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蕩寇志》（1849）又名《結水滸傳》，為晚清文士俞萬春（1794－1849）感懷時世，重理《水滸》傳統之作。全書以梁山群寇聚義、堅拒招安起，以宋軍大破水滸山寨，殲滅叛逆止。俞萬春勤王保國的政治立場不言可諭；而他有心將金圣嘆的《水滸》敘事邏輯，推向極至，更凸顯其人的辯難方式。

然而《水滸》傳統，何其復雜幽深。俞萬春指出梁山人馬盡是不忠不義之輩；他們禍國殃民，罪不可綰。但此一論式卻反證了水滸群雄“替天行道”的決心。他們否定了招安的可能，反將“忠”“義”內化，成就一股決不妥協的起義（革命？）力量。俞萬春有意為《水滸傳》的曖昧意識形態作一了結，卻實在逗引出此一小說傳統更強烈的顛覆潛能。

另一方面，俞萬春曾游幕廣東，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西局勢深有所感。而他性好器械軍事，發為文章，正為晚清強兵強國論者的先聲。《蕩寇志》中大肆鋪張種種新奇火器槍炮、飛彈戰車，為歷來戰爭小說所僅見。俞又引進西洋角色，益發為夷夏、道器、體用等辯論，增添思辨向度。小說呼應魏源等“師夷之長以制夷”的說法，卻有“制夷以師夷之長”的矛盾結論。除此，俞不能忘情傳統中國神魔小說的想像。呼風喚雨、奇門遁甲之術與時新軍事器械相互抗衡，蔚為奇觀。由此產生的知識論及現實愿景的錯亂辯證，恰恰說明晚清追求現代性的洞見與不見。

《蕩寇志》歷來被視為保守反動之作，自太平天國以來屢有禁毀。本文視其為現代政治小說的濫觴。而俞萬春對“忠義”的詮釋，對“科學”“知識”的遐想，均對二十世紀文學、文化語境中的“正義”及“真理”等觀念，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