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義分析——德里達的解構策略之個案分析

　　作者簡介：鄭辟瑞（1977—），男，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南開大學哲學系講師，研究方向：現象學。

　　德里達對胡塞爾的另類闡釋已經成為經典，《聲音與現象》一書獨辟蹊徑，于龐大的《邏輯研究》現象學體系之中獨獨青睞第一研究“表述與含義”，撇開大多數研究者滔滔不絕的“意向性”、“表象”甚至海德格爾情有獨鐘的“存在”一詞分析，獨獨對胡塞爾的語言分析大做文章，并指認這里就是胡塞爾現象學的秘密所在，其中得失自然各有評說，但無論如何，他的闡釋都將給治現象學甚而哲學者以諸多啟示，本文欲取“本源的補充”一章，以窺一斑而見全豹。

　　按照慣例，先撇開德里達的闡釋，我們來看看胡塞爾對“我”的語義分析。

一、胡塞爾對表述和信號的區分

　　《邏輯研究》的第一步是從符號〈Zeichen〉中區分出表述〈Ausdruck〉來，為此，胡塞爾區分了表述和信號〈Anzeichen〉，他認為：“每個符號都是某種東西的符號，然而并不是每個符號都具有一個‘含義’〈Bedeutung〉，一個借助于符號而‘表述’出來的‘意義’〈Sinn〉。”信號不具有含義，它們沒有意指含義的功能，而只是行使指示的功能。胡塞爾舉了一些例子，譬如，火星上的運河是智慧的火星人存在的信號，化石骨骼是太古動物的信號，還有一些有助于記憶的事物，如紀念碑，也是信號，它們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行使指示的功能。一個東西存在，同時它向一個思維著的生物指示另一個東西的存在，火星上的運河向人類指示火星上有智慧生物的存在，紀念碑的存在向人類指示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或災難。

　　總而言之，信號和指示的本質就是：“某些對象或事態的存在為人現實地知曉，但它們卻在這樣一種意義上為人們指示了另一些對象或事態的存在，即：對一些事物存在的信念作為信仰或推測另一些事物存在的動機（并且是一種不明的動機）為人們所體驗。”進一步說，信號要完成它的指示功能，它需要兩個條件，即，對象事物的存在和經驗主體的存在。

　　具有含義的符號就是表述。主體的意指行為激活符號的物理材料，并且賦予它以含義，含義具有觀念的統一性、客觀性，雖然它是由主體的心理體驗，即意指行為所賦予的，但是含義與它有本質上的區別。心理體驗是轉瞬即逝的，它隨著主體、時間、場合的變化而變化，在此之中，含義始終保持不變。譬如，我陳述“一個三角形的三條垂直線相交于一點”，我陳述的就是“一個三角形的三條垂直線相交于一點”，它的內容，即含義是同一的，并不依賴于我在做這一陳述時心里所做的判斷，甚至和任何說者、說者的心理體驗、說者所處的環境都毫無關系。這一陳述的含義始終保持不變。表述區別于信號的的另一點在于，在表述中，雖然含義需要文字、聲音等實在的物理存在作為它的載體，但是，這兩者具有本質上的區分；而信號則并非如此，如前所述，信號行使指示功能，這就預設了信號必定被我們感知為在此存在著，信號行使其指示功能，依靠的就是信號的物理存在。

二、胡塞爾對“我”的語義分析

　　胡塞爾論述表述時，它的范本是理論科學的命題或陳述客觀事實的話語，它們的含義真正具有觀念的穩定性、統一性，它們基本上屬于胡塞爾在后面所說的客觀的表述；但是有一類表述不同于這些客觀的表述，它們的含義會隨著說者及其所處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盡管如此，胡塞爾依然把它們稱做表述，這類表述叫做“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Wessentlich
okkasionelle Ausdr ü cke）”。

　　胡塞爾分別給客觀的表述和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下了定義，他認為：“我們將一個表述稱之為客觀的，如果它僅僅通過或能夠僅僅通過它的聲音顯現內涵而與它的含義相聯系并因此而被理解，同時無須必然地觀看做陳述的人以及陳述的狀況。”典型的客觀表述莫過于理論表述，也就是“抽象”科學的原理和定理、證明和理論建立于其上的那些表述。以一個數學表達式“2+2=4”為例，這一表述無論是你、他還是我說出的，也無論是今天、明天，還是任何一個時刻被表達出來，它的內容都保持同一。“另一方面，我們將這樣一種表述稱之為本質上主觀的和機遇性的表述，或簡稱為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這種表述含有一組具有概念統一的可能的表述，以至于這一表述的本質就在于，根據機遇、根據說者和他的境況來決定它的各個現時含義。”這也就是說，一方面，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是一種表述，它具有含義；另一方面，它的含義不同于客觀的表述的含義。它不是客觀的、獨立的，而是本質上機遇性的、偶然性的。也就是說，這種含義從本質上涉及到說者及其所處的環境，由此才能獲得完整性。它的外延非常廣，包括代詞、時間和空間副詞、時態以及關于主體轉瞬即逝的心理體驗的表述。

　　最有代表性的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要算是包含有人稱代詞的表述了。胡塞爾解釋到：“‘我’這個詞在不同的情況下指稱一個不同的人，并且它是借助于不斷更新的含義來進行指稱的。它的含義每一次是什么，這只能從生動的話語中以及從它所包含的直觀狀況中才能得知。如果我們讀了‘我’這個詞而不知道寫這個詞的人是誰，那么這個詞即使不是一個無含義的詞，也至少是一個脫離了它的通常含義的詞。”一方面，當一個包含有人稱代詞“我”的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被一位說者說出時，聽者并不會把它理解成為一段毫無意義的物理聲音，它向聽者指示出它標示的正是說者本人，這是這一表述的一般性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含義是殘缺的，只有當聽者對說者擁有了表象（無論是直觀還是想象、回憶），這一殘缺的含義才得以完整。這種殘缺性是本質上的，胡塞爾舉了一個例子：說者當時說“我很愉快”，聽者領會到說者意指的是說者本人在說話的當下感到很愉快，對這一層次的領會，聽者并不需要在場，但是他所領會的含義是不完整的，為了使其完整，聽者需要對說者及其所處環境有所直觀，無論是當下的感知，還是再現的想象和回憶。“我”無法被一個客觀的表述所代替，用“這個當時標識著自己的說者很愉快”來代替“我很愉快”，含義已經發生了變化。

　　除了人稱代詞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領域還包括、指示代詞、“這里、那里、下面”等這樣一些表示與主體有關的方位詞，以及“現在、昨天、明天、后來”等這樣一些表示與主體有關的時間詞。定冠詞的使用也與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緊密相關，“所有與定冠詞的聯系也是如此，在這些聯系中，定冠詞只是通過種類概念或屬性概念而與個體之物發生聯系。”

　　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事實上是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表述緊密相關的，它的外延非常大，胡塞爾看到：“所有那些在感知，信念，思考，愿望，希望，擔憂，命令等等方面的表述也具有這種本質上機遇性的特征。”

三、德里達的“本源的補充”

　　在眾多現象學的闡釋者和批評者中，法國哲學家德里達以其獨特的解構策略而獨樹一幟，這種策略和蘇格拉底的歸謬法異曲同工。

　　德里達對胡塞爾的解構多從細微而因此易被忽略之處著手，“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因此成為德里達的一個突破口。德里達認為，胡塞爾關于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的論述和他對對象與含義的區分相互矛盾。

　　德里達看到，胡塞爾清楚地注意到了含義和表述的獨立性。“我們知道，意指活動，即賦予含義的活動總是一種對對象關系的追求。但是，這種意向只要激活一個能指的載體以使話語發生就足夠了。通過一種直觀實現的充實目的不是必不可少的。”“‘充實著’的直觀對表述，對意指的目標，即含義來說并不是根本的。”如果我們充分注意到“荒謬”這種語言現象，就會對此一目了然。“金山”和“方的圓”分別因為經驗和先驗的原因在現實中沒有相應的對象，但是它們符合語言的邏輯語法，它們都具有含義，我們之所以可以說“金山不存在”并且理解它，就是因為“金山”這一表述具有含義，而“蘇格拉底圓一”則根本不是表述，它也毫無意義。

　　同時，胡塞爾也區分了含義和對象：“每個表述都不僅僅表述某物〈etwas〉，而且它也言說某物〈Etwas〉；它不僅具有其含義，而且也與某些對象發生關系。這種關系在一定的情況下是多層次的關系。但對象永遠不會與含義完全一致。”

　　在這里，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幾種情況：

　　一，多個表述的含義相同，指稱也相同，這主要指同語反復的情況，不同語言中相同的表述，譬如，“倫敦”，“London”和“Loners”；“二”，“zwei”，“deux”和“duo”。

　　二，多個表述的含義不同，對象相同，在這里，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名稱，譬如，柏拉圖既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又是亞里斯多德的老師，這兩個表述都指稱同一個對象“柏拉圖”，但是含義不同；“耶拿的勝利者”與“滑鐵盧的失敗者”，“等邊三角形”與“等角三角形”的關系亦如此。

　　三，與上述情況相反，有些表述含義相同，卻具有不同的對象關系，譬如，“一匹馬”這一表述的含義在任何語境中都保持同一，“布塞法露斯是一匹馬”與“這匹拉車馬是一匹馬”中，“一匹馬”的含義相同，但是它在這兩個表述中的對象關系不同前者相關于布塞法露斯，后者相關于拉車馬。

　　四，多個表述的含義不同，對象也不同，這里主要適合專名，“蘇格拉底”可以命名古希臘的一位著名的哲學家，也可以用在一條寵物狗之上，在這兩種情況中，“蘇格拉底”之間毫無關聯，它只是一詞多義。象“這個二”，“這個紅”這類表述也是如此。

　　通過對有關含義的獨立于對象的性質的論述，胡塞爾已經顯示出與古典哲學家的區別，但是德里達并不滿足于此，他不僅要顯示胡塞爾明白說出了的，而且要發掘出從胡塞爾的論述中可能得出的論斷。胡塞爾認為：“在表述與其對象性的已實現的關系中，被激活意義的表述與含義充實的行為達到一致。語音首先與含義意向達到一致，含義意向又（與意向和其充實達到一致的方式相同）與有關的含義充實達到一致。”

　　對此，德里達解釋到：“在達到意向的充實目的的完全在場之中，直觀和意向融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原初性的內在混合體’。這就是說，對象在場，則說出的語言消解了它固有的原初性，或使之被融合。屬于語言的這種特殊結構——當語言的意向去除了直觀時，它依然被允許完全獨立地行使功能——在這里就消失了。”
由此，德里達得出結論：“我們不得不堅持，不僅僅是意指不包含對對象的直觀，而且它從本質上排斥對對象的直觀，含義的結構性的原初性就是無對象性(Gegenstandslosigkeit)就是被給予直觀的任何對象的不在場。”

　　另一方面，德里達也注意到，胡塞爾關于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的論述與上述原則相矛盾。這類表述的含義不同于客觀的表述（譬如，數學表述式），這類表述的含義依賴于被表述的對象，在這里指說者及其所處環境，對此本文已做了詳細的論述。

　　由此看來，胡塞爾的論述發生了自相矛盾，這種矛盾在有關于“我”的語義分析處顯得尤為清晰。“我”是典型的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詞，它的含義依賴于說話的人，在胡塞爾看來，如果，聽者對說者沒有表象，那么“我”的含義是不完整的。與之相反的是，根據德里達所得出的結論，即含義排斥對象，“我”的完整的含義依賴于我這個說者的不在場，也就是說，“我”要獲得完整的含義，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我死了”，“我”的含義象遺囑一樣被延遲執行。這個結論看起來似乎是荒謬的，但卻是含義所處的境域，胡塞爾恰恰是在這個地方放棄了他有關于含義的獨立性的洞見。

　　德里達認為，胡塞爾之所以在這對矛盾中拒絕接受“含義排斥對象”的結論，是因為“完全在場的動機，直觀的強制和認識的計劃繼續支配著——我們說，在某種意義上——描述的總體。”這種在場的存在正是胡塞爾的“含義、對象性、真理、感知、表述、理想性”等概念的緣起之處，它就是“自我同一性的絕對接近，可以重復的對象在前性，時間性的當下的維持——它的理想形式是先驗生命的自身在場，它的理想同一性可以使無限的重復理想化。活生生的現在，不可分解為主體和屬性的概念于是成為現象學的概念基礎，如同是形而上學的概念基礎一樣。”在這里，認知高于理解，目的決定理念，真理高于含義，直觀主義凌駕于形式主義之上了。德里達認為，胡塞爾的這一原則貫穿了他的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事實上，胡塞爾后期向先驗現象學的轉向在此已初見端倪。

四、一種可能的辯護

　　德里達對胡塞爾的解構充分體現了法國人的敏銳和輕佻，他天才般地洞見了胡塞爾殘留的二元區分的觀念：表述和指示、觀念與現實，乃至在場與不在場、中心與邊緣，以及前者對后者的根本優越性；同時他意識到胡塞爾現象學的區分的根源就在于表述與指示的區分。由此出發，德里達極力要顯示指示始終滲透進了表述之中，不存在純粹的表述，它只意謂著自身的死亡。在他看來，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就最為典型地體現了這種境況，胡塞爾在描畫這種表述行使的功能時就用了“指示”一詞，“毋寧說，在‘我’這個詞那里有一個指示性的功能在發揮作用，它好象在對聽者呼喚：你的對講者指的是他自己。”

　　 由此，德里達說：“只要對主體的處境的參考不是可以還原掉的，……，指示就進入了話語。指示大量地回到表述之中……。”

　　德里達的策略是將胡塞爾的某一方面加以極端化，“崇其所善，執其一端”，事實上，在我看來，德里達在上述論斷中混淆了兩個概念：“指示”和“指示性的功能”。如前所述，指示的本質就是“某些對象或事態的存在為人現實地知曉，但它們卻在這樣一種意義上為人們指示了另一些對象或事態地存在，即：對一些事物存在的信念作為信仰或推測另一些事物存在的動機（并且是一種不明的動機）為人們所體驗。”

　　 進一步說，信號要完成它的指示功能，它需要兩個條件，即對象事物的存在和經驗主體的存在。而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固然行使指示性的功能，但表述本身并不被指認為是現實存在的。當我們看到或聽到一個表述并且理解了它，我們就活在這個表述的含義之中，這個表述的物理載體是聲音還是墨跡都無關緊要了。表述和它指稱的對象是通過它的含義聯系起來的，從這一點上看，胡塞爾比同時代的一些哲學家更有“泛含義論”的傾向，事實上，他認為名稱甚至專名也有含義，而這一點恐怕是一些分析哲學家所不敢茍同的。

　　德里達之所以有意混淆“指示”和“指示性的功能”，是因為，他過于強調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的含義依賴于說者及其所處環境的特點，從而忽略了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的特殊性。通過本文第一章對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的具體分析，我們可以推論出，這種表述具有雙重含義，這是兩個互為基礎的含義，“第一個是與一般功能有關的含義，它與這個詞相聯系，以至于在現時表象中可以完成一種指示性的功能；這個含義就其自身而言是對另一個個別表象有利的，并且它同時還以一種概括的方式將這個表象的對象標明為是一個此時此地<hicetnunc>被意指之物。我們可以將第一個含義標志為指示性含義，將第二個含義標志為被指示的含義。”

　　指示性的含義是具有客觀性的，以“我”一詞為例，無論聽者是否在場，聽者并不需要考慮到說者及其所處的環境就能夠理解說者所說的“我”是向聽者標識出自己的說者本人，這一含義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在聽者在場或者通過想象，回憶等再現方式再現了說者及其所處環境的情況下，聽者就對這個“我”有了具體的表象，同時獲得了它的被指示的含義。

　　由此看來，本質上機遇性的表述恰恰是一種居間性的特殊的表述，它包含有兩種互為基礎的含義，而這兩者的相互關聯體現出：一般與特殊、形式與直觀并非分裂，而是在這種表述中達到了交融。

注釋：

[1]Edmund Husserl,Logische Untersuchungen（以下簡稱LU），Den Haag: Nijhoff, 1975,
A23/B 1 23；譯文引自《邏輯研究》（以下簡稱《邏》），第二卷第一部分，埃德蒙德 . 胡塞爾著，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2]LU,A25/B 1 25；《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8頁。

[3]LU,A80/B 1 80；《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5頁。

[4]LU,A81/B 1 81；《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5頁。

[5]LU,A82/B 1 82；《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6頁。

[6]LU,A85/B 1 85；《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9頁。

[7]LU,A85/B 1 85；《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9頁。

[8]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以下簡稱SP），translated by Daid B. Allis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第90頁。譯文參考《聲音與現象》，雅克.德里達著，杜小真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譯文有所改動。

[9]SP，第91頁。

[10]LU, A46/B 1 46；《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8頁。

[11]LU,A38-39/B 1 38-39；《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0頁，轉引自SP，第92頁。

[12]SP，第92頁。

[13]SP，第92頁。

[14]SP，第97頁。

[15]SP，第99頁。

[16]LU,A83/B 1 83；《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7頁。

[17]SP，第94頁。

[18]LU,A25/B 1 25；《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8頁。

[19]LU,A83/B 1 83；《邏》，第二卷第一部分，第87-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