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孤陋寡聞，在讀書上非常佩服陶淵明。竊以為他在《五柳先
生傳》中所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是對隨便翻翻的最好注解，
說出了讀書之樂、讀書之道。

　　讀書需要一種心境，一種閑情。“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冷攤負手對殘書”，此情此境，令人向往。若三餐不繼，飯碗堪虞，
每日為人際關系而傷神，則開卷欲望全消。退一步說，現在還有多少
人相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通過讀書達到的？一天的緊張工
作之后，人們打開書本，翻開雜志，不是為了繼續緊張的工作，而是
為了松弛疲勞的神經。隨便翻翻正適合人們的這種需要。

　　讀書之樂在于隨便翻翻。不需要正襟危坐，不用寫讀后感，想讀
什么就讀什么。一切從趣味出發，不帶任何功利性，只是因為愛讀書
而讀書。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各類學生大部分體會不到讀書之樂，因
為所讀之書是老師指定的，而老師的要求和學生的愿望并不總是一致
的。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
三策而已矣。”《三國志·諸葛亮傳》注中有這樣一段：“亮在荊州，
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
熟，而亮獨觀其大略。”不盡信書也好，觀其大略也罷，都有隨便翻
翻的意思，此乃讀書之道。對書籍（包括經典）豈可句句認真，處處
坐實？讀萬卷書總與行萬里路連用，其實是兩碼事。只有“行”，才
能“知”，這就是陶知行更名為陶行知的一個原因。陸游說：“古人
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冬夜讀書示子聿》）知易行難是一種普遍現象，在歷史學家身上
表現得格外明顯。《前四史》的作者個個學問淵博，文采斐然，著作
千古流傳。鑒往知來，他們本應更懂得審時度勢、避禍消災，結果恰
恰相反：司馬遷遭腐刑，班孟堅死獄中，陳承祚不得志，范蔚宗被腰
斬。

　　有些人昨日大談理想情操，今天卻因五毒俱全進了監獄。雖然不
應因人廢言，但看看他們使用的那些高頭講章，實在令人懷疑其作用。
我對道德修養之類的書，歷來不感興趣。看到這類書，我總是不禁想
起《十日談》中那些教士的布道。我個人以為，道德修養更重要的應
當是一種實踐，而不應僅僅是理論。有些人能對別人講道德，只是因
為他們有權力而不是由于他們有功力，只是因為他們有道理而不是因
為他們有道德。對這類書，隨便翻翻即可，不能太認真。

　　近幾年辯論之風盛行，辯論之書暢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照
辯論規則，一方為正，一方為反。有的隊連戰連捷，興奮異常。同樣
一個論題，勝方若抽簽而處于相反的一方，他們仍然能獲勝嗎？如果
不能獲勝，他們的辯論才能就會大打折扣。如果依舊能獲勝，那世界
上還有沒有客觀真理？真理的追求變成了口才的較量，口才好的就有
能力顛倒黑白，把非說成是，把是說成非。《史記·商君列傳》記敘
商鞅游說秦孝公，先后以帝道、王道說之，孝公不聽。最后以霸道說
之，孝公終于采納。在很短的時間里，從宣傳一種主張轉向鼓吹完全
相反的主張，這就是縱橫家或辯士的拿手好戲。縱橫捭闔或者說翻手
為云覆手為雨，等是非，齊萬物。古今辯論之書，隨便翻翻足矣，不
值得認真。

　　臺灣學者蘇同炳先生認為：木蘭從軍的故事，如果確有其事，也
只能發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左右至孝明帝正光元年前后（約
491—約520），木蘭是鮮卑族女子。木蘭從軍的年代雖然沒有公安局、
居委會，沒有體檢，即便當時的統治者鼓勵生育，但當時戶籍機構對
所管轄人員的情況難道那么無知？就算木蘭騙過了或者說賄賂了里正
之流而混進了部隊，但她怎能瞞得了在一起摸爬滾打、征戰廝殺了
12年的伙伴們？文學作品允許虛構，不必以史證詩，隨便翻翻足矣，
姑妄聽之可矣。

　　隨便翻翻有時碰巧能解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因為不是刻意尋
求，意外的驚喜往往比意料的滿足更能使人高興。我自認為曾有過這
種情況，下面僅舉二例。

　　陳寅恪先生在《論〈再生緣〉》、《贈蔣秉南序》中，二次用天
水代替趙宋一朝。語出何典，不得而知。查《宋史·本紀第一》，太
祖之父宣祖“累官檢校司徒、天水縣男”。縣男是爵名。晉時，侯、
伯、子、男皆封以縣，陳國始有開國縣男之名。《宋史》卷四七八，
“‘天水’，趙之望也”。

　　楊絳女士《將飲茶》中有一篇《丙午丁未記事》。這篇文章已被
譯成外文。丙午丁未在這篇文章中只能譯為1966、1967（年）。套用
弗羅斯特的名言“詩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我們也可以說，
寓意就是在翻譯中喪失掉的東西。丙午丁未本身也有說法。《容齋隨
筆·丙午丁未》“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于內，
則夷狄外侮。……大抵丁未之禍，又慘于丙午……”故有“戰斗的
1966年，瘋狂的1967年”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