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與朝圣——從《圣經》看中國古典神學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艾青
我們今生的價值是什么？保爾·柯察金說：當我回首往事的的時候，能夠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但是，當我走進象牙塔，以為自己終于可以將自己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進行斗爭的時候，我猶豫了，我彷徨了。這難道就是我要做的事業——文憑、財富、權力，車子、房子、老婆……
也許我太天真了，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理想和信仰。但我又為什么而活著呢？我不知道去問誰，沒有人跟你討論這些問題，大家都在為自己的前程忙碌著；我舉目無親，我只有泡在圖書館里，從死人那里找答案。
我從東方看到西方，從西方回到東方；從漢字學會英文，從英文學德文，從德文又學繁體字；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中華民國，從中華民國看美國，從美國看到春秋戰國；從胡適看到盧梭，從盧梭看亞理斯多德，從亞理斯多德看到孔孟；從耶穌看穆罕默德，從穆罕默德看屈原……我每天都在和死人對話，我不停的問他們：我們為什么要活這一生？得到的答案是：朝聞道，夕死可矣。
而對于古典的認識，我是從西方發現的東方。沒有盧梭，我看不出中國國古典里的人文，沒有耶穌，我看不出中國古典里的神學。
上帝
在沒有接觸中國的經典以前，我以為“上帝”是西方的特產，而在讀《詩經》時，才發現原來中國的上帝在沉睡。
在用《圣經》神學發掘中國古典神學的過程中，我發現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猶太人的文化傳統還是比較相似的。猶太人有一部《舊約》，中國有《五經》——兩者基本都是介紹各自民族的淵源；猶太人還有一部《塔木德》，中國還有一部《四書》——兩者都是在介紹和發揮自己民族那兩部經典。所以在比較《圣經》神學和中國神學的時候，拿猶太文化和華夏文化進行比較應該直接些。而在中國曾經出現過猶太文化和華夏文化的直接碰撞，那就是開封猶太人。
開封猶太人留下了幾塊古碑：
“重建清真寺碑”（1489年）：“夫一賜樂業（以色列）立教祖師，阿無羅漢（亞伯拉罕），迺(乃)盤古阿躭（亞當）十九代孫也。自開辟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祖師忽地醒然，悟其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真天，一心侍奉，敬謹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乜攝（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于昔那山（西奈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禱，虔心感于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
“尊崇道經寺碑”（1512年）：“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辟以來，祖師阿躭（亞當），傳之女媧（挪亞）。女媧傳之阿無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以撒），哈 傳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乜攝（摩西），乜攝傳之阿呵聯（亞倫），呵聯傳之月束窩（約書亞），束窩傳之藹子喇，于是祖師之教，燦然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為師，以惡為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叵于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1]
“重建清真寺記碑”（1663年）：“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于阿耽，為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媧，繼之阿無羅漢。羅漢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2]
開封猶太人對其《摩西五經》或《托拉》（即《舊約》）研究有多深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們對自己的來源非常慎重，就像中國人動輒稱自己“炎黃子孫”一樣，所以宋朝皇帝贊賞他們：“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1不過中國人應該再往上尋到一個祖宗，就是伏羲。就像摩西[3]在西奈山上領受上帝誡命，成就《摩西五經》一樣，伏羲成就了《周易》的雛形。不過《周易》比較起《舊約》來，要難得多了：《舊約》是用記敘題材寫成，就像小說一樣，即使你看不懂里面的神學含義，你也在看“小說”中潛移默化了；而《周易》卻不然，是用說明和議論題材寫成，即使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也沒幾個能把《易經》看下來的。不過在上古，中國有專業人士來解讀這些經典，領受上帝的指示，比如《楚辭》里的“太卜”鄭詹尹。屈原在迷茫得不知所從時，低下自己高貴的頭顱，讓鄭詹尹給自己算一卦，該何去何從。這位“半仙”在屈原這位“大神”面前老老實實地說：龜策誠不能知事。
我們再看開封猶太人的教碑里所闡述的教義：“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羅漢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這簡直就是中國經典的翻版：
孔子曾怒斥：“始作俑者，其無后乎！”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
“敬鬼神而遠之”。[4]
“天人合一”就是《中庸》里面的神學精髓了：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莫顯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3
即使說開封猶太人有獻饞于“世俗”之嫌，但可以看出其《舊約》的神學傳統跟中國的神學傳統是一致的，即相信有一位上帝。我們考察中國的經典，就會看到所有的禮、樂、道、德一直在用這個至高的力量在支撐。
這里說的是絕無僅有的一次猶太人同化過程，而世界上大部分猶太人在“去國懷鄉”時，并沒有被同化。這令人想起從上個世紀的出現的“海外華人”現象。在對中國古典的發掘上，出現了“內衰外昌”的局面：港臺、韓日、南洋、美國出現了一個個“國學”精英，而在大陸卻幾乎看不到。[5]整個華人世界就像“去國懷鄉”的猶太人一樣在追問：我的故園圣地在哪里？國土雖在，卻已看不見神州的守護神。
中國到底有沒有宗教這不是我們討論的話題，但肯定的是有“教”，是“無宗之教”，這樣就產生了對宗教的包容性。
提到猶太人，讓我想起幾個猶太人對中國的影響：達爾文和馬克思。這兩個人可謂對中國影響甚大：一個提出了進化論，另一個提出了唯物主義，并且直到現在他們的學說都被許多中國人視為圭臬。
神學
《圣經》中有幾個神學主題概念：上帝、神、耶和華；在中國古典里，有神、上帝、天。對于這幾個的對等性，很難界定，一方面是語言方面的難度，另一方面就是與語言相關的思維方式的差異。不過還是可以進行大致比較，比如，“耶和華”這個概念應該跟中國古典里的“上帝”相當，兩個都是至高無上的代表；《圣經》中的“神”一般相當于中國古典里的“天”，這兩個概念一般各代表的是“耶和華”和中國古典里的“上帝”。而《圣經》中的“上帝”在英語中跟“神”是一個詞“god”，只是“上帝”大寫為“God”；而在中國古典中，一般很少用“神”來指稱“上帝”，中國古典中的“神”的含義比較泛化，主要指先祖等。
我們知道現代漢語的主要單位是詞，而上古時代的語言的單位是字，一個字所包含的信息量比現代一個詞的都要大得多，比如：仁、政、德、道、禮、樂，等等，這些字在上古時代的意義是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查不到的，或者說不完整的。對這一個字闡述，就可以寫上一本書。
黃帝的史官倉頡按象形指事和會意的方式造了漢字，一個字就像一幅畫、一件事或一個寓言。我們先來看甲骨文中的“上帝”以及“天”。甲骨文的“上”是一短畫在上，一長畫在下，即“二”，下面的長畫表示中線，上面的短畫表示空間的上。甲骨文的“天”是 ，其構造是“二”在上， 在下，即人形在下。所以甲骨文的“天”有“人之上”的意思。而甲骨文的“帝”有幾種寫法，這也說明了“帝”的人神共通性，也就是“帝”并不是指人或神，只有“上天”才是最高主宰。而之所以出現“上帝”這個概念，也是把“上天”的形象化和人化。[6]還有一些字《六書》難以歸類，根據上古《圣經》故事，就能夠迎刃而解。當初伊甸園中有生命樹和知識樹，夏娃受蛇的誘騙，見知識樹上的果子好看、好吃又給人智慧，一時貪婪心起，就摘下來吃了。祖先們顯然記得這個故事，用二木之下一女擇果這幅圖畫作“貪婪”的“婪”字。“禁”字也相仿。當初上帝向亞當示明，知識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果子又叫禁果。大洪水之后，諾亞及其子孫們用羔羊獻祭，中國先祖以我獻羔羊羔羊蓋我為“義（義）”字，竟惟妙惟肖地將整本《圣經》的精義見證了出來。這一類非得在天光下不能破譯的漢字還有不少。難怪民間傳說，倉頡造字，泄露了天機奧妙，天上降栗，夜里鬼哭。[7]
古老民族的文字，就可以將這個民族的文化來源講解清楚了。上面我們是從漢字的起源將中國的相關神學進行了初步探索，下面我們再從漢字的引申來看下中國的神學，我們就拿“禮”和“樂”來舉例。
我們都知道中國有個詞叫“禮崩樂壞”，專門形容春秋戰國時中國文明的頹廢。那么到底什么是“禮”，什么是“樂”？“禮”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禮貌”，“樂”就是現在所謂的“音樂”？不是那么簡單。我們就拿音樂來作比方。一曲音樂本是許多不同甚至相反的聲音配合起來的，音樂和諧與不和諧，就看這配合有無條理秩序。這個“秩序”就是“禮”，這個“和諧”就是“樂”。“樂”的許多屬性都可以用“和”字來統攝，“禮”的許多屬性都可以用“序”字來統攝。“和”是個人修養與社會發展的一種勝景，而達到這個勝景的路徑是“序”。看到繁復中的“序”只要有科學的精神就行，而要看到變動中的“和”卻不止是科學的事，必須有一番體驗，或則說，有一股宗教的精神（在這種宗教的精神上，西方偏重追求“自由”，而中國偏重“和諧”）。
中國
我們看《圣經》，知道《舊約》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張家譜；《新約》主要介紹耶穌的事跡。雖然說耶穌犧牲了自己來拯救世人，但整部《圣經》好像沒有提到過中國。但是，既然我們人類都是出自上帝之手，作為上帝的子民，《圣經》里應該有中國祖先的痕跡。我們看《圣經》第十章：
“挪亞的兒子閃、含、雅弗的后代，記在下面。洪水以后，他們都生了兒子。
雅弗的后裔
雅弗的兒子是歌篾、瑪各、瑪代、雅完、土巴、米設、提拉。歌蔑的兒子是亞實基拿、利法、陀迦瑪。雅完的兒子是以利沙、他施、基提、多單。這些人的后裔，將各國的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
含的后裔
含的兒子是古實、麥西、弗、迦南。古實的兒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瑪、撒弗提迦。拉瑪的兒子是示巴、底但。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的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位，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麥西生路低人、亞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希人、帳斯魯細人、希未人、亞基人、西尼人、亞瓦底人、洗瑪利人、哈巴人，后來迦南的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從西頓向基拉耳的路上，直到迦薩；又向所多瑪、蛾摩拉、押瑪、洗扁的路上，直到拉沙。這就是含的后裔，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
閃的后裔
雅弗的哥哥閃，是希伯子孫之祖，他也生了兒子。閃的兒子是以攔、亞述、亞法撒、路德、亞蘭。亞蘭的兒子是烏斯、戶勒、基帖、瑪施。亞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希伯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名叫法勒（注：“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為那時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約坍。約坍生亞摩答、沙列、哈薩瑪非、耶拉、哈多蘭、烏薩、德拉、俄巴路、亞比瑪利、示巴、阿斐、哈腓拉、約巴，這都是約坍的兒子。他們所住的地方，是從米沙直到西發東邊的山。這就是閃的子孫，各隨他們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國。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以后，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
在大洪水之前，從《圣經》看不出人類種族差異，一切都是人類的原初形態，生活在亞當所建立的王朝中；而在大洪水之后，人類就明顯出現了種族差異。諾亞有三個后裔：閃（Shem）、含（Ham）、雅弗（Japheth），這三個人分別開辟了獨立的王朝。在猶太人世界觀中，世界由亞、非、歐三洲組成，諾亞三個兒子即為白、黃、黑三色人種祖先，[8]《圣經》以后部分幾乎講的都是閃族（Semite）的歷史。那么中國人是來自哪一個種族？整部《圣經》對閃族的論述基本排除了中國人來自閃族的可能性。來自雅弗族（Japhethite）也不太可能，歐洲人將雅弗族的歷史闡明的非常清楚了——雅弗是雅利安人（Aryan）的祖先，即主要為印歐人種的祖先。那么中國人在《圣經》里的來源應該從含族（Hamite）里發掘。
在沒有文物考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通過語言進行考證；而在語言的演變中，千差萬別，尤其是語種之間書面差別非常大，但在語音上卻可以進行順藤摸瓜，比如“約翰”和“Johan”，“馬克”和“Mark”。
首先我們看這段經文里出現的兩個詞：含（Ham）和示拿（Shinar）。我們先來看“含”這個詞。我們回想下東亞文化圈里的幾個“含”的諧音字：漢、汗、韓。“漢”的文化意義很明顯了，有漢族；“汗”這個詞在北方少數民族中一般通稱其首領（Khan。注意：盡管有K，但在這里不發音，雖然漢人在翻譯時習慣于翻譯成“可汗”。）[9]；而“韓”有現在的韓國，尤其是近來有韓國學者將“韓”與“汗”相結合，將其民族淵源進行擴張，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話題——這樣，不光中國人，整個東亞黃種人都和含（Ham）這位《圣經》人物聯系了起來。
我們再來看“示拿（Shinar）”。中國在國外一般稱為China或支那，這兩個詞跟“示拿”的發音又是這樣的相似，尤其是在羅曼語系中，China的發音比在英語中更接近“示拿”。真是無巧不成書。[10]
這樣從詞源上，我們大體上就可以看出中國和《圣經》的淵源。雖然在《圣經·創世紀·10》之后，含的后代基本上沒有在《圣經》里出現，但并不表示上帝拋棄了這個部落。這就需要中國人自己從自己的家譜里尋找上帝的足跡，畢竟《圣經》是閃的后裔寫的，閃和含分家已經很久了。
并且我們現在所稱的“中國”到底是個什么概念呢？“中國”這個詞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指天下（世界）的首都，另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的簡稱。無論我們說“中國”時指的哪一種，都可以看出一個夜郎自大的情節。
智慧
我們在《舊約》里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偷吃禁果”的問題：
“有一天，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你們食了善惡樹上的果子其實并不一定死的。因為神知道，你們摘食的那天，眼睛更加明亮，并且能辯善惡。”
“女人聽了，覺得那樹上的果子能使人悅目，增加智慧，是好的，就摘下來自己吃了，也給了丈夫吃了。
“食下之后，兩人的眼睛果然明亮了，發現自己是赤身露體的，便拿無花果樹上的葉子為自己編織裙子。”
在《圣經》中，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子，人就可以睜開眼睛，看到世上的東西，增加智慧，而這是上帝所不允許的。這是《圣經》的神學邏輯。而中國經典卻將這兩者進行了中庸處理，在對上帝的虔誠和對智慧的聰明之間進行了中和，這就是中國神學在對人文方面與基督教神學的不同之處。
在《中庸》對上帝（天）的關系上，提到了兩個字“誠”和“明”，也就相當于這里“對上帝的虔誠”和“對智慧的聰明”。人在跟上帝的交流上，有兩條互動的線路：“誠”和“明”。人可以沒有知識，但可以從上帝那里得到直接的啟示，這就是“誠”的路子；人可以有博學的知識，但你越博學，你不知道的也越多，就像猶太格言：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所以最終你從博學的知識里認識上帝，這就是“明”的路子。這樣通過“誠”的神學和“明”的人文這兩條相輔相成的道路，人和上帝進行良好的溝通。“誠”是宗教范疇的概念，不是通過理智所能實現的，需要生活經驗和用心感悟。“明”屬于人文范疇的概念，就是通過知識的學習，來了解這個世界，通過了解這個世界來發現上帝。
這樣通過“誠”和“明”相輔相成的作用，在人和上帝之間建立了直接的橋梁，通過這個橋梁，你就可以達到天人合一，從心所欲，不逾矩。[11]
每個人通過知識的理性學習來把握世界的能力非常有限，也不可能完全通過理性知識來生活，但我們仍然能夠從容的面對這個世界，因為我們可以通過上帝的直接啟示來生活。而作為一個遵循中國傳統神學的人來說，其背負的十字架將是非比尋常的沉重，因為他不僅僅是依靠“誠”來接近上帝，他還要通過“明”來積極入世。
對上帝的“誠”說明人在上帝面前的謙卑，對世界的“明”說明人追隨上帝的行動。現在羅馬教皇本人也宣布相信進化論，在達爾文誕辰200周年的時候，英國主教專程來到達爾文墓，為這個“異教徒”獻上一大捧花。而可悲的是，現在的中國人只追求“明”，而忽略了“誠”。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用的是“演化”來表達達爾文“Evolution”的概念，為了防止誤解，他還特意在注解里說明，這個詞不僅有“進化”，也有“退化”的意思。這就是說，除了“從簡單到復雜”，“演化”還有“從復雜變簡單”、“變單一”的可能。
我記得看達爾文的傳記，達爾文后半生很不幸，一方面是近親結婚導致子女生理缺陷，另一方面是《物種起源》打開的潘多拉魔盒所帶來的心理糾纏。不管達爾文是否基督徒，他對科學的勇氣無可厚非。不過好像達爾文進化論對生物學的影響好像遠遠小于對社會的影響。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太多的災難，尤其在中國的唯物主義氛圍下，社會達爾文主義幾乎占壟斷地位。這讓我想起了孔子的原則：不語怪、力、亂、神。因為有些天機一旦說出來，就可能成為始作俑者。不過在對真理的道路上，敢于提出質疑的勇氣，這本身就需要宗教虔誠的支撐。
中國神學和上帝的概念比較《圣經》難懂，因為圣經把上帝直接人化了。故古今中外，多人讀圣經而直接了解上帝。四書五經不是宗教神學的經典，并沒有專門或直接討論上帝。在中國經典里，上帝是和歷史、國家、民生、道德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經典里的上帝不是孤立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和日常生活有密切聯系的。所以經典里的上帝是中和的，即天人地之道。圣經里的上帝比較直接而容易了解。就是因為這個直接和容易，西方的神學家們很容易把上帝直接化了。現在的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們，不是把上帝直接孤立為一位屬天屬靈的上帝，就是把上帝孤立成一位屬地專為地上福利服務的上帝。更有很多人把上帝專利為個人主義的上帝。這些都失去了中和性的天人地概念。
中國經典雖然難讀，但不容易被斷章取義的造成教條神學，并可以一直保持天人地中和性的上帝概念。[12]
犧牲
在圣經里，耶穌為了拯救世人，將自己獻祭，以為世人贖罪。他是上帝的獨生子，只有上帝的獨生子的犧牲才能為世人贖罪。
在中國經典里，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的上帝，就是只有天子才有資格祭祀上帝。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天生”的“烝民”，也都是上帝的兒女，但是天子是上帝的首子，有天命，是眾民的代表，也是上帝的代表。商湯在討伐夏桀時，發表過：“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13]周武王在尚書的泰誓發表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既然是受天命，眾民有罪過就應該由天子一人來承擔。有罪是君王責任，他一人應該受懲罰。因此天子應該替眾民受處罰。天子是眾民的犧牲。上帝只肯接納他兒子的犧牲。這個犧牲就是祭祀。
既然上帝只肯接納天子的犧牲，那么很自然的，只有天子才配得祭祀天地，類乎上帝。但是天子并沒有被殺來獻祭給上帝，天子用一只牛來代替自己，這頭牛就被犧牲了。《禮記·曲禮》篇說“天子以牲牛”。天子就是這樣，以牲牛來祭祀天地，類乎上帝。
我們先來看天子的象征物：牲牛。在《圣經》里，祭祀用的是羔羊；而在中國，天子祭天時只用一只特別的牛——牲牛，就是不能懷孕的牛。禮以稀為貴，數以一為貴，所以祭天時只能用一直特別的牲牛。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神學概念，就是敬拜上帝時要專誠，單誠，還要貴誠。12
然后我們來看具體怎樣的祭祀。《禮記·郊特牲》里有：“郊血，大饗腥，三獻烤，一獻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就是說：祭天（上帝）用血，大祭祖廟用生肉，祭地用烤肉，小祭祀用熟肉，乃因至誠至敬的祭祀不是要嘗味道，而是要嗅到其香氣。這里就提到了祭祀的最高峰：血祭。祭祀上帝要用血，血是祭祀上帝的本質。血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烤肉和熟肉。中國一開始就已經將祭祀上帝和血液聯合起來，這是神學上一種至高峰的啟示。12
在這整個犧牲過程中，一直有一個概念躲在后面，就是“配”。天子配天，耶穌配天，牲牛配天，等等。配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故有的獨到概念。配是什么意思呢？配是相合，天和地要相和，有標準的相和，相輔相成的相合相和。天和人的相合，首先人要夠得上和天相合。所以配還有夠得上的意思。簡單的說，人要配得上天，配有價值的概念。這人值不值得配的上天呢？這是看這人本身的一切。當我們孝敬祖宗時，我們才配得與上帝親近。（在戰爭暴力中“犧牲”的人最多，是不是“配”的上“犧牲”這個概念，在這里就顯而易見了。）
通過這個“配”，我們可以看到《舊約》神學、《新約》神學和中國神學的異同。在這三個神學里，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但在接近上帝的途徑上有所不同：在《舊約》神學里沒有中間體，在《新約》神學里是通過對耶穌的信仰來接近上帝，而在中國神學里通過了天子或祖宗來接近上帝。1692年3月22日康熙發布赦令列數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準許自由傳教。在《生命之寶》一文中康熙明確表示：“天門久為初人閉，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兒子名分得永生。”但在十八世紀初梵蒂岡教廷派遣34歲的主教多羅來華，以捍衛純正信仰為名發布諭令，不能用上帝這個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許懸掛敬天一類匾額，不準敬孔祭祖，不能稱許中國古經等等，違反者開除教籍。康熙立即將他逐出國門。[14]
基督徒到中國傳教，勸人放棄崇拜祖先，他們似誤解耶穌的“棄父母兄弟妻子去求天國”一句話。其實基督徒之崇拜耶穌，是因為耶穌本是天父愛子，能體貼天父的意思，降世受刑，為人類贖“原始罪惡”，免他們陷于永劫，這就是他對于天父的孝敬和對于天父的兒女們的仁慈。耶穌是慈孝的象征，基督教仍是“報本反始”的意味。[15]當然最根本的是上帝，孝之大，莫大乎孝天。
在這里就要提一下屈原的神學意義。屈原生活在孔子、孟子之后。從孔子到孟子，到屈原，他們三人都一直在呼吁遏制社會的沉淪，而他們一直受到犬儒們的挖苦和奚落，到了屈原，終于自殺了。到現在，我們有所謂的端午節來紀念屈原，而沒有紀念孔子和孟子的節日，為什么？為什么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都沒有贏得一個節日，而郁郁而終的屈原卻受到了這樣的尊崇？因為屈原為了呼吁上帝的慈悲而獻祭了自己，把自己作為了犧牲而獻給了上帝。因此在神學上，屈原的意義比孔子和孟子都要大。上帝最需要的是寶血，屈原可以說真真切切地讓世人和上帝看了看自己的心和血，因此受到上帝、受到民眾的擁戴。孔子和孟子在人文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在神學上，屈原做出了血的獻祭。
和諧
大家都知道馬丁·路德·金在美國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經》經文，而我對中間的一個轉折非常感興趣：
“但是對于等候在正義門口的心急如焚的人們，有些話我是必須說的。在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我們不要采取錯誤的做法。我們不要為了滿足對自由的渴望而抱著敵對和仇恨的毒酒痛飲。我們斗爭時必須永遠舉止得體，紀律嚴明。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地升華到以精神力量對付物質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在那樣一個關頭，金沒有利用民眾，而是在疏導民眾，他沒有讓民眾一勞永逸地去奪取政權，而是讓大家將自己的解放投身于生活中去。這樣，美國的黑人運動有條不紊的進行。我們看到，美國黑人一直都在游行示威，但很少發生大規模的暴動。這就是愛的力量。
而縱觀我國的政治運動，總是有太多的鐵和血。被壓迫者總是想將統治者打倒，統治者總是用武力來平息暴亂。相互之間沒有信任，沒有一個共同的追求，或者說信仰。沒有這個共同的信仰，就不可能有寬容和博愛，不可能有信任和對話，不可能有真誠和接納。
遠的不說，就拿新中國來說，從解放戰爭到文革，從文革到八九學生運動，一次次事件在人們心中埋下了太多的怨恨，這些怨恨該怎樣化解？一部分人通過這些事件成為了“既得利益者”，另一部分人因為這些事件而被邊緣化。這里面的矛盾該怎樣平息？莫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才是真理？如果“適者生存”，為什么還有“天擇”？到底什么人才是上帝的選民？
現在我們提出了“和諧”的概念，贏得了廣大的認同，胡主席也因為這個而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但是口號歸口號，民主的概念從五四一直唱到現在，一百年過去了，大家還是被“民主專政”著。
一個國家的根本風俗在農村。現在農村有很多節日都要祭祀祖先，如清明、春節等。而春節最為隆重，因為這時不光要祭祀祖先，還要祭祀上帝（不過我們現在很少提上帝這個詞）。在過年時，家里正中央一般會放上“天地全神之位”的牌位，而祖先的家譜掛放在側墻上（這是傳統中國人的一般做法）。如果說孟子只是提出了宗教改革，那么現在這個宗教改革已經被人民自發地實現了，也就是說中國人還是信仰上帝的，只是這種信仰是自發的，沒有上升到自覺的高度。尤其是形成了與上古時代完全相反的局面：上古時代是官方在祭祀上帝；而現在是平民在做所有這些責任，而官方卻一概不管了。這是一個比較滑稽的局面。如果國民信仰不能受到官方的首肯，那么這個國家的正義性來自何處？
自從江澤民執政后期，到現在的胡錦濤政權，都表現出了很強的傳統回歸特點，如江澤民提出來的：以德治國、有所為有所不為等，到現在胡錦濤明確提出來的和諧社會的口號。“和諧”概念可以說將中國政治神學的最精髓部分提了出來。中國神學歷來重視天地人的和諧、和而不同。但是具體怎樣將政治與民間草根神學相認可，仍然任重而道遠，否則君民同心的局面仍然很難形成，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之間的信任危機仍將繼續存在。
歷代以來統治者都會拿中國經典來為自己的政權作粉飾，不過與各代皇朝不同的是，現在統治者不再占據“天子”的位置了，不過平民心中仍有一個“天子”，就像“上訪”、“上書”，大家都幻想著京城里有絕對的正義和真理。可是官方明確表示堅持唯物主義的信仰，在這個信仰之上絕對的“正義”和“真理”就等于是最有實力的金錢。那么，幻想著京城里有絕對的“正義”和“真理”的人心中已經沒有了正義和真理，因為正義和真理就你身邊。道不遠人，人自遠之。上帝不在京城，就在你家中。要知道我們國慶上向上帝展示的不是犧牲，是導彈。
在這里還要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近來又出現了把毛澤東供奉了起來：為毛澤東建廟，給毛澤東燒香，把毛澤東放在“天地全神之位”的位置。
我在整理這些文字的時候，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看過專業的神學書籍，就想查下神學是個什么概念，后來還是放棄了——現在中國人寫文字太喜歡下定義了，還是少一個定義為好。
現在的所謂“國學”班很多了，而唯獨看不到“國學”里的一個核心東西，就是對上帝的信仰。在沒有信仰的基礎上講所謂的“國學”，無非是教人學武，卻不教道義。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沒有了道，就是荒淫無道。因此，在發掘中國經典時，不要忽略了里面的核心：對上天的敬畏，對上帝的負責。
在信仰方面，我對基督教的認可大于對所謂的國學研究者的認可。而怎樣闡述中國古典里的神學，一直是我頭疼的問題：許多基督徒不認可中國古典里的上帝，而許多國學研究者又認為中國古典里的神學是迷信。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無神論泛濫的時代，國內還沒有明確提出“神學”這個科目。國內現在有哲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等，唯獨沒有神學。這一個科目的缺失將是整個民族文化的凋萎和民族信仰的迷失：端午節被韓國注冊了，龍圖騰被日本占有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恐怕要像古埃及文明一樣，放在博物館里了。就像《神州》里所說，一次次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尋覓和文化自救變成了文化痙攣和文化嚎哭。痛哭不要緊，但愿我們能哭回我們的守護神，讓我們華夏子孫有朝圣之所就行。
附：祖國
我曾經如此的愛你/我可愛的祖國/但隨著自己的成長/發現你復雜的令我彷徨/歷經苦難/你倔強的成長/支撐你的/是怎樣的脊梁/虛榮的國民/說你有五千的輝煌/而你深沉的內心/有幾人進行了思量/一次次/你就要走向死亡/力挽狂瀾的人啊/有幾個能夠捉住你的目光/愛你？恨你？/生我養我的祖國/為了你/我有太多的惆悵/你沉重的歷史/我無從考量/但我千真萬確地看到/你憔悴的面龐/是迷惘？是放蕩？/你的眼神令我憂傷/幾十年的滌蕩/你又有怎樣的感想？/你不僅屬于我/還屬于十三億人/但我對你的感情/非比尋常/你的外表/是那樣的令人癡狂/而又有多少人/把你當成了妓娼/每個人都需要呵護/每個人都需要庇護/而對你/有些人是那樣的狂妄/十三億又一的人/追求著你/我的祖國的啊/你將走向何方？/有的人霸占著你/有的人暗戀著你/你是想當婊子/還是幸福的新娘？/擦亮你的眼睛/重整你的榮光/讓我們這些追隨者/有一個美麗的女王/在你的庇護下/我們會幸福的成長/你的子民/將不再流浪/五十年？/五千年？/有了皓皓之民/你將有五萬年的光芒！
注釋：
[1] 從猶太教到儒教：開封猶太人同化的內在因素之研究，張倩紅：《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2] 從“老子化胡”到“西學中源”——“夷夏之變”背景下外來文化在中國的奇特經歷，劉純，《法國漢學研究》第6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3] 有人將摩西和伏羲進行了比較。
[4]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中華書局，2005
[5] 叩問華運——從猶太人看中國文化及其變體的前景，陳奎德，普林斯頓大學，http://rjs.xzds.gov.cn/gghy.asp?id=001511
[6] 共同的上帝——上帝在《圣經》和中國四書五經、附漢書與耶穌，陳慰中，加拿大維多利亞中華學院出版社，1994
[7] 《神州》福音精華版，遠志明
[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BC%97
[9] http://hi.baidu.com/debbiechen/blog/item/d3179d351cd76d8ca61e123a.html
[10] 在這里，要提到一個中國學者宮玉海。他提出來過“示拿”與中國的關系，近來還提出來“耶穌”和“顓頊”的關系。有這樣豐富的聯想，本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偏偏犯最低級的錯誤——時間錯亂：將亞當夏娃安排到了大洪水后，耶穌一下子早生了三千年！
[11]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12] 共同的上帝——上帝在《圣經》和中國四書五經、附漢書與耶穌，陳慰中，加拿大維多利亞中華學院出版社，1994
[13]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中華書局，2005
[14] 《神州》福音精華版，遠志明
[15] 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統的基礎，朱光潛，《思想與時代》第七期，1942；本文參看《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四卷，浙江民人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