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蜀有安仁鎮，以劉文彩莊園聞名。1951年春，我二十歲，做黨報的見習記者，跟隨《呂梁英雄傳》作者之一的西戎，采訪此鎮。一日街上遇見轎車多輛，載乘京中民主人士數十，來此觀察土地改革運動。貴賓云集茶館，談笑甚歡。領隊的秘書長楊紹萱，京劇《北京四十天》的作者，西戎認出來，上前去招呼。楊紹萱引西戎和我到茶桌邊拜見一位蓄須老翁，圓眼帶笑，知是史學大師陳垣。那時有學問的甚多而大師甚少，不像今日，有學問的極少而大師極多。涂幾張丑畫，寫幾筆怪字，著幾本黃書，導幾部壞戲，甚至變臉，都叫大師了。

　　史學大師陳垣在茶座上說過啥話，記不得了。只是今日讀到一篇短文，喚醒舊時記憶。那短文說，建國以后，有人呈上所著書稿，書名有“遠東”二字，當面請教。陳垣注視稿本，沉默良久，忽然問道：“你是哪國人？”其人語塞，面赤而退。

　　然而“遠東”之稱，從前往往出自老牌帝國主義之口，色澤畢竟不良，終非純粹地理概念，見斥于史學家，我認為斥得好。但是，那部書稿的作者亦沿習誤用罷了。陳垣冷斥，稍嫌嚴厲，不過是要他一次性牢記，亦與人為善也。這類所謂政治錯誤，如果落到東方學大師薩義德手里，便難免被打入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歐洲文化中心論”，予以痛殲了。上綱上線這套整人玩藝，我們搞了多年，早已厭棄。怎奈歐美學府沒玩過這一套，所以喜聞樂見薩氏之說，把他捧紅。陳垣謙謙儒者，謹遵夫子正名之教，正是吾國讀書人的優良傳統，應該代代傳承，而有別于薩氏之洋上綱洋上線，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