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 《明詩別裁》

　　明詩選本，十二卷，清沈德潛、周準編選。德潛有《古詩源》已著錄。準字欽萊，號迂村，長洲（江蘇省蘇州市）人。諸生。少好讀書，絕嗜欲，寡交游，晚之京師，不交權貴，或以為迂，因號迂村。嘗寄寓杭州靈隱寺，遇沈德潛，論詩相合，遂為莫逆之交。
　　此書據朱彝尊《明詩綜》編選而成，共選明詩一千零十余首，作者三百余人。沈、周二人論詩注重“雅音”，推崇“唐調”，遵循“溫柔敦厚”之詩教。故其選錄標準是“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這些看法與前、后“七子”的論詩主張是相近的，所以李夢陽選了四十七首，何景明四十九首，李攀龍三十五首，王世貞四十首，公安派三袁只選袁宏道一首，竟陵派鐘惺、譚元春則一首未選。因此，這個選本是不能反映明代詩壇之概貌，全面展現明詩創作的成績的，它只能是體現“格調派”論詩主張的選本。
　　書中一些詩后和詩人之后，間附評語，這些除了品藻評論文字外還指陳得失，辨析源流，其中多偏袒前、后“七子”，對“公安”“竟陵”等派則多鄙薄之詞。品藻文字也有流于空泛的。如劉永錫只選一首《行路難》，全詩二句“云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痹u曰：“四字抵得千萬言。”袁枚批評說：“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荊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為佳，全無意義。”（見《隨園詩話》）但此書搜采面廣，入選作品多佳篇秀句，仍可作為明詩入門讀本。
　　沈德潛自認為是斫輪老手，選詩常為人改詩，《明詩別裁》選其祖父沈欽圻五首，這五首詩也沒有逃過沈德潛的修改。
　　此書最早有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刊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年據此本縮版影印。

167 《閑情集》

　　明詩選本，四卷，清顧有孝原輯，陸世楷增輯。有孝（１６１９～１６８９）字茂倫，吳江（江蘇省吳江縣）人。諸生，居釣雪灘，以選詩為業，是當時有名的詩歌選家。世楷字肴山，平湖（今屬浙江）人，生平不詳。
　　此書專門編選明代艷體詩歌六百余首，作者二百余人。
　　“艷體”也稱“香奩體”，它們是模糊概念，沒有確定的內涵，一般是指以婦女生活為題材而又文字綺麗，筆墨輕艷的詩歌作品。
　　這里包括的內容十分復雜，大致可有三種：一是通過自己所描寫婦女題材，以寄托憂國憂民之感，這就是從《離騷》開始的“美人香草”的傳統；二是在展現婦女各種生活和思想感情世界的同時，表達詩人對她們的理解；三是以婦女為獵獲對象，借婦女題材以表達男性作者潛在的或表面的種種健康或不健康的心理。艷體在正統的士大夫中是沒有地位的，因之詩人總用第一類作品囊括或掩蓋第二三類作品的存在。此書中所選面寬，這三類作品皆有。而王士祿《序》中言“惟勝國季迪（高啟）、眉庵（楊基）、昌谷（徐禎卿）諸公，義合風雅，語 兼哀艷，直可嗣響唐音，稱騷人苗裔”。這種說法是有些拔高，徐禎卿的“艷體”都是早年生活在蘇州所作，用以表現吳中文人流連花酒的浪漫生活，寫作年齡只有十七八歲，有什么“寄托”之可言。當他二十六歲中進士以后，便生活在北京，與李夢陽等唱和成為“前七子”之一，詩風為之一變，再也不寫“艷體詩”了。說他早年的“艷體”作品是“義合風雅，語兼哀艷”，而且是“騷人苗裔”，這顯然是無稽之談。王士祿之《序》意在掩蓋實際，目的是為《閑情集》爭地位。作為選者之一的陸世楷則直率地承認：“古人以情而形諸詩，今人因詩而情彌熾。于是家擅風流，人矜輕薄，搦管則翻《子夜》，濡毫輒擬《無題》，甚且覺酣歌舞之場，縱恣閨房之內……”但最后歸之“情之動也，遂有一發而不復止者，將何以救之，還救之以詩而已。詩之為用，能化無情為有情，亦能化有情為無情。其始也鐘情，其終也忘情矣”。這種理論近于現代的“代償”理論，認為文藝作品是作者要求和欲望的虛擬的實現，欲望的能量釋放干凈，自然也就“化有情為無情”了。明朝有代表性的艷體作品多已入選，其體裁也以模仿南朝樂府和李商隱《無題》為多。明末以艷體聞名的《疑雨集》作者王彥泓卻沒有一首入選，是為可怪。也可能王彥泓當時尚未被人了解的緣故。
　　有康熙間刊本傳世。

 

168 《明人詩鈔》

　　明詩選本，正集十四卷，續集十四卷，清朱琰編選。琰字桐川，號笠亭，海鹽（今屬浙江）人。乾隆丙戌（１７６６）進士。博學工詩，為嘉禾七子之一，兼善山水，精于賞鑒，曾官直隸阜平縣令，為政廉慎，捐俸建學宮，在北方推廣水稻種植，民甚便之，以勞卒于官。
　　此書撮錄錢謙益《列朝詩集》、朱彝尊《明詩綜》中大家、名家六十五家，抄成一編，是為《正集》。對于《正集》，朱氏編排極為審慎，他說：“余抄明人詩青田（劉基）、青丘（高啟）已列首卷，標為一代宗匠，此卷（指第三卷）分敘各方詩派，冠古田（張以寧）于子高（劉崧）、仲衍（孫��）之上�！眲⑨�、孫?分屬于江西派與粵派。此后連收閩派三人，林 鴻、高、王恭。為什獨詳于閩呢？編者解釋說“其流派正也”（閩派是學盛唐的）。盡管閩派在詩歌創作成就上不如江西派的劉崧和粵派的孫?，但因為閩派標舉盛唐，在明代詩壇有深刻的影響，朱琰論詩傾向也近于盛唐。他在“分卷次第，或以民限，或以方域師友分別，各有其義，讀者可依次而求，可以考一時一方詩教盛衰大略，亦論世之一端也”。對各個文學集團，如“四杰”“七子”，也沒有采取一律對待的省事辦法，而是根據其成就該入《正集》者入《正集》，該入《續集》者入《續集》。《續集》共收四百三十二家，作為大家、名家的羽翼。每家各附小傳，如作者逸事可備一代典故者盡行列入。有關詩本事和詩話評騭也博采廣收，并間附編者評語。全書基本上反映明代詩歌發展和演變之概貌和各個流派的基本情況，發掘了過去一些未引起人們注意的作者，因為其集未甚流傳，以致姓名晦于當代，到了朱琰才予以重視。此書之缺點是：《正集》沒有囊括明代所有流派的代表作者，如公安派之袁宏道，竟陵派之鐘惺，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從這種編排也可見編者論詩主張是與當時的詩壇主流相接近的。
　　有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樊桐山房刊本。

169 《明滇南詩略》

　　明詩總集，十卷，續刻二卷，清袁文典、袁文揆編纂。文典字儀雅，號陶村，保山（今屬云南）人。曾官廣西州學正，母老乞養歸。文揆，文典弟，號蘇亭，曾官甘肅。
　　云南因距文化發達的中原與江浙地區較遠，文化相對比較落后，詩歌創作的繁榮發展始于明朝。正如蕭霖在此集后《序》中所言：“肇開文運，實始前明，上多董勸之師儒，下有振興之賢哲。加以孤臣放逐，時作悲歌；遠客棲遲，間留題詠。因風移而俗易，乃戶誦而家弦�！泵鞒蹉灏旱摹稖婧＿z珠》主要編選了“遠客棲遲”留題滇南的詩作。
　　此集則收錄產于滇南本土的詩人作品。卷首為《滇南集古錄》，輯錄了明以前的歌謠、民歌和少量的文人作品。從正集到續集共收詩人一百三十余人。書中以有全國影響的滇南作者為重點，如楊一清、唐堯官、張含等，他們均有大量作品入選。入選者還有許多少數民族詩人，特別是納西族詩人木公、木增，他們的詩作描繪了故鄉麗江的美麗山川，再現了少數風族的風俗習慣，不僅有審美價值而且有史料價值。袁氏兄弟編纂此書，不僅收錄了過去鮮為人知的詩歌作品，而且對于書中選入的作者生平事跡作了詳細的介紹，這些豐富了滇南文獻。對入選者和他們的作品，編選者也間有評論。眉批多引他人意見，夾批、旁批多是編選者的看法。此書出版對滇南文學和文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師范在《后序》中歷數了滇南人不重視詩歌創作遺產之后，稱這些原因，造成了滇無詩，“有之，自袁蘇亭（文揆）《滇南詩略》始”。
　　此書有清嘉慶己未（１７９０）疑雅堂刊本。后附有《清滇南詩略續刻》六卷。

170 《清詩溯洄集》（溯洄集）

　　清初詩選集，十卷，清魏裔介編選。裔介（１６１６～１６８６）字貞白，一字?林，號石生，又號貞庵，柏鄉（今屬河北）人。順治三年（１６４６）進士，選庶吉士，改工科給事中，官至保和殿大學士，補謚文毅，著作豐富。
　　魏氏為清初第一批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清統治集團高層的漢族士人，清朝大典半為其所定，所以他以存留清初文獻自命，曾編《觀始集》編選清初詩，“欲天下共觀于風雅頌四始之義，而得其性情之正也”。此編即繼《觀始集》而作。其自稱“詩人好賢，溯洄于方舟之間，不敢言勞，余茲溯洄于鉛槧之間，豈敢薄視風雅，使文人心靈淹沒無聞而不表見于后世乎”（自《序》）。因此編選同時代人作品為集，其意在傳人，故每人只三數首而已。按體分編，以自己作品殿后，但自己作品選入很多，往往超過他人數倍，可見其求名之心的迫切。前有論詩二十則，多用同時代的宋犖、賈開宗之言，宋犖少編者近二十歲，當時僅為御前侍衛，賈開宗是放浪于民間、力圖恢復明室的狂者，魏裔介編此集首列宋賈之語可見其好賢之心。次為編者論詩語五十則，論詩以妙悟為主，以陶、謝、韋、柳為正宗，不脫清初論詩風氣，與彌漫于初清詩壇的、王士?倡導的“神韻說”大同小異。本書取名于《詩經·秦風·蒹葭》之“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鄙w有“愛其詩，則思其人，思其人而不得，則不禁溯洄以從”之意（見盧傳《序》）。
　　此書最早刊本為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府刊本，又有乾隆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