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孤往精神

　　　　　　　　　　　　　　　　　胡曉明

　　張承志在《黃土與金子》中曾說過一段偏頗卻不乏真知灼見的話：“十九世紀式的文縐縐還在努力擴張地盤，而二十世紀末各門新潮的方法論卻似乎已經面臨末日，學科發展的不節制導致了印刷垃圾正危害人類，在論文專著成堆的黃土高原之下，真正科學的金脈已經被深深埋葬了。”細細想來，情緒與偏激的背后，確有一個關聯著學人與知識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原點”問題，值得我們冷靜加以反思。

　　我們看近現代主流學術，乃是形成了一種社群運作規程的科學活動。其本質上是科學性的、社會化的。雖然學術觀點盡可以不必相同，但總有共同的紀律，共同的儀式，共同的關切點，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刊物陣地、學會組織或師友網絡，帶領著、推動大家做學問，你來我往地解決問題，開展學術，形成大致相同的理路與處理問題的方法，形成知識階層存在的社會科層化、有序化與自律化機制。

　　再者，學術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旦形成，有關生活的種種因素自然有時也不免滲入理論的興趣或知性的興趣，甚而主宰這些興趣。利害的權衡、權力的攫取、聲名的誘惑，甚而利祿的直接導入，都難免有時使學術人在這個網絡結構中，以學術為手段，為取勝而研究，為占地盤而著書立說。如此一路研究下來，著書立說下來，久而久之，亦能成為一大宗師，成一大格局。說得通俗一點，即叫做“吃學術飯”。

　　又有一種學術，也講規則，講學理，同時也對于時代問題有相當的回應與投入的關切。只是，他們的關切，或他們的“問題意識”，端賴外緣條件給他們提出、給他們刺激，他們就像一些“發燒友”或“應聲蟲”，一個時期這樣，一個時期又那樣。這難說是真實的“問題意識”與“存在感受”。因為這些東西不是從他們的生命中自本自根地長出來的，因而這種學術缺乏長時段的大愿力，缺少了一份諸如熊十力所說的“窮深研幾”之功，說到底，乃是缺乏熊先生所說的“孤往精神”。

　　熊著《十力語要》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他將王船山與李恕谷拿來作一對照：“船山正為欲宏學而與世絕緣。百余年后，船山精神畢竟灌注人間。……然則恕谷以廣聲氣為宏學者，毋亦計之左歟。那般虜廷官僚，胡塵名士，結納雖多，惡足宏此學。”熊氏認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實骨子里正是“實伏有馳鶩聲氣之邪欲而不自覺。”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卷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對于他的那個時代痛下針砭。他又說：“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于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愿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干的精神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學術有所創辟，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剎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復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家共趨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余千途萬途，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癥。（下文舉例如前清考據之風、新文學、科學主義等，略）逐臭者，趨時尚，茍圖媚世，何堪恬淡。隨眾勢流轉，僥幸時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飄如飛逢，何能專一。自無抉擇之習，唯與俗推移。無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國之學子，逐臭習深者，其國無學，其民族衰亡徵象已著也。而中國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實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進，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棄我取，此甚可憂”（卷一）。

　　熊先生這番話，細細想來，亦不啻為我們這個時代一付清醒劑。“驚于其聲譽、震于其權威、炫于社會上千百無知之徒之展轉傳說，遂從而醉心焉，此愚賤汗鄙之尤。少年志學，寧當爾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無力量，決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為此也。汝好名好勝，貪高騖遠，不務按步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將以浮慕而畢其浮生，可哀也哉（卷四）”。今天真正有志于學的青年，對于這一番告誡，當反諸己，思之再三。

　　學術獨立與自由，說到底，是一個內心的自由問題。中國傳統的辭語叫做“自得”，義涵似長。在解構了外在的教條主義權力言說方式之后，另有多元的價值與多元的聲音，有時竟匯成一場嘈雜的雞尾酒會。會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向隅而坐？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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