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石倉歷代詩選》（石倉十二代詩選）

　　上古至明詩選本，五百零六卷，明曹學?編選。?福建閩侯人。萬歷進士，任四川右參政、按察使，后因著《野史紀略》觸怒權宦，被劾，削職為民，家居二十余年。清人入關，學?參加抗清斗爭，殉節而死。
　　此書為明代詩選中最宏偉之作，上自上古，下至明代嘉靖、隆慶，包括古詩十三卷，唐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零七卷，全元詩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詳于當代而略于古代。
　　此書意在存明人詩，故明以前詩擇之不精，考訂不確，錯誤很多，即以選詩來說，既濫且缺，許多名篇未能入選（如李商隱《無題》和詠史佳作入選很少），一些劣品卻充斥書中（唐胡曾《詠史》詩竟選了四五十首），有些著名的組詩竟被拆散（杜甫《前出塞》九首只選七首，刪去了“挽弓當挽強”和最末一首）使其失去了完整性。一些思想性較強的篇章也被遺漏，如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無家別》，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都未入選。另外如一詩分屬兩人，作品歸屬錯誤則不可勝數�！端膸烊珪�》所收明詩僅至“次集”而止，實際上，明次集之后還有三集百卷，四集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百卷，共三百八十四卷。另外還有明續集五十一卷，再續集三十四卷，《閨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集》五卷，《江右集》五卷，《江西集》五卷，《陜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又有三續集十三卷，四續集九卷，續五集四卷，五續集六卷，六續集二卷。共三百六十七卷，由此可見曹氏欲藉此以存明朝一代文獻。
�、� 六義指風、雅、頌、賦、比、興。這里朱氏強調了它們的音樂意義。因為風、雅、頌之分是由于音樂不同。
　　據今人鄭振鐸《劫中讀書記》言，三集及以后諸集非如《嘯亭雜錄》所說，均為抄本，實際都有崇禎間刻本，清陶蘭泉有足本，后陶氏書售予日本東方文化研究學院。鄭氏所藏為殘本，共六百六十卷。常見者為五百零六卷本，另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52 《樂府廣序》

　　漢魏樂府古詩選集，三十卷，明末朱嘉徵編纂。嘉徵字岷左，別號止?圃人。海寧（浙江海寧縣）人，崇禎壬午（１６４２）舉人，至清曾為徽州府推官。
　　朱氏論詩強調詩與音樂是一個整體，認為孔子刪詩的目的在于“定六詩之序而樂以正”。并認為“六義①存而詩存，六義亡而詩亡”。因此編者在此書中將漢魏樂府古詩按照“風雅頌”次序排列，以“相和曲辭”中的“相和曲”（八首）“吟嘆曲”（一首）“平調曲”（四道）“清調曲”（四首）“瑟調曲”（十五首）“夢調曲”（四首）“大曲”（一首）“雜曲”（三十一首）為漢風，以“相和歌辭”中的“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楚調曲”“雜曲”為魏風，以“鼓吹曲辭”“橫吹曲辭”“雜舞歌辭”為漢魏之雅與變雅。以“郊廟歌辭”為漢魏之頌。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為歌詩與琴曲，并在每詩或每組詩后撰一“序”點明詩之主題，標明美刺，目的在于“本原于忠臣孝子之心，發明于保定扶危之旨”。雖然編者分類及其“序”多牽強附會、迂腐冬烘之處，但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刻朱氏編纂此書是有寄托的，所以黃宗羲為之作序。書中廣泛搜羅歷代學者對所錄詩的解釋，批評的文字，可資參考。編者對一些詩篇的思想與藝術的分析也有可取之處。
　　朱氏另有《漢魏詩集廣序》，其分類與《樂府廣序》同，二書均有清遠堂刊本。

 

53 《采菽堂古詩選》

　　古詩選本，三十八卷，補遺四卷，清陳祚明編選。祚明字允倩，號稽留山人，錢塘（浙江省杭州市）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明侍御史元倩之弟。元倩殉明朝之難后，他隱居不仕，后因貧傭書京師，病死于京師客邸，著有《稽留山人集》。
　　這本古詩選“選無專旨，有美必錄”，無派別門戶之見，這在明末清初很少有。陳氏論詩注重“情”、“辭”，他說“體格不同而同于情”，“辭不同而同于雅”，凡情深而辭雅正者皆能入選。因之選錄面很寬，自《卿云》以下至隋代選詩達數千首。他特別重視詩的感染性，他說：“吾言吾之悲，使聞者愀乎其亦悲；吾言吾之喜，使聞者鬯乎如將同吾之喜。”在注釋、分析入選詩篇時注意提示詩人情感的底蘊。對于情旨深隱的詩章，編者必“索之希微”，深入挖掘它的含義。在注釋、分析作品時多取材眾說，加以折衷。不逞私臆，不眩博矜奇，也不務為穿鑿，故作高論。這是一部比較平實可讀的選本。
　　此書分代編排，每代之前都是首列樂府，然后按世次編排諸家作品。對于異文殊文則擇善而從，兩者均善則并存。入選作者時代及其爵里依馮惟訥之《古詩紀》。
　　此書最早刊本為康熙丙戌（１７０６）年刊本，常見者有乾隆傳萬堂刊本。

54 《古詩評選》

　　古詩選評本，六卷，清王夫之選評。夫之有《楚辭通釋》已著錄。
　　王氏雖也用此書授徒，書中介紹了古詩中的名篇佳作，但主要還是藉此宣揚他的詩學觀點。選者因推崇古詩，遂愛及齊梁，對于入選的作品贊揚較多。如評《白頭吟》說“亦雅亦宕，樂府絕唱”，評《悲歌》說“突兀壯而無霸氣”。評《戰城南》說“所詠雖悲壯而聲情繚 繞，自不如吳均一派裝長髯大面腔也”。關于《古詩十九首》他說：“《十九首》情該一切，群怨俱宜，詩教良然，不以言著。”并贊美說《十九首》“驚心動魄”“深練華贍”“好色不淫，怨悱不傷”。對于六朝王氏說“安得起六代入于地人一拯唐人之衰也”。由此可見編選者把漢魏六朝看成詩歌創作的高峰，到唐代則已是詩歌創作之衰世。他偏愛婉約含蓄，辭氣嫻雅，優游不迫，無劍拔弩張之氣的作品。在評庾信詩時，對杜甫盛贊的庾信“凌云健筆”則大加撻伐：“健筆者，酷吏以之成爰書而殺人，藝苑有健訟之言，不足為人心憂乎？”他還注重詩歌的神韻風采，反對鋪述刻畫，強調“詩”與“史”的區別。他諷刺“詩史”說“以詩史譽杜”乃是“見駝則恨馬背之不腫也”。他認為詩之敘事較史尤難，“史才固以隱括生色，而從實著筆自易”，詩則“即事生情，即語繪狀，一用史法，則相感不在永言和聲之中，詩道廢矣。此《上山采蘼蕪》一詩所以妙奪天工也。杜子美放（仿）之作《石壕吏》，亦將酷肖，而每于刻畫處猶以逼寫見真，終覺于史有余，于詩不足”。他對杜甫的批評未必正確，但對詩與史敘事方法區別的探討是有益的�；�于這些看法，古詩名篇《孔雀東南飛》都未入選，原因就是“潦倒拖沓”“自是古人里巷所唱盲詞白話”。對于古詩領域中一些有定論的問題和有定論的詩人，王氏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說“建安風骨”“如鱔蛇穿堤，堰傾水長流，不涸不止而已”。對于曹植則極盡攻擊之能事，認為他的詩是“以腐重之筆，寫鄙穢之情，風雅至此掃地盡矣”。對庾信也是貶多于褒。這些都有失公允。
　　全書共選詩八百余首。卷一為樂府歌行，卷二為四言詩，卷三為小詩，多為五言絕句，卷四、卷五為五言古詩，卷六為新體詩。
　　有民國初湖南長沙劉人熙刻本，收入太平洋書局民國間排印《船山叢書》。

55 《古詩選箋》（古詩箋）

　　五言、七言古詩流派選本，三十二卷，清王士?選，聞人絯注。士?見《十種唐詩選》。人絯，字訥甫，松江（上海市松江縣）人。生活于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時代，是位不得志、困伏鄉里的文人。
　　王氏論詩標榜神韻，以沖和淡遠的意境為詩的最高境界，這個詩歌選本不僅貫徹了編選者的論詩主張，也想通過此書向讀者展現五言、七言詩的發展演變階段。對于五言詩，編者認為《古詩十九首》已發展到頂點，因而漢五言詩幾乎全部入選，魏晉以下則從嚴，唐代只取陳子昂、張九齡詩作，以體現五言詩“升降之變”，由此可見為選者所重視的還是興寄深遠、意境恬淡的詩篇。至于極古之變、內容豐富、風格多樣、善于鋪敘的杜甫，卻一首未選，不能不說這正反映了“神韻”說的局限。七言則以杜甫為正宗，“七言大篇，尤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蓋天地元氣之奧，至杜而始發之”。并將杜詩立為“千古標準”，凡學杜者取之，但所取杜詩亦多為描寫生活瑣事的作品。七言部分選錄宋、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晁沖之、晁補之、陸游、元好問、虞集、吳萊等人的作品，聞箋偏重介紹詩本事、用典，對于難懂的句子也作了必要的疏解，簡明平實，便于初學。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