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寫作的主要承擔者是士大夫，中國現代寫作的主要承擔者是作家，因此，從寫作角色來看，從古代的士大夫到現代的作家就有一個轉換。要考察這個轉換，首先必須明確古代士大夫與現代作家有什么區別。從寫作角色來看，古代士大夫與現代作家的區別主要有三條：一是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獨特的身份確認，所謂“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它以“內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為準則，“儒學”被稱為“儒教”，大半也是由于它有這樣的追求。現代作家雖然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卻沒有這樣的身份確認。二是寫作面對的對象不同，士大夫主要是為士大夫和帝王寫作的，他的寫作不面對普通老百姓；現代作家則是為公眾寫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寫作，但他們在面向精英寫作的同時也面向公眾，而且他們缺乏士大夫的身份確認，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樣形成一個階層，他們與為普通百姓寫作的作家的距離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么遠。三是士大夫雖然寫作，卻未必一定以寫作為職業，他們謀生有著多種選擇；而現代作家則已經選擇了寫作為職業，他們依靠寫作來謀生。顯然，在這三條區別之中，第一條身份確認最為重要。

中國古代也有作家，他們為大眾寫作。元代士大夫與他們有合流傾向，出現了關漢卿、羅貫中等一批作家。明代“心學”崛起，出現思想解放，儒學個人化、平民化、人情化，士大夫講學寫作都有面向平民的。但是“心學”注重“內圣”，希望普通百姓成為“圣賢”，士大夫化。因此晚明的士大夫重視士大夫的身份確認，他們與為大眾的作家依然是兩種境界，難以合流。況且當時社會也缺乏職業作家的生存空間，士大夫難以轉為作家。

晚明與晚清是兩個時代，晚清是繼承晚明的。但從思想解放的角度說：晚清在個性解放，在儒學的平民化，在注重情感，以“情”代“理”上，都不如晚明，沒有達到晚明的高度。晚明也面臨社會危機，士大夫設想的是改革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意識，來克服危機。晚明后期雖有“西學”的進入，雖有“經世致用”思潮萌發，但沒有象晚清那樣發展。從晚明的“心學”代“宋學”，到清初的“經學”代“心學”，其實都是儒家思想不斷改革以適應形勢的過程。由于士大夫身份意識沒有銷解，加上社會機制也沒有發生重要變化，這時的士大夫很難變為作家。晚明的改革努力沒有成功，清代在總結晚明經驗教訓時也摒棄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成果。當晚清面臨社會危機時，士大夫采用實用主義的“經世致用”態度，避開儒家形而上的性理之學探討，專注于解決實際問題。這使晚清開始時的思想解放沒有達到晚明的水平，卻有助于他們淡化士大夫的身份意識，接受西學；有助于他們轉為職業知識分子，從而也轉為作家。晚清的報刊出版為作家職業化提供了新的機制，都市化的城市也形成新的需求。面向公眾的報刊比較符合士大夫的習慣趣味，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于是，以報人為主體的職業作家就此崛起，他們與為大眾創作的作家合流，構成新的作家，實現了從士大夫到作家的轉換。但是，以報人為主體的新作家也帶來了浮躁淺薄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