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談及“爰田”的資料過少，糾纏于此難獲結論，而研究相關史實則有可能找到新的更有效的突破點。在目前所見有關史實中，關系密切而人們了解也較多的是“開阡陌”。《漢書·地理志》稱商鞅“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足見二者有密切的內在聯系，同是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皆為秦國強盛的基本依據。因此，由“開阡陌”入手，或可解開這一歷史之謎。
“開阡陌”又稱“開阡陌封疆”，是新創立的一整套農田規劃制度，四川省青川縣出土秦《為田律》對其具體內容有詳細記述，根據本章第一節的討論，筆者認為律文有關田土規劃的內容可簡述如下：南北向的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土地為一畝，百畝土地并列為一頃，畝間以畛相隔；四頃土地成一大地塊，東西兩邊圍以阡道，南北兩邊圍以陌道，四頃地之間以封、埒（即疆）為界，若干個四頃地又組成更大的地塊，其東西兩邊圍以阡，南北兩邊圍以陌，由此形成完整的農田規劃系統。其中，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的設置均屬于“開阡陌封疆”，其目的實際在于維護“頃”之地積。“頃”即百畝是基本的授田單位，因而是戰國普遍實施的國家授田制之基礎，同時也是征收賦役的基本依據。云夢秦簡《田律》就有“入頃芻●，以其受田之數，無豤（墾）不豤（墾），頃入芻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７頁。）。因此，實施“開阡陌封疆”的新制度，目的是確立一種新的經濟關系，本質上屬于社會經濟關系方面的變革。但是，除此而外，秦《為田律》還有一些內容無法歸入“開阡陌封疆”之內，這就是畝與畛的設置，畛作為畝界實質是為畝服務的，因此這部分內容的核心是確立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畝制形狀，筆者以為，這正就是與“開阡陌”對應之“制轅田”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內容當然遠遠超出畝的形狀這一點。
田塊的形狀與耕作方式有密切關系，在漫種耕作方式下，田地形狀無一定之規，既不必方正規則，也不必有確定地積，這種現象在漢民族農業史上、在民族學資料中比比皆是。先秦兩漢，畝的概念在用于地積時，很少規定其形狀。西周時已有畝之概念，它在兩種意義上被使用。一訓為壟，即田埂，如《國語·周語下》韋注：“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莊子·讓王》司馬彪注曰：“壟上曰畝”。《詩·信南山》“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此畝即為壟。一是表示確定地積。《賢簋》曰：“公命事，畮賢百畮□（糧）”，據郭沫若先生釋文，“畮，古畝字”，前一畮假借為賄，后一畮即地積之畝（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賢簋》，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表明了畝的地積數量，并未提及形狀。西漢時期的畝一般并無固定形狀，這可以從《九章算術》中看到，其中“方田”一卷專論土地面積的計算，所用畝積為二百四十方步，然田塊形狀有正方形、長方形、三角形、梯形、圓形、環形、弓形等等。將畝與一定形狀聯系起來的史料有四項。一、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竹簡《孫子兵法》佚篇《吳問》，文中記敘了春秋時晉六家大夫競相擴大畝積的情況，“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為●（畹），以百六十步為畛”，“［智氏制田，以九十步為●（畹），以一百八十步為畛］”，“韓、魏制田，以百步為●（畹），以二百步為畛”，“趙氏制田，以百廿步為●（畹），以二百卌步為畛”（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孫子兵法〉殘簡釋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此釋文及《銀雀山漢簡釋文》一書均隸定“畛”為“●”，釋為“畝”。）。據青川出土秦《為田律》，畛為畝間界限，若干步“為畛”，即作畛以定出畝界，故此處之畛既可解為畝界，又可解為兩畛所夾地塊，與畝等義。“畹”，《說文》曰“三十畝為畹”，《楚辭·離騷》王逸注曰“十二畝為畹”，都與《吳問》不合，王逸注又說：“或曰田之長為畹也”，此解甚合。據此，晉六家所制畝均為兩步寬的長條狀地塊，區別僅在畝長和畝積不同。二、秦《為田律》所述戰國時秦國畝制，是一步寬、二百四十步長之長條狀地塊。三、《漢書·食貨志》所記趙過“代田”畝制，文曰：“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由此可見，其畝地積為二百四十步，每畝由三條“廣尺深尺”的甽貫穿始終，有甽必有壟，故其畝寬仍為六尺，即一步，長二百四十步，地積、形狀與秦《為田律》所述一致。四、《韓詩外傳》曰：“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這段文字是在對所謂“井田”的詮釋中提出的，在有關“井田”的解釋中是最早提到畝之形狀的，然此詮釋似乎并非西周畝制的可靠描述，很可能是根據西漢某些制度所作的推測。前三項史料所反映史實有一共同點，即其畝制主要推行地區都是在黃土高原，《吳問》為晉，《為田律》為秦，趙過代田法也是由三輔推及四周，“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后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漢書·食貨志》。）
那么，商鞅變法為什么要在擴大畝積的同時將畝的形狀確定為僅有一步（１.３８６米）寬、卻有二百四十步（３３２.６４米）長呢？筆者以為，較合理的解釋，當是推行某種新耕作技術之需。趙過確定一步寬長條形畝制，是為其代田法服務的。《漢書·食貨志》又聲明代田法乃“古法”，即承襲前代某種耕作方法而來，商鞅畝制與代田畝制完全相同，或許正反映了這種“古法”。
代田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推廣鐵犁牛耕，“用耦犁，二牛三人”，甚至在“民或苦少牛”的情況下，“教民相與庸挽犁”（《漢書·食貨志》。）。商鞅變法的農業技術改革主要內容也是推廣鐵犁牛耕，文獻雖無直接記載，但有明顯反映。據《戰國策·趙策一》，趙孝成王三年（公元前２６３年），趙豹諫趙王曰：“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此處所列都是秦國的長處，政治上“令嚴政行”，經濟上通過“開阡陌封疆”使國家授田制得以正確執行，戰士都受到上地，由于發展水利事業而使軍糧運輸極為便捷，農業生產中則是普遍使用牛耕，而這些都是商鞅變法的成果。既是特有長處，則與此相對應，其他各國、或至少趙國牛耕普及程度當遠不及秦。
直到漢代，耕犁都相當原始，目前已知最早犁耕圖見于漢畫像石，如陜西米脂、綏德東漢牛耕畫像石，江蘇睢寧雙溝東漢牛耕畫像石等。由畫面中可見，漢代耕犁的基本特征是：犁轅為獨轅，長且直，轅前端直接與犁衡聯結，犁衡左右各一軛，各挽一牛，此即所謂“二牛抬杠”，犁轅與犁床、犁箭、犁梢固定為一體，不可調節。戰國以及秦代的耕犁形制推測與漢代基本一致，如果要說差別，大概就是更原始一些。這種耕犁由于轅長且直，耕牛又通過犁衡固定在犁轅之上，因此工作時轉彎和回頭都不方便，且地頭不能耕及的土地較多，需人力找補，地畝越短，缺點暴露越充分，地畝較長，則優點較易表現出來。另外，這種耕犁耕地較淺，使用人力較多，與人力翻掘耕地相比優勢有限。耕地時須有一人扶犁；由于轅長且直、耕牛又與犁轅固定在一起，為保證耕牛筆直前進須有一人牽牛；由于長且直的轅又與犁衡連接在一起，扶犁者無法控制耕地深淺，須有一人持按犁轅予以控制。因此，每耕地須有二牛三人，這是趙過代田法犁耕“二牛三人”的真正解釋。此種犁耕方式唐代在南詔地區被沿用，“犁田用二（“二”原作“一”，據《蠻書》改）牛三夫，前挽、中壓、后驅”（《新唐書·南詔傳》。），“每耕田，用三尺犁，格（即犁衡）長約丈余，兩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牽牛，一佃人持按犁轅，一佃人秉耒（即犁）”（樊綽《蠻書》卷七《云南管內物產》。）。直到文革以后，云南劍川、洱源白族和寧蒗納西族中仍保留有這種犁耕法（參見宋兆麟《西漢時期農業技術的發展》，《考古》１９７６年第１期；李朝真《從白族的“二牛三人”耕作法看漢代的耦犁法》，李昆聲《唐代云南“二牛三夫”耕作法民族學新證》，二文均載《農史研究》第５輯，１９８５年。）。戰國及秦代耕犁形制現尚未能見到，但估計只能比趙過時更為原始，相對人力掘耕的優勢就更為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普及推廣牛耕，必須盡量發揮其長處，彌補其缺點，將畝確定為較長的長條形不失為一個切實有效的措施。
比較漢代的犁與先秦的車，可以發現二者之間驚人的相似。除戰國時期可能出現的少量雙轅車而外，先秦車制基本上是一轅、一衡、一軸、一輿、二輪，大多為二軛（如陜西西安灃西張家坡西周車馬坑所見），少數為四軛（如陜西臨潼秦陵兵馬俑坑所見），轅長且直，轅與衡、軸、輿聯結為一體，不可調節。除實物而外，甲骨文、金文中車字字形表現也極為清楚，甲骨文車字多作“●”（如劉鶚《鐵云藏龜》１１４·１。），早期金文多作“●”（如《●父簋》。）或“●”（如《兮甲盤》。）。后方簡化為“●”。漢代二牛犁與先秦車之牽引部分完全一樣，犁轅與犁架、車轅與車體的聯結方式也完全一樣，這就啟示我們，漢代耕犁前身春秋戰國時期的犁，大概是由車演化而來的。可以推測，在激烈的車戰之中，車體或有損壞，牛馬拖曳殘余車體奔跑，從而掘破土地，人們由此得到啟發，添加耒耜之類破土工具的刃部，從而產生原始的耕犁。有的學者認為牛耕由耦耕演化而來，如孫常敘先生說：耦耕是兩人面對面共用一耜，一人蹠耒入土，一人曳繩拉耒使耜發土；拉繩者變換方向后，便成為犁地；此后耜之形制發生相應變化，鏵出現，又以牛力代替人力，改人耦為牛耦，于是出現牛耕（孫常敘：《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３頁。）。本文不打算詳評這種的觀點，只想指出一點，如果犁耕由此產生，那么牛與耕犁之間應該是用繩索聯結起來的，其發展結果應是形成隋唐時期的短轅犁，用人少，更便于操作，而不會自找麻煩，再重新創造出一種用人多、操作不便的長轅犁。
基于上述認識，再從文字學角度對“爰（轅）田”加以探討，就有豁然開朗之感。甲骨文、金文均無“轅”字，只有“爰”字。“爰”，甲骨文多作●，個別亦作●，為雙手牽引狀，因此，牽引、援引當是“爰”字初義。金文字體略有變異，作●，由此字形大致確定。《說文》字形與金文差不多，釋曰：“引也，從●從于，籀文以為車轅字。”可見，自甲骨文至《說文》，“爰”字字體未發生多大變化，字義更是明晰而確定，即牽引，車通過車轅被牽引方能行動，因此表示牽引的“爰”字被用為車轅之“轅”字。顯然，“爰”字本義與賞、換等等含義毫無瓜葛。將本義為牽引、引申義為車轅的“爰”字，與田聯系在一起，只能理解為與牛犁耕作有關。“爰田”作為動賓詞組，當是指用類似車轅的東西以牽引的方式耕作田地。作為名詞，則是指用牽引方式來耕作的田地，也即牛耕田地。當它作為一種制度的代名詞時，則顯然是指便于牛犁耕作的一種田地建設或田地規劃。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轅”字從“爰”中分化出來，用以專指車轅，或許正說明，在車轅之外，已經有了其他的轅用以牽引，例如犁轅。
早期牛耕的形成及較大面積推廣，除了耕犁的形成而外，還需要三個條件，一是土壤疏松便于早期牛耕的田地，二是耕牛的大量繁育，三是鐵器的使用。早期耕犁粗笨，破土不力，若土壤粘重則很難耕動，黃土高原土壤疏松，是其廣泛推行的最佳地區，而這正是春秋戰國實行爰田和漢代推行代田的主要地區，二者聯系決非偶然。耕牛在秦晉大地的大量繁育，文獻中已可見端倪，《國語·晉語九》在文獻中首次提到耕牛，曰：“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戰國策·趙策一》說“秦以牛田”，表明秦耕牛數量不少，優于他國。這兩條材料的時間分別在“作爰田”、“制轅田”之后，似乎也表明實行“爰田”制之后耕牛數量的劇增。使用鐵犁鏵是普及牛耕的重要條件。當然，不用鐵器也可犁耕（龍山文化陶寺遺址及良渚文化中出土有一些三角形石器，許多學者稱其為石犁，但是否犁，大可懷疑，特別是在土壤熟化程度較低的原始農業之中。季曙行依據機械學原理進行了研究，結論是：“真正有可能成為石犁的三角形器并不多”。參見其論文《“石犁”辨析》，《農業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王振中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所謂“石犁”，“出在北方的實際是石耜，出在南方的實際是石鋤。”參見其著作《青銅生產工具與中國奴隸制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５２１頁。），如唐代南室韋人“剡木為犁，不加金刃”（《新唐書·室韋傳》。），解放前夕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許多藏族人民使用硬木削成的木犁，以二牛抬杠方式耕地，每耕不到十分之一畝就須更換犁尖，耕深僅三、四寸（四川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編印《藏族簡志》下編，1963年，轉引自謝忠梁《幾種研究我國牛耕起源時代學說的簡述》，《農史研究》第一輯，1980年。）。但是，不用鐵犁鏵效率就十分低下，相對人力掘耕優越性不很明顯，這就成為牛耕普及的障礙。在鐵器的發明、生產和使用方面，黃土高原也處于優先地位。文獻中有關鐵器的第一個明確記載在晉國，公元前５１３年，晉趙鞅等人“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考古發掘的春秋時期人工冶造鐵器，也以這一地區為最早和最多，特別是秦國。發現于甘肅靈臺景家莊的一件春秋早期銅柄鐵劍（劉得禎、朱建唐：《甘肅靈臺縣景家莊春秋墓》，《考古》１９８１年第４期。），被認為可能是我國最早的人工鑄鐵器件。春秋時期秦國鐵器的發現，無論早、中、晚期，都明顯超過了東方諸國，遍布于當時秦國的整個中心地區。近年在陜西寶雞益門村春秋晚期偏早秦墓中發現的二十余件人工冶造鐵器，更揭示了春秋戰國時期秦在鐵器方面的優先地位（以上有關鐵器內容參見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第二十章“鐵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寶雞市考古工作隊《寶雞市益門村二號春秋墓發掘簡報》，張天恩《秦器三論——益門春秋墓幾個問題淺談》，以上二文均載《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鐵器的廣泛應用使牛耕優越性較充分表現出來，為其推廣普及提供了充分條件。
在前述基礎上，商鞅變法以后的秦國又進一步創造條件，國家為農戶提供鐵器、耕牛。云夢秦簡《廄苑律》規定：“假鐵器，銷敝不勝而毀者，為用書，受勿責”（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２頁。），對于借用國家鐵器者，因鐵器破舊不堪使用而損壞者準予報銷損耗。《廄苑律》又規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和正月評比耕牛，正月舉行大考核，成績優秀者，給田嗇夫、牛長、飼牛者分別予以獎勵，反之則給予懲罰（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０頁。）。此條足見國家對耕牛飼養、使用極為重視。律文未說明是官牛還是私牛，但似乎是官牛，云夢秦簡《封診式·封守》可作為旁證。《封守》為查封家產記錄，被查封者是某士伍，其有家室子女，畜有臣妾，查封帳也細到“門桑十木”、“牡犬一”均記錄在案，唯無田地，此當為國家授田，亦無鐵器耕牛，當由國家借貸使用（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２４９頁。）。國家又以法令形式規定畝制為一步寬、二百四十步長，在授田中嚴格執行。通過這些措施，以國家力量普及牛耕，真正廣泛實現了“以牛田”，達到了富國強兵、東雄諸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