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智

    歐洲十五、十六世紀曾發生過一次對人類文明極具推動作用的重大事件，它是由眾多“文化巨人”引發的一場思想文化的變革運動。他們從不同領域反省人類在當時受中世紀宗教、政治壓迫的現實情況，大膽而鮮明地宣揚解放人的自由、獨立的天性，并通過思想觀念啟蒙乃至社會改革運動來促進民眾世界觀的改善和轉變。這一運動直接影響了歐洲后來包括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等政治、經濟、科技領域的社會變革。這場運動就是具有恢復古希臘民主、科學等人文主義精神風范目的的“文藝復興”運動。

    歐洲的“文藝復興”在觀念上直接對中世紀以來人們所遭受思想文化禁錮具有巨大沖破和解放的作用。她在倡導回復歷史傳統的同時實現了推進當代文明進步的目標，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她的人文主義立場。因為歷史發展的主角是人，凡是最大限度地開發人的主體創造性和內在感知力的文化便具有明確的先進性。所以，發生在十五、十六世紀歐洲的這場“文藝復興”表意上是一場復興古典的文化運動，實質上她復興了“以人為本”的人類文化傳統。在當時充滿專制束縛的神權、王權體制下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可以說我們今天世界范圍內感受到的洋溢著民主、平等、人權的主旋律文化氛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場“文藝復興”的啟蒙運動。她也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強勁態勢，直至現今這種人文主義價值觀仍滲透在西方政治、經濟、科技、法制等方面，并向世界廣泛散發著無形而強大的文化影響。

    在當前“西風橫掃“的形勢下，東方古老的中華民族在社會發展上似乎始終處于受抑、被動的狀態。她在這場由西方人主導的世界文明一體化運動中，一直扮演著學生和徒弟的角色。幾千年的文明史似乎并不能令其在當今社會認可的價值層面獲得多少足以引人矚目的成就，倒是時時處于一種被動受承，疲于追趕西方文明的狀況。

    中國二十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發自思想、文化界的社會發展反思變革之舉。當時“文化超人”們亦有歐洲“文藝復興”巨匠們的風采，確實對中華近百年來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做了根祗上的剖析，并較徹底地清理了本民族的文化歷史資源，大膽的引進西方文化中有益于國家富強的先進部分，在思想和社會實踐上形成了于全面學習西方現代文明成果基礎上，實現傳統中國向科學、民主現代國家形態轉型的共識。這樣的價值選擇也決定了從二十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中一直存在著較為強烈的反傳統傾向。相應的，也造成了近現代幾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長期持消極批判態度而導致無知漠然的狀態。這種局面確實一方面使中國人放下歷史包袱，全面迅速的與世界接軌，促進了現代公民社會形態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相應地令國人失落了對自己民族文化根基的基本認知，從而使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充滿了由于國家主體歷史文化傳統消解導致的生存功利化傾向、民族凝聚力瓦解傾向、信仰迷失、數典忘祖等負面效應。盡管大陸到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通過國際冷戰環境加強了特定歷史時期的階級對峙意識形態的灌輸，相應地激發了由戰爭危機背景下的社會整合和“主義”文化信念。但隨著冷戰時代的結束，資社對峙狀態的消解，加之世界世俗價值觀引導下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速，也在相當程度上瓦解了社會主義中國原初的文化信念，促成了事實上的普遍蔓延于中國社會的文化真空和信仰危機。

    從臺灣的現狀來看，盡管其是在保留了許多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開始邁開現代化步伐的。但其堅守的文化價值信念過于表現出中華民族本位特征，不能在廣泛的時空人群確立普遍有效的文化影響，因而缺乏文化形態普適性和時代感。

    尋求中華文化自信和彌補現代化缺課是一個既矛盾又統一的事實。顯然，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沖破了這之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觀念框架，甚至是有意消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尋求一種更新的文化形態，使中國社會徹底走出“中世紀”。“馬克思主義”和“自由、科學、民主”的新思想傳播確實是一場“新文化革命”。這場革命不是表現出“復興古典”的形態，而更多偏重于表現出“引進現代”的傾向。引進西方的“現代”是中國將自己完全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自覺順應歷史潮流匯入西方主導的世界文明一體化進程之中。

    “五四”新文化運動完成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觀念層面引導中國初步實現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為其大踏步與世界現代文明相融合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內革命最終是以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共產黨取得勝利并獲取其對于大多數民眾的領導地位，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以一種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和糾正者身份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所以中國社會發展選擇馬克思主義是一方面由于他幫助中國確立了全新的文化信念，重塑了適應世界歷史發展要求的新國民人格。另一方面，又實現了國家社會形態的現代化轉型（保守形態），使古老東方國家初步融入現代國際一體化文明演進潮流中。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模式20世紀在世界范圍內的確立，很大程度上是相對于生產力水平較低，無產階級所占人群較為龐大的國度邁向現代化的觀念依托。作為反動于資本主義價值觀念的馬克思主義更偏重制定一種公義、平等的社會價值標準，并且也更傾向于動用國家集權手段來對社會發展起到調控作用。中國社會在實現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第一個歷史階段就是爭取借助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發展觀來相對平穩地促成和世界接軌的目的。這一階段雖然保證了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在一種既有民主、人道關懷，又不乏中央集權調控的體制下實現了初步的現代轉型。但是，由于其把持堅守的價值觀與當代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對立情況，以及相對封閉專制的政治、文化氛圍，使之必然不能從根本上達到實現成為現代主流文明形態國家。要加快中國現代化文明進程，必須要逐步解消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的主體性影響。這便是“文革”的效用，“文革”最大限度地將人們對主義崇拜和階級斗爭的社會改造方法認知推到物極必反的負面狀態。通過這一歷程，在精神層面消減了世人對馬克思主義作為終級真理信仰的程度，從而為中國社會進一步擴展實現現代轉型打下了事實和心態的基礎，是中華民族又一個加快與世界文明接軌步伐的新紀元的開始。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真正以高效率追趕世界先進文明水平的時期，盡管其還未全方面達成與現代國際環境的融合。但仍然可以體現出中華古國不斷尋求在漸變節奏中推進其文明轉型的從容而果敢風范。為了實現古老中華民族現代世界化轉型，其國家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現今已近一百年的歷史。這一百年是中華民族不斷爭取自強自立、新生復興的一百年，這種復興雖極顯著地表現在擺脫外族侵略、壓迫，推翻封建專制體制，實現民主、自由主權國家等方面。但僅將中華民族復興定位在實現一種富強、民主之現代國家形態，實是較為狹義和保守的認識。

    中華真正復興的價值應是其一方面消解了二千多年來封建王權所確立的專制、等級化的制度體系，復活了一種在其民族社會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人道、自由、民主的上古文明形態。另一方面，中華民族經過這一次在近代世界歷史舞臺上先求敗而后于逆境中奮發崛起的歷程，實現了民族精神更廣泛和深刻的應激礪煉和與世界文化前所未有的融合。這種看似消極被動的文明世界化進程，正在最大程度上兌現著古老中國與世界的文化與心理層面的交融，為其在不久的將來于世界范圍發揮創新的先進文化全方位影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信仰文化的重建

    毋庸置疑，從社會總體健康發展的方面而言，不僅在中國社會面臨價值信念的重建，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普遍呼喚一種新的文化信仰，從而為碌碌中的人類找到精神上的依托。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徹底地經歷了一次對傳統宗教、禮教文化的解構過程。顯然人類在重新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時，不可能將已經消解的傳統重新恢復，盡管傳統中有許多合理的內涵，但作為一種舊文化體制下的存在已經屬于歷史現象。今天的人類需要非常清醒地按照文明自組織進化的原則來重建符合時代特征的精神文化價值體系。這種建立是從實質上與人類本真道德訴求相呼應的，在表現形式和詮釋方式上應遵循符合一種科學的、人文的、民主的現時代風范。

    當今世界是一個崇尚人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的世界。不論是歐洲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英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美國建國所確立的人權至上準則，還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大力提倡“科學、民主”意識以及貫穿整個二十世紀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堅守的“唯物主義”立場，都兆示出對客觀的人道精神的提倡、發揚，人文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在此基礎上，覺悟了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引導人類學習用自己的眼睛、頭腦去由淺入深地認識、觀察客觀世界，學習培養一種主人翁意識。逐漸地人類學會了不輕信權威，不盲從圣賢的自主、自立的經世態度，面對種種未知事物都采取謹慎客觀態度去分析研究，而非一味迷信跟從。這表明，從普遍社會意義來講，人的生命意志和生存覺悟在不斷提高，人的主體性認知和自控能力在加強，人類更具有用世界主人的意識來自覺、自愿地處理社會發展中所表現出的諸多方面的問題。這不僅僅反映在政治、經濟、科學領域的自主協調，而且也體現在文化、信仰、價值領域的精神原則之制定。我們認為人類在精神文化建設中所體現的“人文主義”特征標志著人類文明的又一次大幅度的飛躍。也標志著人類心智狀況正走向全面成熟。如果說人類在經濟、政治、科學“人文”時代更多是以一個孩子的角色來進行以自我為中心的功利索取和物相游戲的話，那么當人類循著自身更深層的內在需求，自發演進到文化、精神“人文”時代時，則應該更多彰顯出其作為自然界高級物種所應具的對普遍生命的責任、關懷以及對道義、公正自然法則的殷勤維持之成人風范。而這個時代的到來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明演化規律的。因為人類作為一種不斷追求發展和成長的高級生命，從其群體自覺的對組織有序程度維系的演化趨勢來看，他會趨利避害地自發調控整個種群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以保證一種良性的可持續合理的生存狀態。當前建立在這種以利己主義價值為出發點的人類社會活動，不斷表現出在主客觀矛盾運動過程中尋求人對各種問題自發解決和協調的可能性。同時，隨著矛盾諸方面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復雜，促使人類學會從更深廣的層面確立自己的價值認知和利益謀求，探求種種更高效和本質的解決矛盾和獲得效益的手段。當今社會每個現代人都必須通過對主體智慧、意志不斷磨煉而獲得生命潛質的開發，最終達到人格境界的自主超越。從進化論的角度看，主體能動性被充分調動了的人類必將立足“人文”立場而建立自己物質、制度乃至精神文化體系。而人文歷史資源最為豐富的莫過于中華文化傳統。可以肯定，當今人類在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明尋求全面建設的今天，東方傳統人文理想、人文修養等精華部分必將獲得現代意義的復興。東方文藝復興也正是在人類文明尋求更高一級自我超越的過程中獲具了充分的時代意義。

    人類新信仰的核心——王道大同文明歸宿

    當前，重建一種全新的人文理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客觀要求，對促進人類物質與精神兩個文明協調發展將發揮深遠影響，新人文理想將合理引發人們內在公義、良知情感的萌生，并成為每一個現代人自覺尋求健全人格的價值目標。

    “王道大同文明”的現代復興是新人文理想的核心組成，她是東方傳統文化的活水源頭，是東方“文藝復興”的主要內容。“王道大同文明”是東方上古文化的主體社會理想，她強調生命的平等、自由權力擁有，注重和諧、寬容、文質的處世態度，廣施護育眾生、敬畏自然之教化。尊重并理解眾生的生存利益追求，同時努力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生命品質，使之獲具較為完備的道德與智慧。“王道大同文明”是崇尚道義、公正的文明，是普世諧調、博愛共融的文明。無論是中國傳統儒道文化，抑或西方基督教、伊斯蘭教文化，以至于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文化中都蘊涵著不同程度的“王道大同文明”內容。

    “王道大同文明”蘊含著萬物和睦共存，協同進化的自然法則，她表現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文明形態中,并針對不同時空、地域的人群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感召和教化，她從人的內在主觀精神層面以及外在社會人倫層面施以具體而深刻的價值引導，幫助人性獲得德性和知性全面的提高。高級結段的王道社會不是指君主立世的王權政治形態,而是在一種民主、寬松氛圍中開發眾生對天、地、人自然規律的感知,以達到人的心性智慧全面發明的境地,兌現自然與人相互和諧的存在狀態。“王道文化”是一種全面開啟人的知行潛在能力的文化，她具有鮮明的普世、道德、民主、人文的存在特征，是當今人類社會尋求更合理健全發展的必要文明參照體系。普世王道精神更強調以“人道設教”培育人的主體性認知水平提高。“王”的含義是通過每個人的自我修養達到對自然界乃致人類社會規律性全面認識與道德實踐能力的開啟，并日臻至真至善的境界。傳統文化中有關“得道”“內圣外王”“中庸”等名詞便是對這一人格境界的描述。

    王道大同文明是一切人類文化之母，是社會發展、人類活動的終極歸向。在漫長而短暫的人類歷史長河中，王道文明是作為人類的上層建筑核心形態存在的，她衍化成多種形態的文明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文明程度的人類群體施以終極關懷意義上的價值影響。在形態眾多的王道文明表現形式中，東方上古王道文明更接近宇宙自然本源文化存在模式。上古東方社會盡管人們的物質文明還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但東方民族的祖先對精神文明開發已達到相當高的境地，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高級世界觀和圍繞之展開的人生實踐觀。東方上古先民在這種文化熏陶下，形成了和平、寬厚、仁愛、智慧的人倫風范，并獲得了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命精神真善境界，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人類文明形態中處于領先水平。

    盡管世界公認的四大文明古國都有令現代人瞠目的文明成就，但除中國外，其他三大古老文明國家在進入中古乃至近現代時期后，都曾受外來文明侵入而發生過主體文明的巨大變異，不能延續其早先較純粹的文化精神。這一點在東方中國卻沒有發生，因為東方王道文明在表現宇宙本原的贊育生命、啟迪心智精神方面是較為純熟和完整的，并且這種精神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很好地被繼承和延續了下來，使東方社會在任何歷史時期都能找到王道文明注重人道精神文化啟迪的跡象。并且在延續這一傳統的同時，做到了相應的時代變通和形態轉換，精神內核始終沒有發生本質變異。因此，東方上古王道文明是迄今形態最完整，特色最鮮明的人類高級精神文明形態體系。當前人類現代化發展至在物質、制度文明方面已達較高的水平，相應需要與之相符精神、道德文明的調整與平衡之際，東方精神正好作為人性諧調開發的保證，理應重新發揮其超越歷史時空的文明調節作用。適當地汲取東方上古文明的營養，用之于當今世界的社會改良。即采取一種和平、道義、懷柔的方式解決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采取敬畏、關愛、補償的方式解決人對自然的過失；采取簡樸、安詳、文養的方式解決人自身的精神危機。總之用東方文化氣質中柔性成分來軟化現代西方文化氣質中過于剛強、尖銳化的組成部分，令人類從一種自我設定和攀緣的外向化生存狀況中得以做一停息，轉化到一種更接近人的自然價值本體的真實生命境界的求索中，這一切必須經過現代功利文化自發走到其演變的極致，方才會使更多的現代人開始追尋生存利益之上的生命意義。對于生命意義的終級關注與啟迪是東方上古文化的核心內容，有效地將其中超歷史時空的精神內核移植于現代文明發展框架中，從而保證人類整體能沿著自組織有序方向獲得種群持久而良性的進化。

    相比較而言，東方上古王道文明更注重人的主觀精神世界的開發。通過種種建立在道德修養、心智啟迪、情商優化等價值定位上的實踐活動，引導人們找到更接近人生終級立意的生存目標，并盡畢生精力去在個體身心上實踐至真至善的完滿人格。如此說來，東方先哲們提出的“大同理想”是首先于個體心性層面實現一種深厚的道德體驗，進而由主觀到客觀地兌現人類群體生活狀態中共榮和諧的局面。今天當人類從器物功利文化中發覺種種文明的缺漏與錯失時，必然生發出對主體精神文明的自發而強烈的探求之心。這樣隨著東方普世王道文化的現代復興必將對現代人的精神狀態起到重大的改善和優化之功，“大同理想”也會隨著個體智慧與德性的成長獲得內在心性層面的普遍認同，自內而外地實現東方上古先哲們早以預言的人類社會與心理全面溝通整合的理想境界——大同世界。

    在全球以空前協調一致的步伐進入二十一世紀時，也是人類社會正在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國際文化交融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東方中國將完成其對人類文明的另一種獨特的貢獻，即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因為中國不僅稟賦了上古人類王道精神文明的遺傳因子，同時迅速地在100余年的時間里全息經歷了西方中古至現代文明的進步歷程，使西方宗教文化以及資本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等合理內核均為中國社會所接納，并適當轉化為現代中華民族新興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東方中國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文明最豐富、絢爛的古老國度之一，負載著自始至終的王道文化精神傳統，在不同歷史時代向社會人群施予著其博大精深、因時而化的文化關懷，充分展現出一種立足人文、善待生命、修養道德、開發心智的文明魅力。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均體現出尊重人的自由天性發揚，幫助普遍人群獲得生存知行水平提升的傳統王道精神，但當今現代化文明推進與中華上古王道文明不同之處在于現代更注重以一種契合于眾生普遍的自然認知水平和本能功利需求的方式來確立生存價值觀念形態，進而從客觀政治（權利）生活、經濟（物欲）生活、科技藝術（機趣）生活等方面展開人類實踐活動，這種文明模式是建立于“進化論”基礎上的，本著不斷自我否定的態度獲取文明程度提高的。通過對人類小共同體之間利益謀求的合理性滿足和對由此引發的相互間矛盾沖突理性解決等為基礎實現社會進步的。當今“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和普遍認同便是建立于世俗價值觀基礎上的現代社會自組織演化的必然結果。及時參照東方上古有關“大同理想社會”的建設模式，將有助于實現國際大社會共同體的終級整合。在這種整合基礎上，方能充分展現真正平等共榮的多元文化存在態勢。于是，必然由現代資本主義科學、民主文化形態和中華現代王道大同文化形態共同促成人類主觀客觀世界的新文明建構。一方面，在社會組織結構上達到形成全球民主共和制度形態；另一方面，在人的主觀精神層面實現世界范圍內同心同德、和平博愛的人倫狀況。

    目前，資本主義張揚的“個人主義”“功利至上”價值正走向極致，人性普遍渴望是回歸一種更能加強人際文化情感交流的文明時代。于是，作為擅于調動與發揮社會群體道德潛質的中華文化便具有了用武之地。她必使大社會群體凝聚力重新得到加強。東方王道大同文明的重建也必將在客觀事實上兆示出人類社會必將全面走向和平共榮的境地。

    當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王道文明傳統現代復興的初級表現

    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直接寄載了上古文明中重社會人心整合，重道德倫理價值判斷，重精神文化立意，重人倫情感共融等主要內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形成的以理想信念與領袖魅力為社會精神激勵；以公有制經濟為利益分配方式；以勞動大眾當家作主政治主旨為民主制度保證的三維立體調動模式。對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做了中國式的發展實踐。加之特定的階級斗爭危機效應極大地激發了一種團結奮發的國民精神，至少在建國初期發揮了一定積極而建康的社會作用。

    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實質就是東方上古王道大同文明傳統的現代復興。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后，在其內部創建出一個相當長時期社會有序調動及快速發展的狀態，是東方傳統王道精神現代復興的初級階段顯現。這個時代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共產黨施政手段出現極端化傾向而漸趨衰落，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轉換，中國又全面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主人翁姿態與世界接軌的時代，她預示著中華王道精神文明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要平臺，以改革開放為傳遞渠道實現世界范圍的傳播和弘揚。她必然以高度發展的經濟、民主、科學文化為立足點，重新確立人類共同認可并自覺遵循的人文理想，實現對普遍人性積極的道義感召和德性開啟。

    美國文明與中華文明的歷史性融合——健全的世界

    縱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發展之路，往往那些敢于大踏步尋求變革與創新，充分擺脫歷史文化的束縛的國家是代表一種先進、普世現代精神的。如美國社會創立就是極大地掙脫歐洲社會封建制度和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獲得了最大程度屬人的民主與自由。他們在思想上最少包袱，使之表現在行動上顯得更加果敢奮進，很快將一個新興國度建設得生機勃勃，一片繁榮。美國宣告了充分順從人的自主天性，并使其獲得最大個性實現的“唯物主義時代”繁盛期的到來。那種發自于人性銳不可擋的探索追求知識與快樂的“美國風范”彌漫了整個世界。這是一個完全屬于解放了的人的世界。美國模式已經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榜樣，似乎一切人類至善至美的精神、物質文明必須從這個充分尊重人的民主、自由社會平臺上方能產生。但是美國文明模式由于在確立自由、民主平臺時只加強了科學、法律、經濟等文化啟蒙和引導，必將決定這個國度在最終人性自由啟蒙時只能達到形下器物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相對優越的程度，并以這兩個文明為中心環節充分礪煉人的主體性。使人性日臻唯美有序的境界。

    相比之下，另一種民主、自由平臺上展開的人性道德的啟蒙，更偏重將人之精神品質引向至善、至真境界的文明形態則在幾千年前的東方社會就早有存在。從上古到先秦文化中隨處可以發現這種人文啟蒙的價值傾向和無為民主的政治形態。在上古社會自由、民主的氛圍中，東方文明所顯現的是更接近人的主觀精神世界改造的道德文化形態。總體上是以揭示自然界及人之心身內在規律的道學思想為核心。這種文化引發了世人對自身精神世界以及自然界內在總體規律的關注和求索，對人性做了終極意義上的潛質開發，使人類在一種民主、開放的社會氛圍中獲得充分的真理認識和道德實踐。對這一文明現象的描繪現在可以從先秦諸子的諸多論述中找到。然而東方社會在進入中古時代后，即從秦始皇建立封建“大一統”社會制度以及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文化領域的儒學一統地位后，整個社會人心便失去了上古時代生機勃勃的景象，從此進入了長達二千年的皇權專制的封建社會，社會大眾由于受制于政治與禮教雙重束縛而失去了其天性自然流露和發揚，整個民族也日趨創造力的貧乏和生命力的消弱。

    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借助于反抗外來侵略、爭取民族獨立的社會文化運動，逐漸地從思想到體制清算幾千年封建社會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從重新啟蒙國民覺悟，強化國民性格立場上，大力倡導“科學、民主”等現代西方先進的文化精神，意在重新創立一個新興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社會形態。這種創立是分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種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來進行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就是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階級實踐中國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化的政治集團，他們都是以一個新世界創建者的身份來施行對這個古老國度的社會改造工作的。這工作一方面要批判地繼承歷史文明遺產，另一方面要大踏步將中國與當今世界充分接軌，并在現代政治、經濟等發展基礎之上再興東方上古精神文明風范的復興之勢，將人類現實文明帶上一個新的臺階。

    這樣來看，美國現代文明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正是因為他體現了宇宙王道精神中“人本”、“厚生”等特征，其重視生命天性的自由發揚，符合眾生趨利避害的生存本性的。在這個前提下，他首先充分給予眾生滿足和實現自己本能欲求的機會，在此基礎上，不斷通過技術和物質的手段更新、豐富人們的現實感受，變向激發人們對更復雜多變的客觀世界探求的愿望，提高人們普遍對事物的好奇心并擴大其功利需求度，在競爭與誘惑雙重驅動力下，整個社會人性始終處于動態的生命潛質開啟狀態中。這種看似發自生物原欲本能的價值獲求過程日益呈現出復雜化，多元化狀況，它無形中使每個參與當今現代化運動的人都相應提高了生存意志品質和智慧水平。使普遍人性在其中均獲得一種更開闊和深刻的生命覺知，為人類能從更高的層面體會生存價值與意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東方王道精神文化的現代復興就是建立在這種社會人心的背景下的。東方文化必將在這個空前的人類文明大碰撞交融的時代獲得新的生命力，為人類現代化不斷走向和諧、有序、健全的境地做出應有的貢獻。

    讓我們攜手共同迎接東方“文藝復興”偉大時代的到來，實現中華民族在新世紀的崛起。使其千年夢縈的“王道樂土”“大同世界”理想得到真正世界意義的傳播和兌現。

    另我們正在積極籌備“東方文藝復興協會”，現正有條不紊地開展輿論宣傳和組織建設工作。衷心期望更多德才兼備、道藝相齊的融傳統與現代為一體的有識之士能共同走到一起，團結一致，為中華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而盡心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