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    羅志田

1923年初胡適和梁啟超為清華學生開具“國學書目”，引發(fā)一場關于整理國故的論爭。參與者基本皆新派人物，因而也可視為新派內部整合觀念的努力。爭論中不論支持還是反對整理國故之人都經常援引“科學”以為助，像吳稚暉、康有為這樣政治、文化立場都相當不同的老輩此時均特別強調中國急需的是“科學”的物質層面，而林玉堂等幾位對“國學”認知不甚相同的年輕留學生卻更注重“科學”的整體性（其實是更側重其“精神與方法”），并進而提出了“科學的國學”的口號。

吳稚暉等人實際對新文化運動在當時的走向非常不滿，他們認為民初士人關注的重心從物質向精神的轉變至少部分受新文化運動所推動；中國人在“文化”路向上已走得太遠，應該回歸到“物質”的層面。為此目的，這些人感到有必要重新詮釋“西洋文明”并付諸實踐。在學習西方仍是中國的發(fā)展目標而因“西方的分裂”使國人對“西方”的認知已漸呈多元化之時，重新為“西方文明”定位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努力方向。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語境下，整理國故成為與西方物質文明關聯(lián)緊密而又對立的象征，因而也就成為那些重新詮釋西洋文明者攻擊的對象。但林玉堂則認為吳稚暉不過是“裝摩托精嚇人”，視科學的“應用”比其“精神”更重要反可能導致不讀書而走向空虛。

從理論言，雙方的分歧仍在于對“科學”的認知不同。 用中國術語來說，吳稚暉眼中的科學是“形下之學”，而其他許多五四新文化人則認為科學應兼包形上與形下兩面，而且實際是側重其形上的一面。這一科學概念的歧異直接與“國學”相關，雙方大致都接受中國急需的是“科學”，但如果“科學”只是“形下之學”，則對“富強”無助甚而有礙的國學當然不在其中；如果科學兼包形上與形下兩面，則發(fā)揚科學精神和運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不僅不與“科學”相沖突，它根本就是“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并使其落到實處。這是近代中國思想界一個長期持續(xù)的分歧，它遠承中國傳統(tǒng)中重“學”輕“術”的傾向，近則響應西潮沖擊后產生的“富強”目標。因此，這不僅僅是個學理的問題，它后面隱伏著一個大家共同關懷的“實際”問題：中國急需改變在世界上地位甚低這一現(xiàn)狀，何者更適合于中國的現(xiàn)狀或能更快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才是分歧的實質性關鍵所在。根據(jù)前一種觀點，把國故扔入毛廁三十年可能更適合當時中國之所需；根據(jù)后一種觀點，作為科學之一部分的中國學問自然應當研究，而且是中國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