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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參考 | 天 氣預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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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林 文 集
辛德勇
清康熙遂初堂原刻初印本，竹紙2冊
學術界很多人往往以為藏書不過是有錢有閑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
不然。除了金錢和時間之外，還要有機緣和學識。而在機緣和學識二者之
中，學識要更為重要。因為若沒有相應的學識，哪怕是天賜良緣，多半也
會視而不見。我就因學識淺陋，差一點兒使這部《亭林文集》湮沒不顯。
我能夠得到這部《亭林文集》，應該說書緣不淺。還是在1992年初居
日下，剛剛涉足京都書肆的時候，一次偶然在海淀中國書店遇到一部《亭
林遺書》，乃康熙遂初堂原刻。當時書價尚且不甚昂貴，因為一向仰慕亭
林先生之品格、學術，而且《遺書》中的《昌平山水記》對于我研究歷史
地理還有直接的用處，于是便貿貿然將其收入寒舍。說買這書貿然，是因
為買古書和買新書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初入古舊書店的新手，大概都會
感受到一種如同笨拙的男人在服裝店中相似的窘迫。書店賣書的店員和周
圍買書的老讀者，會在無意中向你投來一種穿透著審度力的目光，使你仿
佛芒刺在背，逾加惶惶然無所措手，這樣自然很難買到好書。而我當時正
是處在這種完全不知深淺的情形下，買下這部《亭林遺書》，在今天看來，
顯得十分盲目，同時也非常僥幸�？滴踉獭锻ち诌z書》是硬勁的寫刻本，
在當時也算比較熱門，懂行的藏書家之所以棄而不取，可能是嫌它品相稍
差，更重要的是還缺少首種《左傳杜解補正》，按照藏書家的標準嚴格說
來，算是“殘書”。我買書時自然沒有這樣高的要求，但卻想以缺這一種
書為借口與書店討討價。賣書的徐元勛老師傅告訴這書本來不缺，想必是
在店中拉亂，以后還會找到，嫌缺可以慢慢等配齊后再買。討價雖然未成，
買下書后一年左右則果然在這家店中又得到了缺失的《左傳杜解補正》。
這部《亭林遺書》原本就是補配而成，其中《亭林文集》刷印最早，
《亭林詩集》次之，其他諸種則為稍晚時候同時刷印。叢書補配，本不足
怪，然而此《亭林遺書》補配而成，卻另有特殊原因。蓋乾隆年間禁毀“違
礙”諸書，《亭林遺書》名列《軍機處奏準抽毀書目》，《亭林詩集》、《亭
林文集》均因“有偏謬詞句”，被定作“應行銷毀”，其他諸種除《昌平山
水記》“亦有乖謬處，應行抽毀”外，則因“均系辨正經史之書，有裨考
證，查無干礙”，得以“毋庸銷毀”。這樣一來，《亭林詩集》和《亭林文
集》便大多被從叢書中抽出毀掉，待至文網松弛之后，只能另行搜求劫余
幸存之詩、文集來配成全書。所以即使是補配而成的原刻《亭林遺書》，
全帙也并不多見，一些圖書館著錄的原刻本，往往并不確實，如《中國叢
書綜錄》著錄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康熙原刻本，經我核實卻是光緒朱記榮重
刻本。
由于書是一時隨意買下，所以我自己也并未在意，更不知道書中有什
么特別的妙處。直至一年多以后，一次業師黃永年先生來寒舍看書，方才
指教我《遺書》中的《亭林文集》乃最初印本，內容與后印本不同，實屬
極為罕見。
此初印《亭林文集》與后印本的不同，是卷六收有《讀隋書》一篇。
這篇本來是顧炎武從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三《國用考一》“歷代國用”
條抄出備覽的讀書筆記，顧氏門人潘耒刊刻《亭林文集》誤作亭林著述，
收入書中，但初印無幾即發現這一錯誤，很快做了抽換，所以后來的印本
此處換成了《顧與治詩序》和《方月斯詩草序》兩篇。初印《亭林文集》
的珍貴之處，一是稀見，二是可以藉此考察《亭林文集》的編纂過程。
其稀見程度，首先可徵之于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妒{齋養新
錄》卷一六《顧寧人》條特地記述此事云：
顧寧人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載在《文獻
通考》，寧人手
抄之，意欲采入《日知錄》。潘次耕誤認作顧作，乃以《讀隋書》為
題，收入集中。今本
無此篇，以它文易之，則次耕已覺其謬矣。
錢大昕乃乾隆間人，其云“今本無此篇”，說明《亭林文集》初印本
在乾隆年間即已難得一見。
至民國年間，因已無需規避清人禁忌，一些劫余幸存的所謂“禁書”，
紛紛再現，前清時難得一見的許多秘籍，此時已不再珍秘，如名列清代禁
書榜首的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之崇禎原刻本即是如此。然而此《亭林文
集》原刻初印本卻依然極為罕見，王國維雖據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知有此初印本與通行后印本不同，但他卻始終未能一睹初印之本。王氏舊
藏《亭林文集》今存北京圖書館，是抽換過的原刻后印本，在卷六《顧與
治詩序》、《方月斯詩草序》處書眉上有王氏批語云：
今案此本唯此頁與次頁補刊，《讀隋書》一篇本當在此，而無《顧與
治詩序》、《方 月斯詩序》二篇。蓋《讀隋書》一篇五百五十余字，
連題目為二十九行，今此篇亦共得二十九行，始知稼堂先生后改刊二頁，
以此易彼也。
由于刷印無幾即做了抽換，補刊的字跡與原刻差別甚微，一般人很難
辨別。王國維在版本學上亦不愧為一代宗師，在未能見到原刻本的情況下，
還是做出了準確的判斷。新抽換上的兩篇詩序除字體與原本微有差別之
外，校對還非常草率。《亭林文集》原本校刻精審，終篇罕有錯訛，而這
兩篇詩序短短550余字中竟有8處明顯的錯字，顯然是匆促行事所致。
王國維在1927年去世。1940年春，輔仁大學葉德祿教授在北平琉璃
廠書肆買到一部抄配的初印殘本，亦視為罕見秘籍，并特地在《輔仁學志》
第十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發表《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跋》一文，加
以介紹說：
庚辰春，余得原刻初印本于故都廠肆，惜序目與一、二卷為舊抄配，
無由知其刻板年月。所據系抽改本，故目有方、顧二詩序，而書卷六則
《讀隋書》篇獨存，蓋原刻初印者。
因極罕見，雖殘亦可珍也。
當時古刻舊籍尚且充斥書肆，葉氏得此清刻殘本即喜不自禁，足見其
確是難得一遇。只是無抄配之原刻本文集并沒有注明刊刻年月，甚至整個
叢書也沒有刻書序跋，內封面上亦僅鐫“顧寧人先生著亭林集”，同樣沒
有刻書時間，所以現在仍然無法知道《亭林文集》乃至整個《亭林遺書》
的確切刻版年月。
關于顧炎武詩文集的編纂過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
生神道表》記述說，顧炎武去世之后，其“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
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案《亭林文集》六卷，《亭林詩集》五卷，
合之計十一卷），乃謂亭林詩文集系由潘耒編纂。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輯
印《四部叢刊》，收有亭林詩文集，在說明選用版本情況的《縮本四部叢
刊初編書錄》中亦云“亭林詩文集皆先生身后吳江潘次耕編刻”。顧氏詩
文集俱由潘耒刊行是實，但編纂卻并非全出于潘耒之手。
北京圖書館藏王國維舊藏《亭林文集》有王氏批語云：
先生文集、詩集皆手自編定，文集與詩集本各五卷，此第六卷則次耕
先生所增輯，故與全集體例不符，其編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謝山謂詩、
文集皆次耕編輯者，誤也。
此事至微，唯明眼人辨之。
又云：
先生于康熙己未十八年作《春雨》詩曰：“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
此詩文集十卷為手編之證。其文逾十卷者，亦約言之耳。
王氏此說，自是精當不易之論，亦非王氏無以明之，以此帶有《讀隋
書》之原刻初印本，愈可證其文集之第六卷是出自潘耒增補。
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之稀見難得，從《四部叢刊》所用《亭林文
集》的底本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是
以選用底本審辨精善見稱于學林，非如中華書局之《四部備要》，乃隨意
胡亂雜湊成書，又多妄自題作本來并不是它所采用的版本，用以欺世牟利。
觀當日《印行四部叢刊啟》，知其發起者中已萃集一時版本學俊彥，如董
康、羅振玉、葉德輝、徐乃昌、傅增湘、葉景葵、孫毓修以及主持人張元
濟等等，在版本選擇上自然能精益求精�！端牟繀部浴吩疲骸鞍灞局畬W，
為考據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經史尤關緊要。茲編所采錄者，皆再三考證，
擇善而從�！睘樨瀼剡@一宗旨，在幾次印刷過程中，依然不斷“遍訪眾本，
再三校訂”，訪得更好的版本，即隨時抽換，以使之“期于至善”（見《縮
本四部叢刊初編序例》）。然而盡管如此，《四部叢刊》中所收《亭林文集》
卻是一部很晚的后印本。其中如卷二《抄書自序》及卷三《與友人論易書》、
《與彥和甥書》等處萬歷之“歷”字已避乾隆諱挖改；又同卷《音學五書
序》并卷四《答李子德書》周顒及卷五僧繼顒之“顒”俱改作“○”�！邦劇�
字乃清嘉慶帝顒琰名諱，而書中道光帝旻寧之“寧”字尚未回避。由此可
知《四部叢刊》所用底本的刷印時間已遲至嘉慶年間，說明乾隆禁毀以前
的印本俱不易得，更不用說這種最初印本了。由于刷印甚晚，版片已多有
缺損，不得不加以修補。修補后的版片一是字跡粗率，使原版灑脫飄逸的
美感失色不少；同時由于草率從事，還造成許多錯誤。如卷五《富平李君
墓志銘》“待人以嚴”訛作“侍人以嚴”；卷六《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雖多抱殘守缺之人”，訛作“維多抱殘守缺之人”，等等。還有一些缺損
的文字，修版時應補而未補。如卷三《與友人論易書二》“夫言豈一端而
已”較初印本脫“夫”字；同卷《答曾庭聞書》篇末“努力加餐”，較初
印本缺“餐”字。此外這一后印本為回避孔子名諱，還改卷三《與人書一》
和《與人書十四》中的“丘”字為“□”或“某”字。可見《四部叢刊》
所用后印本與初印本已頗有出入，不宜再視作原刻，作為整理《亭林文集》
的底本。
從藏書角度看，看重帶有《讀隋書》的初印本，是因為它具有獨特的
版本學價值。業師黃永年先生和賈二強學長編纂《清代版本圖錄》，即特
地用寒舍所藏《亭林文集》，攝取《讀隋書》一頁，以供研究版本學的人
參閱�？墒侨魪木幾腩櫻孜湮募慕嵌葋砜�，就理應把這一篇并不屬于他
的文章剔除。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今中華書局出版的《顧亭林詩文集》（1959
年8月版,近有重印本），文集所用底本為康熙原刻后印本（或即《四部叢
刊》本，挖改處均與《四部叢刊》本相同），本來已抽換掉《讀隋書》一
篇，編纂者卻又依據光緒董金鑒刻本，當作佚文，特地補入此篇。編纂者
顯然并不知道這篇文章是馬端臨的手筆，所以才會做出這種畫蛇添足的傻
事；今人若是依此來研究顧炎武的學術和思想，自然難免會失之千里。由
此看來，版本學并不完全是無關宏旨的“小道”，學者最好還是盡可能多
了解一些版本學常識。
1999年9月5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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