皇后”，可以統(tǒng)率其它學科；社會學則滲透到經(jīng)濟學、人類學、政治學和文學之中。所以法國漢學研究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既重視文獻資料，又多采用文化學和社會學方法；對古典詩歌研究則較多引入結構主義和象征派詩學。這一創(chuàng)新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七十年代的謝和耐（Gernet,Jacques）和他的弟子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其前驅人物則是葛蘭言（Granet,Marcel）。眾所周知，法國的考據(jù)學派在自19世紀以來的中國學中一直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這一學派師法中國的干嘉學派，把主要精力放在典籍的考據(jù)和注釋上，沙畹、伯希和、馬伯樂、韓百詩等著名漢學家都是如此。但葛蘭言在漢學研究中不再以考據(jù)學派為圭臬，開始融入社會學的研究方。在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中則奉行結構主義的學說，加上富有獨創(chuàng)精神，所以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時常能一反傳統(tǒng)，發(fā)人所未發(fā)。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國的祭日和歌謠》中就運用人類學、神話學等學科知識對《詩經(jīng)·國風》進行分析，研究了中國遠古時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學意義，并采用社會學方法，在書中大量引用了中國西南部少數(shù)民族的祭祀和戀愛時的歌舞作為證據(jù)。

　　謝和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改變研究思路，形成了一套較為成熟的漢學研究體系，在方法論上對漢學研究作出較大貢獻。他一方面繼承老師戴密微重考據(jù)的傳統(tǒng)，又突破了他們不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框框，將歷史考據(jù)與社會學方法結合起來，由考史進而寫史論人，注意社會發(fā)展變化以及人與社會環(huán)境間的關系，從而向現(xiàn)代史學邁進了一大步。例如他的專著《中國和基督教》并不敘述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而是運用社會學的方法，把重點放在中國人對于基督教的反應上，指出中、西方對人、對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書中還將中國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個方面加以比較研究，通過中國人和傳教士的自述，對比宗教以及社會形態(tài)、道德規(guī)范、政治、哲學、語言等方面的差異，表現(xiàn)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觸時所發(fā)生的強烈碰撞。在另一部代表作《中國社會史》中，強調國內各種因素以及國家之間皆互相影響的辨證觀點，指出 “在數(shù)千年的和不停頓的發(fā)展中，于其歷史上的每個時代，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法律、技術、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都互相影響”。中國在“不斷地受遠近不同國家的影響”的同時，“也不停地對世界上其它區(qū)域或直接或間接地施加最廣泛的影響”[28]。這種辯證的觀點成為他寫作這部作品的出發(fā)點。正因為謝和耐對于中國歷史的評價，對于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都比較“客觀公正”，特別是他對于中國近代史的論述，更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本書于1972出版后，立即在西方漢學界引起極大的反響，并連續(xù)數(shù)次修訂，先后又被譯為英、羅、德、西等文字出版，成為西方漢學領域內中國通史的扛鼎之作。他的這種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體系，經(jīng)過他的學生和學術繼承人魏丕信（Pierre Eiemeivill）的進一步完善和理論化，從而使他成為法國漢學新學派的開創(chuàng)人。

　　二十世紀的法國漢學家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時，還多采取比較研究的方法，或是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同歐洲名著或亞洲同類題材、藝術手法作一比較，或是在中國同題材、同體裁作品間進行比較。屬于前者的如雷威安對清代著名的民間傳說《白蛇傳》的研究，他將《白蛇傳》與日本的白蛇故事和歐洲名著《浮士德》、《唐璜》等作一比較，指出人們不僅在日本可以找到她的“姐妹”，在西方也能找到相似的主題，這就是超人性的女子與過于人性化男子之間的沖突，女子體現(xiàn)了一種非社會或反社會的力量。其勸誡意義是普遍的：即使是“在有基督教傳統(tǒng)的西方，人也不應該不受制約的背叛愛情，即使是與鬼神的愛情”。雷威安認為“白蛇的重要性可與浮士德和唐璜在歐洲的重要性相提并論” [29]。東西方的差別只在于處理的方式不同：在西方，主要把災難產生的原因歸咎于男子；在中國，則是把愛情與佛教的“超脫”對立起來；在日本，則歸咎于愛子（日本白蛇名字）毀滅性的情欲[30]。他指出，白蛇的故事雖然在日本可以找到它的“姐妹”，在西方也有類似的故事。但中國的白蛇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西方：在日本，愛子（白蛇在日本的名字）表現(xiàn)為毀滅性的情欲，“這種趣味與中國人將另一世界人格化，并以此反對人類的反人性趣味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有基督教傳統(tǒng)的西方，人不應不受制裁地背叛愛情，即便是與鬼神之間的愛情”。而在中國的《白蛇傳》中，并不想說明基督教教義關于愛情的種種矛盾之處，而是要把愛與佛教的超脫對立起來。屬于后者的如皮埃爾－艾蒂安·維爾的專論《從<水滸傳>到<儒林外史>》，作者從中國人的價值追求上將《儒林外史》與《水滸傳》作一比較，他認為：從兩種文化發(fā)展來看，《儒林外史》和《水滸傳》產生的背景和環(huán)境雖然存在很大的差別，雖然《儒林外史》較之《水滸》對以儒家思想為支柱的封建王朝的揭露“更帶悲觀色彩，一種與儒家世界觀不能分割的悲觀主義”，但兩部小說“都圍繞國家問題展開描寫”，“都表現(xiàn)了脫離社會的人物”，而且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文化追求：“梁山好漢熱衷武術，這種狂熱和迷戀建立了他們的價值體系，并顯然是他們談話和活動的內容。而《儒林外史》中文人們的興趣只限于文學道德的價值和活動，這在他們飲酒作樂時沒完沒了地重復談論，跟《水滸》不分上下”，這說明“綠林叢和文人圈即使不完全相同，也頗相似。他們都顯示了合群性甚至好客性，很顯然這首先是中國人的作風”。 另外，他們對朝廷的關系都面臨著進退維谷的選擇：梁山英雄并非都同意在適當?shù)臅r候結束流寇生活去效忠宋王朝，《儒林外史》中的文人也是這樣，面臨著究竟是獨善其身還是參政入世的矛盾選擇。兩部小說在布局結構上也頗為相似，都是屜格式結構方式，都是用個人命運來自由的串連故事，都采用慶團圓的方式來標示全書的高潮：《水滸》是七十一回梁山英雄大聚會，《儒林外史》是第三十回泰伯祠大修禮。作品中每個場面的出現(xiàn)都構成了頌揚各自中心價值的節(jié)拍，如《儒林外史》中的“詩會”，《水滸》中的大戰(zhàn)，這是中國古代重文傳統(tǒng)和尚武精神兩股文化潮流的表現(xiàn)[31]。這種比較建立在一個外國人對中國人的價值追求和文化性格的分析之上，也許是我們這些廬山中人覺察不到的。

　　4、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流播并不是單向的，中法文學間有著交流和互動

　　當中國古典文學在法國流播和被接受的同時，法國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如盧梭、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福樓拜等也紛紛被介紹到中國，對中國小說的思想內容和章法結構乃至社會變革、思想革命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對法國一些著名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的接受，在20世紀初中國近現(xiàn)代之交時表現(xiàn)的特別顯著，隨著20世紀初“五四”運動掀起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地震波向全國推展，中國由近代史跨入現(xiàn)代史。在這個歷史性的跨越中，不應低估盧梭、孟德斯鳩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包法利夫人》、《茶花女》等現(xiàn)實主義小說的巨大啟蒙作用。這場文化互動，首先從思想領域啟動，而主要反映在文學領域尤其是法國小說的翻譯和介紹上。由于各種原因,發(fā)軔期的許多法國文學譯本現(xiàn)已無法找尋,我們無從對其總量做出一個精確的統(tǒng)計。但據(jù)1908年登載在《小說林》雜志的《丁未年(1907)小說界發(fā)行書目調查表》：1907年出版的創(chuàng)作小說共40種,而翻譯小說達80種。1911年,又有目錄表明該年度創(chuàng)作小說120種,翻譯小說達400種。其中不少是法國文學譯本。鄒振環(huán)編著的《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一書中,文學作品有37部,其中法國作品9部,居各國之首。據(jù)武漢大學張澤干調查：單是《新青年》一種雜志，在1919年2月至1920年10月這20個月內，就刊登76篇外國文學作品，其中法國小說27篇，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

　　這場文化互動也再一次證明了，文學的流播和接受從來就不是單項的，一種先進文化從來就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沒有國家的界限，也不屬于某一民族所專有，它不僅對產生地會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對影響所及之地也會有變革社會、重塑人性的強大推動作用。

注釋：

[1] 保羅·戴密微著，胡書經(jīng)譯《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183頁。

[2] 1993年重新在越南設立新的研究中心和一座圖書館。1972年另一常設機構從柬埔寨撤離后，又于1991年重返金邊。

[3]保羅·戴密微著，胡書經(jīng)譯《法國漢學研究史概述》，《漢學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

[4] 同上。

[5] 保羅·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史》“法國當代漢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6] 參見童道明《<絲綢之路>與<道德經(jīng)>》，《文藝報》1987年4月18日。

[7]參見童道明《<絲綢之路>與<道德經(jīng)>》，《文藝報》1987年4月18日。

[8] 路易·阿韋諾萊譯，門檻出版社1957年版。

[9] 吳德明《保爾·戴密微漢學論文集·序》，巴黎，1982。

[10]戴密微《中國古代詩選·導言》，《保爾·戴密微論文集》，巴黎，1982年版。

[11]弗朗索瓦·于連《跨入門檻》，巴黎《歐羅巴》，1985年4月號。

[12]奧尼維埃·比熱蘭《信息市場》32頁，轉引自雷維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紀通俗短篇小說》，1980年巴黎版，429頁。???

[13]雷維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紀通俗短篇小說》，1980年巴黎版，429頁。

[14] 阿蘭·佩爾菲《當東方醒來的時候》，巴黎，1973年版。

[15] 《中法文化交流空前活躍》，北京，《瞭望》2000年5期。

[16] 錢林森《中國文學在法國》，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18頁。

[17]雷威安（Levy,Anerè）《儒林外史·序》，巴黎，葛利馬出版社1976年版。

[18]雷威安《金瓶梅詞話》法譯本導言，巴黎，葛利馬出版社“七星文庫”，1985年版。

[19] 程紀賢《唐代詩人張若虛作品的結構分析》，巴黎，1970年版，123頁。

[20] 吳德明《聊齋選譯·序》，見艾萊納《聊齋選譯》，巴黎，葛利馬出版社1969年版。

[21] 雷慕沙《玉嬌梨》“序言”，1826，巴黎。

[22]斯坦尼思拉斯·儒蓮《平山冷燕》“序”，巴黎，迪迪埃出版社1860。

[23]雷維安（André Lévy）《十七世紀通俗短篇小說》，1980年巴黎版，429頁。

[24]儒柏《中國通俗小說戲劇中的傳統(tǒng)英雄人物》，轉引自《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

[25]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從<水滸傳>到<儒林外史>》，巴黎，《批評》411－412期。

[26]艾瓊伯《金瓶梅詞話》法譯本序，巴黎，葛利馬出版社“七星文庫”，1985年版。

[27]克洛德·魯阿《卓越的文學家蒲松齡》，見艾萊納《聊齋選譯》“序”，巴黎，葛利馬出版社1969年版。

[28]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中譯本“前言”，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9] [29]雷威安（Levy,Anerè）《<白蛇>在日本和中國》，見巴黎《中國小說·故事研究》。

[30]雷威安《<白蛇>在中國和日本》，巴黎，《中國小說、故事研究》

[31]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從<水滸傳>到<儒林外史>》，巴黎，《批評》411－4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