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經作過敘述，第一種所有制形態部落共同體所有制，必然帶有剝奪他部落的“無機體”自然物、并必將發展到統治和奴役他部落的性質，奴隸制和農奴制是其必然的發展，因此，剝削是其必然包含的內容。由于剝削產生的具體過程不同，從一開始，就形成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剝削形式。
一種剝削形式，是征服者不改變被征服者共同體內部的社會結構，將其整體作為統治和剝削的對象，要求其服從統治，按規定繳納貢賦，有時或委派貢賦征集人和監督人。如中美洲的阿茲特克人，“如果他們占領了這座城市(實即居民點——引者注)，他們就征收沉重的實物貢賦，并留下賦稅征集人來監督支付，但不改變原來的制度、法律和政府。”（喬治·彼得·穆達克：《我們當代的原始民族》，四川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第２４２頁。）這種剝削形式使被征服共同體逐漸演變，其中許多共同體變化為曾廣泛存在過的作為專制主義政權基礎的農村公社。
另一種剝削方式，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完全從其原屬共同體中脫離出來，將其個人人身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變為奴隸。這些奴隸開始并不像在古典奴隸制社會中那樣命運悲慘，如早期日耳曼人的奴隸，“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個家庭。……奴主只從奴隸那兒索取一定數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隸的從屬關系僅此而已。……笞打奴隸、囚禁奴隸或罰奴隸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日耳曼尼亞志》，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６７頁。）類似的情況在我國西南少數民族中也可以看到。他們似乎帶有濃厚的氏族收留養子的色彩。這些奴隸，隨剝削者內部所有制發展狀況的不同，主人也不同。開始，由于統治者內部私有制尚未充分發展，奴隸便歸集體公有，這種狀況后來也存在，如亞里士多德時期，在克里特島各城市所占領的一些島嶼上就有成群的奴隸，他們耕種供養全體公民的國有土地（拉法格：《財產及其起源》，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５８頁。）。以后，隨著共同體內私有制的發展，奴隸也逐漸成為家庭或個人的私產。
部落共同體所有制時期及后來以奴隸制和農奴制為基礎的各種所有制時期，這兩種剝削形式都是并存的，它們同樣是以被剝削者人身被控制為前提，只是控制的形式不同而已。當然，由于自然條件、歷史條件等等的不同，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剝削形式占據了統治地位，從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道路。例如以古代社會而言，在中國的西周，占主導地位的是第一種剝削形式，即對“殷民六族”、“懷姓九宗”之類的整體剝削，周王不必“料民”、干預被剝削者共同體內部的事務，與此同時，也有少量奴隸，從事家務、仆役勞動及少量的農業生產。在古羅馬，占主導地位的是第二種剝削形式，大批奴隸的勞動維持著羅馬的繁榮，但同時在東部一些行省第一種剝削形式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正是東西羅馬最終分裂并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
在一定條件下，這兩種剝削形式是可以互相轉化的。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農村公社成員被變為奴隸，也可以看到奴隸被變為農村公社成員，像新王國時期的埃及，阿蒙神廟便將大批奴隸移入農村公社，變為公社成員（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６１頁。）。一般來說，由于第一種形式對被剝削者狀況的改變最小，因而不僅使剝削者易于管理，被剝削者也較易接受。第二種形式剝削的確立，不僅在統治者內部必須有使用奴隸勞動的現實需要和條件，而且要有一系列管理手段的建立。由于它對被剝削者狀況變動很大，不僅被剝削者極難接受，剝削者也很難管理。因此，只要條件許可，剝削者就盡量使用第一種剝削形式，而不用第二種剝削形式。這樣，就世界范圍來說，使得大部分地區以第一種剝削形式作為主要形式。
在第一種所有制部落共同體所有制形成之日起，這兩種剝削形式便同時存在和發展著，在不同的地區，它們各自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狀況，對后來的社會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甚至決定了不同的社會歷史發展道路。了解這一點，對于把握世界歷史的多線發展，對于理解兩周土地制度的特有性質，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