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期間，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幾乎是同時發生、同步發展的。國語運動與晚清拼音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相銜接，此時致力于推動“國音”的公布和中小學的“國文”改“國語”；文學革命從胡適開始提出，到1917年《新青年》集團同人的討論和嘗試，重點在“文字工具”的革新。二者的工作都與以白話代文言的書面語變革有關。但在最早的時候，他們之間并不發生聯系，偏重也不相同。國語運動由教育部中一批職員發動，希望依賴官方力量，進行某些制度性改革，建設共同語；文學革命則借助輿論宣傳和具體實踐，要以白話的“活文學”打倒文言的“死文學”，隨著論題的擴大，開始涉及應用文領域，與國語運動取得一致的方向。

1918年以后，《新青年》基本上全面改行白話，同時在人事方面，與國語研究會有所接觸，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漸有合流之勢，并由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口號。在名稱上以“國語文學”替換“白話文學”，提高了新文學的書面語地位；而新文學的實績，為“國語”提供了一批范本。

1919年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新青年》集團幾位主要成員提出議案，要求在初等教育中改“國文讀本”為“國語讀本”，經教育部內“統一會”人士的成功運作，獲得通過，雙方的合作使得國語運動達到最主要目標。幾年后中等教育也改“國文”為“國語”，新文學作品進入教材，白話初步具備成為書面語正式語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