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憂患意識新解

　　憂患意識不等于杞人憂天，亦非悲觀絕望，而是一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極開拓的哲學智慧，它實際上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人類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及其關系中各種危機現象的本質認識、價值訴求。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憂國憂民，銳意進取，建功立業，今天它同樣具有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

　　范仲淹的憂患意識統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易學、儒學、道學和佛學，特別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想

　　范仲淹生活在內憂外患、昏暗腐敗的北宋王朝，自幼喪父，寄人籬下，家境貧寒，劃粥斷齏，深感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名言至理，他常言：“士當先天下而后個人”，“慨然有志于天下”。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屢遭貶謫的范仲淹始終堅持其在朝則以“至誠許國”，受貶則“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處世之道。

　　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具有十分豐富的傳統思想文化資源，它統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易學、儒學、道學和佛學等。他極為重視易學，特別是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想，將之視為其憂患意識和新政主張的重要理論根據。據典籍記載，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周易》。他自己的詩作也提及其“忘憂曾扣《易》”。《周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亂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儒學也具有豐富的憂患意識。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同樣，無論是道家之學，抑或是道教之學，都成了范仲淹憂患意識的重要思想文化淵源。范仲淹引證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范仲淹護持寺廟，參拜菩薩，交游高僧，揮毫作序，已將佛禪憂樂圓融，榮辱不驚，悟在當下，無修之修，明心見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憂患意識之中。他說：“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范仲淹的憂患意識蘊藏著五個層面的內容和兩個方面的重要特質

　　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內容豐富，至少蘊藏著這樣五個層面：一是擔當精神。憂國憂民的范仲淹始終以天下為己任，“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于內則多咎。”二是進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對失敗，他“痛心疾首，日夜悲憂，發變成絲，血化為淚”，堅信“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臨終《遺表》云：“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四是整體精神。范仲淹無論身處順境，抑或逆境，都“心憂天下”：“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認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于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

　　從他本人拳拳憂國憂民之心與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視閾看，其憂患意識表現出文韜武略，知行合一的特質。一般說來，憂患意識應該是人們憂心與憂行，憂志與憂功，也即知憂與解憂的辯證統一。集將、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德足以傳世”的范仲淹，其憂患意識正是如此。他不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有憂天下之心”，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的事功偉績。范仲淹憂患意識還表現出至誠許國，進退如一和是非循環，憂樂一體的內在特質。他即使無端遭貶，身退江湖之遠，也難以真正“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而是“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正如后人所評價云：“天下嘆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范仲淹憂患意識不是悲觀絕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種自覺而強烈的擔心、牽掛和關愛。與歷史上的屈原等人一樣，都是悲天憫人，愛國愛民，忘憂樂道。

　　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已成為歷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為民興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動力

　　后人常將范仲淹與諸葛亮、韓愈等稱頌為史上“五君子”，這足見范仲淹包括其憂患意識在內的功業文章與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歷史地位和影響。范仲淹憂患意識不僅影響著其同時代的韓琦、富弼、蘇舜欽、歐陽修、孫復、胡媛、石介、李覯、張載和王安石等人的教育、政治和軍事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蘇軾、二程、朱熹、陳亮、葉適、陸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宋元時期的理學思想。明清時期，范仲淹憂患意識的影響尤為突出。康乾二帝同贊他是“濟世良相，學醇業廣”，褒揚他具有憂樂與民的高義品質：“希文古大臣，不與伊葛殊。特達圭璋器，心跡如天日。廟堂而江湖，憂樂與民俱。”“文正本蘇人，墳山祠宇新。千煉傳樹業，一節美敦倫。魏國真知己，夷維傳后塵。天平森翠笏，正色立朝身。”李贄、王直、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會精英的憂患意識就深受其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距離范仲淹時代越是久遠，范仲淹憂患意識的重要地位與影響不是越來越弱化，而是越來越廣泛而深遠；越是處于求新求變，救國救民的非常時期，其影響也不是越來越式微，而是越來越重大而深刻。范仲淹憂患意識對近現代，尤其是熊十力、胡適和錢穆等人的憂患意識之影響就是如此，它大大超過上述兩個歷史階段。

　　范仲淹憂患意識，早已成為歷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為民興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動力。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凝聚中華民族精神，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只有懂得了憂患意識，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樂觀精神，也才能知道希望在哪里。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們越應增強風險意識，凝聚民族精神，強化使命感、危機感、責任感和緊迫感，沉著應戰，及時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機、社會危機和周邊危機。在經濟全球化，中華文化現代化與世界化的今天，知識分子更應不辱使命，站在時代前列，將憂國憂民之心，愛國利民之志化為具體行動，以促進各階層間的意見溝通，各民族間的文明對話，協調和處理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和世界文明、宗教間的價值沖突。

原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1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