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文學經典（literary cannon）的論述儼然已成了西方文學批評的熱點，主要因為人們已逐漸發現：一個文學典範的產生與其文化傳統的特殊運作有著根深蒂固的聯係。例如，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就在其《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書中討論了個別的偉大作家如何在持續的歷史變化之中、逐漸被西方傳統納入正典，而終於在文學裏得以永垂不朽的前因後果。布魯姆的經典論實源自於他先前所提出的“影響的焦慮”一概念，他以為詩的歷史就是詩的影響史，因為“所謂詩人中的強者，就是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向威名顯赫的前代巨擘進行至死不休的挑戰的詩壇主將們。”換言之，根據布魯姆的理論，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響和壓力下進行創新的。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再次強調后起的作家與前人競爭的現象；所謂“典範作家”就是在眾多作家互相競爭之下最終被文學傳統本身選出之傑出者。但必須指出的是，布魯姆以為衡量正典的準則應當是純藝術的，與政治無關，所以一個作家與前人的競賽衹是一種美學的競賽。布魯姆這個理論確實和目前許多文學批評家所持之觀點不同，因而它也就引發了許多人的批評與攻擊。尤其在目前多元文化的社會裏，多數人認為名作家的產生與權力的運作息息相關。而且，作家本人不可能使自己成為經典作家，除了需要讀者和評論家的支持以外，還同時受美學以外的因素之支配。總之，無論如何，今日有關正典的爭論已把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野——那就是，不斷對話、不斷嘗試，不斷從各種不同角度來思考傳統文化的傳承關係之新視野。

由此，在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界裏也出現了不少與經典論有關的新議題——例如，誰是影響文學方向的主導者？究竟是美學的考慮重要，還是外在的權力重要？在文學史里是由哪些人來建立文學準則的？哪些作者算是經典作家？怎樣的人才是理想的先驅作家，能讓后起的詩人不斷地奉為典範、也能對後世產生一定的影響？怎樣的文學才是富有原創性的文學，而能在文學的競賽中獲得優勝？有趣的是，以上這些聽起來頗為“後現代”的議題其實早已是中國晚明時代各種詩派——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虞山派等詩派——不斷辯論的主題了。可以說，晚明文人所面對的文學環境乃是一個充滿了“影響的焦慮”的時代。他們的焦慮一方面來自於悠久文學傳統的沉重壓力，一方面也與當時文人喜歡各立門戶、互相詆毀有關。其中各種詩派之爭，猶如黨爭一般，其激烈的程度形同水火。著名現代學者周策縱就用“一察自好”一詞來說明晚明的這種凡事衹依自己之所好，而導致以偏蓋全的尖銳的文學爭論。晚明文壇的爭論要點不外是：作詩應當以盛唐詩為標準，還是以宋詩為標準？詩之為道，應當本乎性情、還是本於學問？在門戶之爭的偏見之下，人人幾乎都在肆力抨擊其他派別的詩論，各個人都似乎在以偏取勝，儼然成了一股風潮。即使像錢謙益那樣，本來企圖“詩必盛唐”的一面倒的詩風（他四十歲以後開始學習宋元之詩，不再囿於盛唐大家），後來也變得十分偏激，反而助長了門戶之見。怪不得黃宗羲不喜歡卷入唐、宋之爭，他批評當時人“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髪出於性情”；他曾感慨地說，“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

然而，入清以後（尤其是1680年代社會普遍走向承平之世以後）詩壇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那就是，對文學正典的追求。如果說，晚明的詩風充滿了許多熱鬧的門戶之爭的聲浪，那麼我們可以說，清初普遍表現了一種走向“正宗”詩風的傾向。而詩人王士禎（1634—1711）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奠定了他的經典作家的地位和基礎。本文的大意在解說漁洋如何立志成為一個不朽的詩人與詩論家。他以為，才情衹是起點，要能不斷地努力搏鬥才可以使一個人成為傳世的典範大家。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充滿了“影響的焦慮”、仍在病床上不斷地編撰改寫他的作品。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曾說：“影響焦慮壓扁了小才，但卻激發出正典之大才”，真可謂中肯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