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老師（1912—1993），號遲庵，四川瀘州人，生前為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早年金陵大學畢業(yè)，師從劉國鈞先生，受目錄學。1946—1947年，在四川樂山五通橋中國哲學研究所（附設于黃海化學社），師從熊十力先生，治佛學及宋明理學。1947—1950年，受重慶北碚勉仁文學院 (創(chuàng)辦人梁漱溟先生) 之聘，為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后，為西南師范學院(后改為西南師范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漢語言文獻研究所教授。遲庵師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哲學（儒學、莊學、佛學）及目錄學造詣甚深，主要著述領域則是在唐宋文學及目錄學。遲師對杜甫的研究，尤為精深。
遲師的學問，不僅是學術知識，同時亦是身心受用的實踐工夫。這是遲師與一般學者的不同之處。
遲師早年是熊十力先生弟子。熊十力、梁漱溟兩先生志同道合，同為現(xiàn)代新儒家，故遲師亦從游于梁先生。1949年8、9月間，遲師與梁先生、謝無量先生夫婦、羅庸（字膺中）先生夫婦，在重慶縉云山閉關修習藏傳佛教密宗貢噶派大手印功法。梁先生在1949年日記中曾再三稱贊遲師的學問和修行。梁先生日記1949年8月8日記：“昨以此日記請教慕樊，今日略談其經(jīng)驗。愚意當修亥母，慕樊贊成。”（《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記》，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422頁）8月16日記：“慕樊精進可畏，而余殊遲鈍。”（第423頁）8月19日記：“默察膺中心最單純，次則慕樊亦差不多，除學佛亦無事在。愚則不然。”（第424頁）由此一事，可見遲師在佛學上所下的工夫甚深。
1957年遲師因為直言讜論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改作中文系資料員，直到新時期初的七十年代末獲得平反，生活條件一直十分艱苦。1997年，成都巴蜀書社編輯周錫光先生告訴我一件往事。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周錫光先生考上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周先生的父親因為是吳宓先生的學生，千方百計攢湊了購物票證，買了臘肉、香腸和糖果，讓周錫光帶到學校去送給吳宓先生。在當時，那都是能救命的稀有食物，但是吳宓先生卻堅決不收。周錫光很為難，說這些東西怎么辦呢？吳宓先生說，送給最需要的人，也是我們中文系最有學問的人，曹慕樊先生。吳宓先生領著周錫光來到西師大校門外的工人宿舍，遠遠地指著一家門口，吳宓先生說，曹慕樊先生就住在那里，然后便離開了。周錫光看見門內(nèi)，靠近門，就著門口的光線，一位先生正伏在一條長板凳上寫字，原來這位先生就是曹慕樊先生。周錫光先生說，曹先生當時正在寫的書稿，就是文化革命后出版的《杜詩雜說》。
文化大革命中，遲師遭到批判斗爭，一次批斗會上，被紅衛(wèi)兵用皮帶毒打，皮帶鐵扣砸在眼睛上，兩眼幾乎被打瞎。1978年，我考上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時候，遲師雙目已經(jīng)接近失明了。第一次謁見遲師，老人家看書的情景，真是令人驚訝—伏在書桌上，眼睛緊貼著書面，和書面之間的距離，只有一厘米，吃力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認。文革后，遲師出版了著作《杜詩雜說》、《杜詩雜說續(xù)編》、《杜詩選注》、《目錄學綱要》、《莊子新義》，以及所主編的《東坡選集》，發(fā)表了許多篇論文。這些書和論文，大都是遲師用兩眼緊貼著稿紙，憑著已傷殘的眼睛的微光寫出來的。
由這些事，可見遲師治學所下的工夫，真是堅苦卓絕。
遲師對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哲學，有精湛的造詣，獨到的見地。遲師非常獨到的見解，經(jīng)常自然地流露于平時的談話，或論文、著作之中。
記得一次在遲師家侍坐，隨意談話。不經(jīng)意間，遲師談到了《詩經(jīng)·谷風》的一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遲師說，這豈是棄婦之詩，這是惻怛悲憫情懷，是人道實踐，是圣賢境界。多年來，我常回想起遲師的話，體會到遲師的這一見解，是真知卓見。在教學中，常講述到遲師提出的這一見解。多年來，我也常留意《詩經(jīng)》各種古今注本及相關著述，甚至遍檢電子本《四庫全書》，知道遲師的這一真知卓見，乃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遲師喜歡莊子。《莊子·人間世》講由心齋工夫達到的境界，是“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其中“吉祥止止”的“止止”二字，歷代所有注疏的解釋，如晉代郭象《注》說“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唐代成玄英《疏》說“止者，凝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都并沒有講落實。至于清代郭慶藩《莊子集釋》所引俞樾曰“止止連文，于義無取”， 那就更是對莊子的誤讀了。
遲師《〈莊子·逍遙游〉篇義》說：
“吉祥止止”（《人間世》）。“唯止能止眾止”（《德充符》）。按唯止的止，指心王。眾止的止，當指七識（借佛家名相）。止就不能游，為什么又強調(diào)“止”呢？按止是止“外馳”，外馳既息，即是“無事”，“無事而生定”（《大宗師》）。然后能不系如虛舟，無心如飄瓦，是乃能游。（《樂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
遲師的解釋是說，“吉祥止止”的“止止”，就是《莊子·德充符》“唯止能止眾止”的“止眾止”，也就是止住內(nèi)心的種種欲望。“止止”、“止眾止”，兩語的第一個“止”，是止住欲望之心的止。第二個“止”，是執(zhí)著于外物的止，是欲望之心。依遲師，“吉祥止止”是說，大吉祥的境界，是止住了欲望之心的心齋境界。
遲師對《莊子》“吉祥止止”的解釋，雖是寥寥幾句，但實在是有非常的功力，是極為重大的創(chuàng)見。
遲師的解釋，首先，從訓詁上講是不可動搖的。因為“止止”與“止眾止”，語義、語法（動賓結(jié)構(gòu)）完全相同。其次，在義理上是精確不移。因為“止止”二字，最簡練地概括了莊子心齋學說的根本義諦。泯滅欲望之心，是心齋的實踐工夫。有了泯滅欲望之心的實踐工夫，才有澹泊之心和由此而來的自由之心呈現(xiàn)的心齋境界。因此，把“止止”講為“止眾止”，也就是泯滅欲望之心，才是“止止”的正解，才是真正把“止止”講落實了。
這些年來，我讀古今人注《莊子》的各種注本，從未發(fā)現(xiàn)任何一家注本能有遲師的洞見。但是，我讀陶淵明詩，卻發(fā)現(xiàn)淵明對莊子的理解，與遲師不謀而合。陶淵明《歸園田居》第一首：“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馀閑”，第二首︰“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虛室有馀閑”，及“虛室絕塵想”，皆是用《莊子·人間世》“心齋”章“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虛室有馀閑”，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徹底地覺悟（“虛室”），從而獲得了充分的自由（“有馀閑”）。“虛室絕塵想”，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徹底地覺悟（“虛室”），從而徹底消除了名利欲望（“絕塵想”）。淵明詩之“絕塵想”，與《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以及《莊子·德充符》“唯止能止眾止”之“止眾止”，語義、語法結(jié)構(gòu)完全相同。“絕”，即“止止”、“止眾止”的第一個“止”，止住也。“塵想”，即“止止”、“止眾止”的第二個“止”，執(zhí)著也，欲望也。“絕塵想”，即“止止”、“止眾止”。
淵明詩“虛室絕塵想”，潛在地證明了淵明是用“止眾止”（“絕塵想”）來理解“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的。淵明詩“虛室絕塵想”，也潛在地證明了遲師以“唯止能止眾止”解釋“吉祥止止”之“止止”，是完全正確的解釋，是中國學術史上自郭象以來所未有的第一流的重大創(chuàng)見。
遲師對“吉祥止止”的創(chuàng)獲勝解，不僅是出自精研莊子全書，能以莊證莊，更重要的是出自深切地把握了莊子哲學精神。
遲師是儒者，具有儒者的理想關懷，和儒者的仁義實踐。
記得一次侍坐，我問遲師，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是什么？遲師說：“好惡真切”。遲師當年也曾問過梁漱溟先生同樣的問題，梁先生立即舉出《大學》中的兩句話：“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遲師的為人，正是好惡真切。
文革中，吳宓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工資被扣壓，存款被凍結(jié)，每月只發(fā)18元生活費。1974年，吳宓先生年邁的妹妹從陜西涇陽老家來重慶看望兄長，回家時卻沒有路費，吳宓先生到中文系，請求系領導從自己的存款中發(fā)給60元，作為妹妹回家路費。但是，吳宓先生不僅沒有得到自己的錢，反而遭到系領導的一頓斥罵。在校園小路上，遲師和流淚而返的吳宓先生不期相遇，遲師問明原委后，當下就去面見中文系領導，奮不顧身，為吳宓先生爭公道。遲師大義凜然，有理有節(jié)，竟然震懾了當時的領導，中文系居然因此退還了吳宓先生全部的存款。這真是一個奇跡。要知道，在當時，遲師身為專政對象，專政對象是“只許規(guī)規(guī)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否則死路一條”的。吳宓先生因此非常感動，遲師的家庭也非常窮困，吳宓先生就從退還的存款中贈送給遲師300元，并專門為此寫了一張紙條。七十年代末，在遲師家，我曾親眼看見吳宓先生手寫的這張紙條，那是從紙質(zhì)粗糙的小學生作業(yè)本上裁下的一張窄窄的小紙條，吳宓先生寫道：“樊兄：昨奉托辦事，漏寫一條，補敘如下：兄在某某某處取得宓款4600元，請兄即自取去300元正，作為宓贈兄整理家務之款，而存入4300元于宓銀行折中。1974年，十月二十二日，吳宓手書（請保存此條，為宓贈款三百元之證據(jù)）。”
看到遲師這樣的行為，人們會認為他是一位不羈的“豪杰之士”，但遲師并不是僅具有那樣的氣質(zhì)，平時給人的印象甚至完全不是那樣。在平時生活中，遲師為人溫暖、柔和、親切，寬裕從容。他說過，他喜歡《中庸》所講的“寬裕溫柔”。然而，仁者必有勇，關鍵時候是這樣的可以挺身而出，自身安危置之度外。
七十年代末，意識形態(tài)還非常保守，遲師對我說：“你將來要讀宋明唯心論的哲學。”這在當時的我真是聞所未聞。八十年代中，議論“全盤西化”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遲師寫了《砧木喻》一文，文中喻說，西方文化要嫁接到中國文化的根本上，才能生根開花，這在當時真是迥異時流的獨立思想。1982年，我在安徽師大讀碩士時，讀到《學原》雜志上熊先生談《新唯識論》的文章。熊先生所講中國哲學本體論，使我心靈上發(fā)生天翻地覆的震撼和變化。我找到熊先生《新唯識論》原書，讀抄一過。那年寒假，我從蕪湖乘船溯江幾千里到重慶晉謁遲師，傾訴讀書的心得。遲師含笑不語，雙手抱出一個大包，打開層層迭迭的舊報紙包裹，取出厚厚重重的四巨冊八開本手抄書稿：梁漱溟著《人心與人生》。稿紙早已陳舊發(fā)黃。遲師說：“梁先生這部書稿，一共抄了四部，分別藏在中國東南西北四方，西南一部，就藏在我這里，現(xiàn)在，你把它拿回去讀。”我把這部手稿背回了蕪湖，如饑似渴地研讀。梁漱溟先生所講中國哲學歷史觀，當時在我思想上所發(fā)生的震動，也可說是天翻地覆。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當時也真是糊涂，只顧了讀書。雖然也知道遲師在那個時代保藏梁先生這部書稿，無異于秦漢之際儒生冒著生命危險保藏儒家經(jīng)典，但自己受之、讀之，也沒想到問問：梁先生這部書稿是如何來到遲師的手里？多少年來，遲師又是如何冒著生命危險保藏了這部書稿的？
遲師保護承傳儒家學說，為的是不可磨滅的理想關懷。
緬懷往事，誠令人低回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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