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明詩綜》

　　明詩總集，一百卷，清朱彝尊編纂。
　　此書輯錄從明初到明末（包括遺民）三千四百余人的作品。
　　明代詩歌創作凡三變：永樂前后的臺閣體；正德、嘉靖、隆慶之間的前、后“七子”；此后的公安、竟陵二派。明末清初明詩選本往往出入三派，有所偏袒，以偏袒復古派者居多。而此書之編纂，意在糾正其謬，取材廣泛，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每位入選作者皆有小傳，述其生平履歷，評論其作品，載其著作。小傳之后，附有汪森、胡期恒等人輯錄的有關該作者的評論，最后殿之以朱氏自著《靜志居詩話》。在入選作品之后亦間評論，或品藻鑒賞，或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訖，死封疆之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焉”。其目的是“庶幾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見《自序》）。可見作者目的還不在于傳詩，有借此保存國史之意。古代士大夫皆以保存國史和傳播信史自任，特別是亡國之士大夫更是以此自期。明末清初野史、稗史之多都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亡國士大夫（遺民）的心態。
　　本書中選詩與評詩注重反映明代政治、社會情況的作品，可是在收錄明末抗清烈士富于戰斗性詩篇時，仍有忌諱，瞿式耜、張煌言、夏完淳的代表作品都未錄入。編者為卓有成就的詩人，對于入選作品有不滿意之時常常替作者改詩，這是選家最壞之習慣，后世的沈德潛、袁枚皆有此病。王士?《漁洋詩話》中言王清臣《述懷》詩中“靜聽鳥語繁”之下還有“諸有弄化本，雜沓呈真元。曉然似哄我，寧不倒清尊”四句。可能因為其不佳，在選入《明詩綜》時被朱彝尊刪去。另外，朱彝尊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貶斥太甚。李攀龍只錄詩十七首，與其成就不匹配，徐中行、吳國倫律絕俱佳，而入選更少，并對他們詆毀太過。袁宏道佳篇秀句，多有刊落，鐘惺、譚元春竟目為妖孽，全沒其真，有失公允。
　　書中亦有誤收失考之處，如宋代的詩作被竄入明代，宋代志怪小說洪邁《夷堅志》中一些代小說人物寫的詩錄入《明詩綜》，這個總集中是極為不當的。
　　此書編成已經是清朝穩定時期，書中的有些刪削是迫于政治壓力的。總的說來，本書是大醇而小疵，它基本上反映了明詩概貌和各個詩派的發展變化情況，入選作品也以佳作為多。
　　有康熙白蓮涇原刊本。另有乾隆六峰閣刊本。

162 《御定四朝詩》

　　詩總集，三百一十二卷，清張豫章等奉康熙皇帝旨編纂。豫章名翼，以字行，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曾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編修，卒于國子司業。
　　康熙皇帝令儒臣編纂刊布《全唐詩》之后，又遂命“博采宋、金、元、明之詩，每代分體各編”，“用以標詩人之極致，擴后進之見聞”。此書雖然是四朝詩歌的選本，但卷帙浩繁，搜集面廣，在“澄汰河礫，披撿精英”（皆見《御制四朝詩選序》）的同時，意在向讀者展示四朝詩歌的概貌及各朝詩歌發展的源流正變。編者對四朝詩歌演變的看法基本合乎實際，例如論及宋詩肯定了“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蘇軾、黃庭堅始出新意，宋詩于時為極盛”。對于金詩言其“體格多沿元皊，迨其末造，國運與宋同衰，詩道乃較宋為獨盛。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后詩曰：‘鄴下曹劉氣盡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豈虛語哉！”“有元一代，作者云興，虞楊范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末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對于明則認為“高啟諸人為極盛”（皆見《四庫總目提要》）。
　　書中選宋詩七十八卷，作者凡八百十二人，金詩十五卷，三百二十一人，元詩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詩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詳述作者爵里字號。大體以元代部分為最佳，因為此部分是由元詩專家顧嗣立主持編選的。從選詩量上即可見編選者對宋詩不甚在行。
　　有內府刊本，常見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3 《明詩百卅名家集鈔》

　　明詩總集，二十四卷，清王企靖編纂。企靖字芯遠，雄縣（今屬河北）人。康熙間進士，官至江西巡撫。
　　編者自序言：“自洪（武）、永（樂）以迄啟（天啟）、禎（崇禎），風會遞遷，作者代起。國初四杰，�叭恍愠鲆樱欢�彬彬郁郁，鼓吹休明者，非長沙乎？弘（治）、嘉（靖）七子，卓爾不群；而莽莽滔滔，抒寫性靈者非公安乎？問端揆之重望，則河津、東阿其眉目也；稽著作之耆英，則金華、新都其領袖也。搜隱逸之宗工，則陳昂、童癿其楷模也。佐命元勛劉誠意，燦云霞之色；精忠駿業孫高陽，流金石之音。”清初詩風，標舉“神韻”，推崇盛唐，他們論及明詩往往矚目前、后“七子”。王企靖則著眼于全部明代詩歌作品，他既肯定主張“詩必盛唐”的前、后“七子”；也不否定強調性靈，反對摹擬的公安派和追求幽深孤峭詩風的竟陵派。他既推重身處高位、影響一代詩風的名流如劉基、宋濂、薛�帷�孫承宗等；更熱衷表彰、揄揚或隱于商賈的童癿、或一生極為貧困的陳昂。可見編者沒有偏見，他的目的還是反映明詩的全貌。
　　王氏論詩言志緣情并重。他說“詩以言志，本性情之真以發為篇章，則天機盎然，精理具足，若徒以文采爭勝，而不出于性情之自然，泥塑木雕，何足貴也”。因之他選錄此編“惟尚其真”，只要有真性情，“聲律未諧，字句不典，概不苛求”。對于他不同意的作者，也不像錢謙益那樣全力攻擊，“若有深怨積怒而不可解者”（引文皆見《凡例》），而只是錄其長，不斥其短。王企靖沒有門戶派別之見，不拘一格以自限，但取其佳者而錄之。徐渭、三袁、曹學?這些被主流詩人視為外道的作者皆以名家而得入此選。
　　全書取卓然而能成為一家者一百三十人，附見者三十八人，或附見于父兄、或附見于師友，此書雖未選鐘惺、譚元春，但編者認為“實為缺略”，要待后補。如王氏持此見解者不多，這與以后袁枚觀點類似。
　　有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敬事堂刊本。

164 《遺民詩》（明遺民詩）

　　明詩總集，十六卷，清卓爾堪輯。爾堪字子任，一字鹿墟，別號寶香山人。生于江都（江蘇省揚州市）。約生活于康熙時期，曾投效于浙江總督李之芳部下參加討伐耿精忠之役，后隱居終生。
此書收錄明末遺民詩二千八百六十七首，作者五百零五人，并對每位作者字號爵里行跡作了簡單的介紹。卓氏輯此書意在保存文獻，使眾多的斂跡巖穴、堅守民族節操之士不至泯滅于后世，故其選擇堅持“人更重于詩”的原則。他說：“其有以人傳詩者，詩不過數首，雖有微瑕，亦所必錄。”而對于晚節有所虧欠者，雖有秀句佳篇，亦摒之不錄。
　　書中保存了許多“紀忠、紀烈、紀事”之詩，這些作品反映當時民族矛盾的尖銳和廣大漢族人民反抗斗爭的激烈。揭露了清統治者的野蠻和殘暴，表現出明代遺民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許多史傳不傳的遺民事跡、詩歌賴此書以傳，并為研究明末清初歷史和文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卓氏編此書時往往是“得詩即梓”，因此全編較為紊亂。有時一人作品分列于數卷之中，也有并非遺民的作者也被收入書中。書后附有卓氏自著詩集《近青堂詩》一卷。《遺民詩》中大量的強烈的反清作品刺激了清統治者，乾隆間兩度被列為禁書。
　　有康熙初年精刊本，中華書局１９６１年據此排印出版，更名為《明遺民詩》。

165 《明詩鈔》（明百家詩鈔）

　　明詩選本，十二卷，清魯之裕編選。之裕字亮儕，麻城（湖北省麻城縣）人。康熙間（１６６２～１７２２）舉人，官至直隸清河道，署布政使，不隨俗俯仰，在官多政跡，尤精水利，著述頗富。
　　此書基本上是據錢謙益之《列朝詩集》、朱彝尊之《明詩綜》等大部頭集編選而成。魯氏注重明初高啟、楊基、袁凱等人的作品，高度評價他們能表現性情、富有才情的詩篇。高詩竟有三百二十五首入選，楊詩選了一百六十五首，袁詩選了九十首。對于前、后“七子”亦步亦趨的擬古之作和虛張聲勢、有格無情的詩篇則選得很少。如李夢陽只選了二十首，李攀龍選了二十七首，王世貞選了五十七首，從這些地方可見選家的觀點。全書共收明詩人一百七十八人，每人各附小傳。
　　有清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