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康熙十五年（1676），黃宗羲多次鄭重其事地詮釋“遺民”的內涵。他認為，遺民產生于國破家亡之際，表征著人間正氣、道德人心。遺民有四種類型，即混世者、避世者、逃世者和入世者。在這四種遺民類型中，他格外稱許入世者“為得遺民之正”。他心目中的遺民風范，是雖不出仕，但可用世，這是他獨特的 “遺民心解”。黃宗羲在康熙朝整整生活了34年，他以切身的經歷和體會，為遺民的生存方式做出自身的人生定位，這就是在堅守始終“不仕”的道德前提下，倡導入世弘道的儒者風范。既自覺地遠離朝廷的政治權力，又主動地參與社會的政治活動，這是清初遺民普遍的生存方式，更是他們積極的生活態度。黃宗羲所堅決拒絕的，僅僅是皇朝政權，而不是“當世之務”，由此他得以鮮明地確認具有獨立精神的“民間身份”。同時，黃宗羲出于對天下萬民的高度責任感，在康熙年間積極從事著書和講學的文化實踐活動，從而實現自身作為遺民的文化價值和生存意義。他的著述和講學，旨在經世致用，隱含著保存一代之史、維系禮教傳統的深遠的文化目的，因此具有獨特的文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