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一欄,先以兩篇探討新理論的文章來除舊布新。兩位作者都不想脫開中國事實，所以都像北大行將召開的"多元之美"會議那樣，要來處理"現代西方理論與中國研究"的跨界難題。德里克基于對1960年代后期以來歐美史學傾向的回顧，提出歷史家并非后現代主義的受眾，反倒參贊了這種思潮的形成，所以與其夸大此種思潮的新奇，毋寧說它是內在于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及新社會史等傾向中的；這樣，中國歷史領域中針對后現代主義的敵意就不盡合理了，它既源于某些新方法倡導者的夸張和濫用，也源于對所謂正確治史家法的陳陳相因。蘇源熙從后結構主義者把中國當成智力資源或例證倉庫的普遍策略中，凸顯和探究了其著作的共同母題和暗含的比較邏輯；緣此，針對那種把東方說成業已是思想的"后結構"形式、而這種形式又對應于某一不受批評的重構系統的觀點，作者提出了一種解構的方法，此種方法不必仰賴任何人文前提，卻仍可能和必須是批判的。不待言，既要涉及此類聚訟的焦點，就無法掩飾思想的鋒芒，但至少在《中國學術》的小空間中，批評總要為著學理探求，而非意氣發泄。

    接下來三篇進行知識考古。由不同動物混成的背生雙翼的想象動物，曾以各種材質為載體，流行于從春秋到魏晉的藝術作品中。此種主題源自我國還是傳自域外？李零搜集了先秦兩漢時期的典型材料，并參照域外的類似主題，確認它雖已被中國化卻仍大有胡氣，真令人驚嘆跨文化傳播的由來悠久。"堵"與"肆"是先秦對編鐘排列形式的特有稱述，但其含義與具體排列情況迄無定論。陳雙新主要利用考古發掘材料和銘文中的相關記載，發現"肆"指編鐘大小相次的一列，"堵"指掛有編鐘的形如一堵墻的鐘架；二者本不對應于某一具體的鐘數，但在特定時期又有一定的對應關系。俗常對中國"文學"和"文人"的理解，泥于舶來的程式，或把前者只看成藝術樣式之一，或使后者游移于文學家和知識人之間。于迎春基于文、文學、文人這一組遞進觀念的早期演化，呈示了文學在固有文化中既矛盾又互滲的本義，以及文人在傳統文明中既兼綜又模糊的身份。

    同時寄自哈佛的另外兩篇，都涉及了現代文學運動。"五四"這個標志日子創造出了"前現代"或"古典"，從此"過去"便不再意味著朝代更替，而是自有特征的單獨實體，而以往各有獨特歷史的各文學體裁，也隨之擰成了整體性的"文學"。從這種角度和力度出發，宇文所安檢視了幾種不同文學體裁的現代選本和文學史敘述，從而揭示了五四一代如何重寫文學傳統以建立"白話"對抗"古典"的宏大敘事；此一新的古代文學經典雖時有變化，卻由于教育系統的制度化而大致沿襲至今。金庸的小說常被指為具有根本的"中國性"。田曉菲試從小說本身及其文化語境來分析此種"中國性"之印象的由來及其文化蘊含，并認為我們最終可能發現，其"根本的中國性"雖只是作者自覺的藝術創造和建構，但此種判語的重要性卻超越了具體作品，而指向一種國家主義的寫作與閱讀。

    評論一欄，王路述評了美國語言學家卡恩的考辨。在古希臘文獻中，einai主要有三種用法--系詞用法、存在用法和斷真用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系詞用法，它是由句子的句法形式確定的。存在用法雖不多卻重要，它與系詞用法不同，主要是詞典或語義概念，乃由系詞的表位用法發展而來，逐漸演成一種技術性的表達，最終成為專門的哲學和宗教表達。作者緣此主張，對einai的翻譯至少應反映出其最主要的用法和特征，并在"是"的意義上理解它及其相關問題。孫治本評述了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夫婦有關"個人主義化"的論點。同樣鑒于社會多元化及異質性的增強，和個人決定之必要的增加，這種社會理論在揚棄了"社會階級（階層）"模式之后，卻提出了解構（第一現代）后的建構（第二現代），以探求不確定性中的多元秩序。也許，在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已成習慣敘事之時，這種旨在使現代歷史化的嘗試，可以幫助領悟另一條進路？

    通訊一欄，西川以詩人獨有的體驗和干脆回應了張新穎。他接過了"焦慮"這個話題，卻嫌"現代焦慮"的提法太過籠統，遂把新詩的外部焦慮定義為"道德焦慮"，將其內部焦慮分為"文本焦慮"和"文化焦慮"。借著這種框架，他既反對"純詩沖動"，而主張詩歌與生活的對稱，又反對通過削弱傳統來與傳統銜接，認為那會妨礙與之的真正對話。

    每編定一輯，總覺得下回"難以為繼"，今番的憂慮似乎尤甚。詩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或此之謂耶？

劉東

二○○○年八月一日于京郊溪翁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