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稅法將稅收依據從人頭轉變為財產，同時也就意味著社會剝削關系實現條件的轉變，也就是說，剝削的主要依據從控制人身轉變為控制生產資料。然而，剝削是對被剝削者勞動的攫取，如果沒有相應的勞動者，控制生產資料并不能達到剝削的目的。因此，要使依據生產資料便可實現剝削的社會經濟關系得以確立，首先必須使勞動力相對自由化，也即解除農民身上所背負的人身控制關系，而這一點，在宋代得到了實現。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詔曰：
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州軍舊條：私下分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予憑由，方許別主。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攔占，許經縣論詳。（《宋會要輯稿·食貨·農田雜錄》。）
這里對比排列出舊新兩種條例，從中可以清楚看出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解脫過程。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詔令也規定：
民戶典賣田地，毋得以佃戶姓名私為關約，隨契分付，得業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如違，許越訴，比附‘因有利債負虛立人力顧契敕’科罪。（《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四。）
階級關系有了這樣的變化，地主與農民之間形成了較少人身依附的經濟關系，較自由的租佃關系逐漸形成。在這種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上，較充分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國歷史上終于形成，并奠定了此后土地所有制關系的基本格局。宋代土地所有制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以下有關宋代土地關系特點的敘述許多內容依據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三章《宋代的土地占有制度》，非直接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１．土地私有制大發展。
其主要表現有四。一是土地買賣盛行，例如宋高宗時，四川立限令典賣田宅者納稅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稅四百萬貫，此時四川地價每畝為近四貫，官府賣田定價為八貫到十貫，如果依一般情況下稅率１０％計，土地價格取較高者每畝十貫，則四川此次納稅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萬畝，足見土地買賣之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發展，由于“不抑兼并”政策的實施，大地主迅速發展起來，如官僚地主朱●被籍沒，僅浙西田數達三十萬畝；又如世俗地主，“有張拐腿者，淮東土豪也，其家收谷七十萬斛。”（《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八《陳子長筑紹熙堰》。）。三是私田數量大大超過官田，如神宗熙寧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全國墾田四百四十五萬余頃，而當時共有各種官田四十四萬七千余頃，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變法，因推行出賣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四是出現了明確為土地兼并辯護的言論，如蘇轍說：“城廓之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廓者，與在官府無異也。”（蘇轍：《欒城集》卷三五《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２．土地所有權頻繁轉移。
由于土地買賣盛行，“人戶交易田土，投買契書，及爭訟界至，無日無之”（《宋會要輯稿·食貨·營田雜錄》。），從而帶來土地所有權頻繁轉移，使地主階級具體成員經濟地位經常變動，這成為宋代社會的突出現象。“千年田換八百主”（辛棄疾：《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三《最高樓》。），“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室置產當存仁心》。），“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九《論取士》。），等等。宋人的這些言論，突出表現了宋代土地關系的這一特點。
３．土地所有權的日益集中與土地經營的日趨分散。
土地自由買賣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權呈現強烈集中趨勢，但由于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來越細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時，吏人張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畝，分散為三十八段，佃戶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無錫縣學添置“養士田”近一百段，客戶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畝，少者僅一角、二角幾十步（《江蘇金石志》卷一七。）。
４．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會經濟關系的調控形式變為以經濟手段為主，由于國家利益即稅收的實現以財產為基本依據，宋代的官田也逐漸向私田方向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將官田轉變為私田，或是通過各種類型的售田變為私田，或是通過賞賜官僚地產而變為私田。一是國家采用與地主相同的地租剝削方式來經營官田，如宋高宗曾說：“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又如太宗年間大臣陳鼎上言曰：“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這里無論觀念還是剝削方式與數額，都與民間地主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