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武漢地區一些較有影響的語言學者濟濟一堂，在華中師
范大學語言學系舉行了《文化語言學》專家座談會。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掀起了一股“文化熱”，在它的
影響下，語言學界的學者也開始從語言的角度研究文化問題，文化語
言學由是而生。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為了推進這門新興學科的發展，
在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武漢市的語言學工作者共
同聯手，精誠協作，集體編著了這本《文化語言學》。該書由著名語
言學家邢福義先生擔任主編，它是我國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語言學”
作為書名的關于文化語言學的學術專著。該書1990年初版問世以來，
在國內外語言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得到語言學界許多專家的熱情
鼓勵和充分肯定。

　　鑒于文化語言學在近十年間的新發展和廣大學人的迫切需要，根
據國家新聞出版署制訂國家“九五”重點出版規劃的項目征集要求，
湖北教育出版社于1997年再次組織原書的作者在充分吸收學界同仁的
意見和本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該書進行修改增訂。2000年1月
《文化語言學》（增訂本）出版。《文化語言學》（增訂本）是國家
“九五”重點圖書，是湖北教育出版社精心策劃、隆重推出的一本重
要學術著作。與初版相比，《增訂本》修改了一些原來不太成熟的觀
點，把原來“下編”改為“中編”，增加了一組專題性的研究作為新
的“下編”，修訂和增補的幅度較大。

　　為了進一步推動文化語言學的研究，也為了更好地宣傳這本凝聚
著廣大語言學者的集體智慧和心血，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學術專著，
聽取《文化語言學》（增訂本）出版一年來的社會評判，湖北教育出
版社邀請了一批語言學專家，在華中師大語言學系舉辦了《文化語言
學》專家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邢
福義、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鄭遠漢、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
師楊合鳴、湖北大學教授、湖北省語言學會會長盧卓群、武漢大學教
授李芳潔、武漢大學副教授馮雪峰、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李崇興、華中
師范大學教授周光慶、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汪國勝、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蕭國政、中南民族學院教授劉寶俊、湖北師范學院教授馮廣藝、湖北
教育學院教授邵則遂、湖北新聞出版局圖書處處長史可榮、湖北教育
出版社副總編陸才堅、湖北教育出版社文科編輯室主任徐耀明等。會
議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副總編陸才堅主持。

　　本書主編邢福義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書出版后在海內外造成的巨大
反響。邢先生特別提到一件令他非常感動的事情。一位名叫徐捷源的
旅居巴西、原籍印尼的華僑學者讀到了這本《文化語言學》后，認為
對他近年一直從事的巴西華人語言與文化問題的研究很有啟發性，經
多方打聽得知邢先生的地址后，他從巴西寫信給邢先生，暢談讀后的
心得，并進一步請教關于文化語言學的問題。邢先生向大家出示了這
封珍貴的來信，他說，僅此一例就足以說明外界對本書的良好反應，
這也是對我們今后工作的極大鞭策和鼓勵。本書副主編周光慶教授隨
后向大家匯報了關于本書增訂工作的一些情況。他說，本書出版后，
不到一年即重印一次，不久再次脫銷。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版社跟我
們商量，能否對原書進行修改增訂然后再版。我們認為，這不僅僅是
出版社對我們的要求，更是出版社代表社會、代表廣大讀者對我們提
出的要求，我們不應推辭。在增訂過程中，我們始終貫徹了兩個思想：
一是繼續突出原書所體現的“湖北意識”、“武漢意識”，盡可能團
結大多數湖北武漢地區的語言學者；二是要增加新的內容，在初版中
我們構擬了一個文化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它是否行之有效需要通過事
實來檢驗，于是，我們增加了一組運用這一理論作個案研究的文章，
作為新的下編。

　　在隨后的發言中，專家們一致認為，《文化語言學》（增訂本）
是一部集中國文化語言學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好書，它奠定了文化語言
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學科地位，它的出版，是語言學界的一件振奮
人心的事情。這本書體現了許多可貴的精神。一是團隊精神。該書的
編者有20余位之多，他們摒除了文人相輕的習氣團結協作，努力體現
“武漢意識”、“湖北意識”。二是務實精神。該書少有浮泛之論，
偏頗之辭，不少章節抽出來就是一篇扎實而精彩的論文。三是執著精
神。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文化語言學熱鬧了好一陣子，可是，90年
代中后期就多少有些冷清了，在這樣的時候，編者們又將《文化語言
學》增訂出版了，足以體現對學術事業負責的執著精神。大家把該書
的特色歸納為三個“統一”。一是宏觀把握與微觀解剖的統一。二是
共時描寫與歷時追溯的統一。三是兼容各家與自成體系的統一。從這
本書的學術價值來說，它最大的貢獻，在于它較好地解決了文化語言
學中的三個問題。一是廓清了文化語言學的性質。關于文化語言學的
性質，可謂眾說紛紜。該書認為：“文化語言學正是一種關系學科，
它研究的是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系。”這種定性是比較妥貼的。二是
概括了文化語言學的研究方法。該書概括了三種方法，即“實地參與
考察法”、“共層背景比較法”和“整合外因分析法”。這些方法是
行之有效的。三是構建了文化語言學的基本框架。由“關系”性質所
決定，該書建立了一個從語言看文化，從文化看語言的基本框架。這
種框架是嚴密的、恰當的。大家特別提出，本書所增訂的下編尤其值
得稱道。12個專題，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就語言與文化的“符號——
管軌”關系作了微觀解剖式的透徹分析，既是對上兩編的深入，也是
對某些棘手問題或習而不察問題的一個解答，可以說這是該書不同于
其它文化語言學著作的一大特色。新增補的“1988——1998文化語言
學的發展”一節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稱贊，這一節可以說是一部中國
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簡史，是其它同類著作所沒有的，體現出編者占有
材料的翔實、對問題的深刻見解和研究方法運用的純熟。最后，大家
指出，語言與文化相輔相成，關系至為密切，深入探討語言和文化的
關系，不僅對于認識語言及其運用的特點和規律是必要的，也有助于
人們深刻、具體地了解語言在人類文化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從這樣的現實情形看，本書全面、系統地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開拓了語言學研究的新領域，它不僅是中國文化語言學最早的著作之
一，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