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師宗強先生在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中，敏銳地捕捉到"南朝重藝術特質的文學思想傾向"，愚弟子再搜尋一些相關材料，以體會羅師之卓識。漢代詩學體現于《詩經》學，其抒情闡釋可以《毛詩大序》為代表；而南朝抒情之特點，融入了創作主體空間性地域轉移，即作者北南更替的重要因素，此是抒情觀念發生根本轉變之關鍵。 一、由先秦時期從個體之"身"到國家之"事"思想模式來探尋《毛詩序》"抒情"之結構層次。 古人探討問題時，如《毛詩序》的思維方式是："是以一國之事，系一個之本，謂之風。"而一人之本即"身"直至"心"，《周易·系辭下》等往往以身及物，循微見著，由近至遠，由內至外，這也是古人之共識，諸子百家莫不習慣于這樣的思維模式。 二、董理《毛詩序》產生所依附的重精氣養生之歷史文化背景。 養生重乎圖精，這是更深層次的衛生要義，而圖精與性情之調適有緊密的關系，談論情性離不開圖精問題。 圖精養生思想尤其突出地表現在齊稷下學派著作中，如《管子·心術下》等，似乎在先秦兩漢諸子百家均耳熟能詳，所不同者在于，入世的一派，從此"體"出發，盡量凸現其"用"的一面；而出世的一派，則竭力圖守其"體"，防遏觀念的紛亂與法令滋彰。降至漢代，其影響依然深廣。 三、根據《毛詩序》之政治與文化立場，考察其"抒情"特徵。 《毛詩序》從個體之心理狀態，窺測國家政治之良窳，無疑是承繼了先秦以來"圖精養生"政治哲學的思維習慣。 因此"故變風發乎情，此乎禮義"，此"禮義"更有不營擾圖精之衛生及人生哲學層面的含義，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便顯然存在著形成先秦兩漢文藝思想面貌的一個非國家政治因素，而更偏于養生衛生之范疇，必然在漢代影響到文學抒情觀。 四、文學抒情觀念在魏晉時期的演變。 文學抒情性的逐漸確立，與"文學自覺"是同步發展的概念。文學抒情的發展，建安時期可以看作非常重要的一環，然其內在動因還是由于天人關系發生了動搖。 承建安文學思潮之緒馀，抒情于人生之意義，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輩還顧及的"禮防"更徹底崩塌了，對此應視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點，兩漢以來圖精養生觀在南朝出現斷裂，這是地域文化差異使然，而此種差異自然要落實到文學創作主體來考察。 五、與圖精養生觀徹底決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這歸根到底應從南士儒家經學貧瘠來找原因。南人在文壇凱起，非在深厚的經學氛圍中生長的南人，其人生觀、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現出與北人不同的特點，情感恣肆，標新立異，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狀態。南朝文學的"抒情"，正是在這樣新的文化學術背景下展開。 沈約是南人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蕭綱的文學主張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學之抒情本體；是宣泄性的，無所顧忌的，他與圖精說完全不同；他是憑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達到各種情感的滿足。梁元帝蕭繹文學觀與蕭觀大致相同，圖精之禁忌，至此一變而成為內心之享受。蕭子顯講"委自在機"與"獨中胸懷"，抒情便成為文學真生命之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