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陶淵明與“酒”與“俠”的關系

　　陶潛生活于一個亂世。這個時代正值東晉末年到南朝劉宋初年，一場淝水之戰后，東晉王朝偏安于中國的南部，朝廷對百姓百般剝削壓迫，“今日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致殘形剪發，要求復除。“這又是一個“易代”的時代，政治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烈，劉裕奪權，稱帝號宋，東晉亡國。陶潛處在的這個時代，“孔融與漢末嵇康于魏末略同”。

　　亂世的陶潛，悠然的轉身，抽離于紛亂的塵世。讀陶潛的大部分詩歌，感情總是那么平和，淡然，閑適。最著名的像是“飲壺觴以自酌，畘庭柯以怡顏。”（《歸去來辭》）像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這份“閑散”之情似乎在古今文人中無人能及。其實陶潛的這份表面上的“閑散”與“酒”和“俠”都分不開。

酒

　　陶潛愛飲酒這是眾所周知的，在他的自傳《五柳先生轉》（當時稱為“實錄”）中有記：“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就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好酒之心可見一斑。魏晉時期，好酒者不止陶潛一人，“竹林七賢”的老大劉伶好酒，死時竟以酒槽陪葬，自語：“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另一位名氣更大的阮籍曾大醉六十天而不醒，酒之于他們是傾瀉心中“塊壘”的一種方式，也是心靈的一份慰藉。不過，在詩歌中大量描寫飲酒的，陶潛可算第一人了，《飲酒》十二篇 就是在醉酒之后，在雜紙上的隨意涂寫，后來經朋友整理而成的。從而有了“結廬在人徑，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這樣打動人心的名篇。昭明太子為陶潛詩集作序有云：“有疑陶淵明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此間的怨悶，昭明太子一語道破。陶潛并不能真的“隱逸”。身為東晉名將陶侃的子孫，陶潛對走到末途的東晉，對戰亂不斷的社會現實，他有著擱不下的無奈和憂慮。這就說到他的“俠”。

俠

　　朱光潛曾說：“陶潛除了‘隱逸氣’之外，還有些‘俠氣’”。當年，陶潛為了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決然的歸隱田園，這不是骨氣是什么？這是一般文人所不能有的“俠氣”—-大丈夫當作則做。這樣的陶淵明是俠氣沖天的。不過朱光潛也認為，陶潛因為最終調和了這樣的“俠氣”才最終得以“靜穆”，終而偉大。在《且介庭雜集》中魯迅深刻地反駁說：“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添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又說：“陶淵明正因為并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朱光潛到底淡化了陶潛的“俠”，而魯迅的評價完美的解釋了陶潛身上不應被忽視的“俠氣”。

　　一個“性嗜酒”的陶潛，不會僅僅酒視作無聊時的消遣，“悠然見南山”和“猛志故常在”都是一種吶喊，或許對懷有俠氣的陶潛來說，這酒不得不飲，以吐胸中塊壘而快之，這樣也成就了他的獨具一格和偉大。（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06級中文三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