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兩稅法開始，到宋代完成的經濟關系、土地制度變革，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變革，那么，這次變革的經濟含義究竟是什么呢？筆者以為，它可以歸結為兩個分離，即，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國家同社會經濟活動的分離，而這兩個分離在新社會歷史條件下，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其表現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１．勞動者人身的解放。
從戰國直到唐代，剝削都是以人身控制為首要的或主要的條件，無論是地主的剝削，還是國家的剝削。控制的形式形形色色，但其都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即勞動者農民與生產資料土地有著相當緊密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是捆綁到了一起。對于國家剝削來說，各種各樣的國家授田把受田農民與所受土地緊緊地綁在一起。對于地主剝削來說，極為強烈的超經濟強制、人身依附關系，各種各樣以人身依附關系為基本前提的地主莊園，把地主所控制的農民與地主的土地緊緊地綁在了一起。這種狀況到宋代終于被打破了，新型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形成，以土地為剝削之基本依據、以勞動者人身相對自由為基本前提的租佃關系得到了充分發展。與土地所有權集中同時發生的土地經營越來越分散的現象，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變革過程。這一變革對改善農民狀況、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有相當的作用。僅有土地，并不能保證剝削的實現，因此，在地主階級成員中，始終存在著爭奪勞動力的斗爭，這就迫使他們以各種經濟手段控制農民，高利貸是其中之一，但這種手段的作用極為有限，地主必須時時“撫存”客戶，否則客戶會轉佃他人之田，使自己的剝削不能實現。如蘇軾說：“民庶之家，置莊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五一。）王巖叟亦言：“富民召客為佃戶，每歲未收獲間，借貸周給，無所不至，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九七。）當然，有宋一朝，宋以后各朝，有的地區，有些時期，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仍然較強，甚至有進一步加強的現象，但這都是局部的暫時的現象，并沒有影響勞動者人身控制關系減輕的基本趨勢。
２．推動社會積累與土地開發。
隨著土地成為獲得剩余價值主要的或者說是唯一的直接依據，土地的邊際效用價值急劇提高，這就推動、迫使地主將剝削所得積累下來，去開發新的土地，改善土地經營，從而直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開發新土地之廣泛，土地種類之多，為前代所未見，僅從田土名稱即可看出，如“圩田”、“山田”、“淤田”、“湖田”、“沙田”、“架田”等等。宋代的水利建設也與以前大不一樣，局部地區性水利建設主要依靠民間力量（其中基本或主要部分當出自地主），例如神宗熙寧三年至九年共七年時間內，全國興修水利工程達
１０ ７９３ 處，受惠耕地達 ３６１ １７８ 頃，可謂空前未有。土地經營也開始向著多種方向發展，開始形成了一些充分利用有利自然條件的經濟作物區，如太湖洞庭山之專種柑桔，福州、六化軍之廣種荔枝等等。也出現了專營某種經濟作物種植的地主，如四川有專門的“茶園人戶”，其歲出茶葉可達三五萬斤，在明州、福州、廣州等地有專門種植甘蔗制糖的“糖霜戶”等等。隨著土地經營的改善，土地投入工本的增多，精耕細作的發展，單產明顯提高，如蘇州畝產谷四至六石，兩浙上田畝收谷五六石，明州民田畝產谷六七石。
３．迫使地主階級不斷進行自我更新。
由于生產者同生產資料相分離，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不再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人與人之間關系出現，土地開始成為這種社會關系的表現物，剝削關系被掩蓋于土地的自然屬性之下，仿佛地租是土地本來就具有的屬性。隨著這種變化，地主階級職能的主要體現者，已不再是具體的某一地主，而是抽象為土地這一自然物。這樣，地主階級具體成員的經濟地位，就不再由其出身來決定，而取決于他在土地上的經營，如果經營有方，勤于積累，他就有可能保持以至擴大土地，繼續保持地主地位，如果不善經營，且淫佚奢侈，他就必然喪失土地，失去地主身份。脫離生產、腐敗墮落是地主階級的本性，然而這一機制就使其可以不斷清除其中喪失活力的成員，不斷補充進新生力量。這種現象在宋人言論中多有表述，如呂皓曰：“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呂皓：《云谿稿·上邱憲宗卿書》。），張載說：“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張載：《張載集·經學理窟·宗法》。），黃震曰：“財貨不過外物，貧富久必易位”（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八。），朱熹弟子劉爚還把富貴者之財寶田宅很少再傳、三傳的現象稱為“盈虛相代”，是“天之道也”（劉爚：《云莊集》卷四。）。地主階級的自我更新，當然有利于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４．使社會經濟有條件自我調節。
宋代以前，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予以強力干預，大部分時期這種干預對社會生產起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國家經濟政策畢竟是人為規定，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其中錯誤部分在所難免，再加上官僚的腐敗，執行政策的偏差，這些時候便會給社會經濟發展以巨大阻力。宋代國家在保證農民有可以遷徙、可以選擇剝削者權力的前提下，只問賦稅收入，不管其余，就使社會經濟活動有條件在運動過程中自我調節，自己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選擇到比較合理的發展路徑。例如，國家除了維護自由租佃關系的存在，并不干預地主與農民的經濟關系，這一關系在租佃過程中自然達到相對平衡。地主利用農民之間矛盾，用增租刬佃方式試圖增加地租，而農民則利用地主之間矛盾，用轉佃他人之田的方式來達到降低地租的目的，在這一斗爭過程中，地租剝削率自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
從唐兩稅法開始到宋代完成的經濟結構與土地關系的變革，終于最后結束了春秋戰國變革所確立的基本格局，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而關于兩周經濟關系和土地制度的討論，至此也終于可以劃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