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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5日，正值立春時節，雖然屋外寒氣依然襲人，但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會議室內卻洋溢著宜人的春意。年盡百歲的世紀老人、我國著名的民俗學家、民間文藝學家鐘敬文教授正滿面喜氣地與在京的部分《民俗學概論》作者及有關專家學者一道為本書的出版而慶賀。
在經歷了八個冬夏春秋之后，鐘敬文教授主編的《民俗學概論》終于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不僅是民俗學界的大事，同時亦是文化界的盛舉。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中國民俗學已走過八十年的歷程。八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曲折坎坷，作為探尋社會中下層文化奧秘的民俗學也經受了數度風雨；如果將20世紀中國民俗學發展情形劃分為三個階段的話，那么可以說是兩頭熱，中間冷。從五四到抗戰前，是中國民俗學的第一個發展階段。北大歌謠研究會（1920）、中山大學民俗學會（1927）與杭州中國民俗學會（1930）這三個不同地域卻前后相繼的民俗學組織構成了中國民俗學運動的第一階段。
從抗戰軍興到七十年代末，中國民俗學大抵處于沉寂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以1949年為界又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在國統區有一批學者，如聞一多、芮逸夫、凌純聲等對西南地區民族文化（主要在神話傳說方面）進行了調查研究。而在解放區有很多同志如李季、康濯、董均倫等對民間口承文藝作品作了搜集整理。1949年后沿襲的是解放區的傳統，遵循蘇聯的模式，只搜集整理"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民俗學這門研究民眾的學問被莫名其妙地資產階級學術的標簽，從而將其幽閉于冷宮之中。直到1978年之后，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民俗學這一封凍已久的領域在春天中蘇醒，20世紀末中國民俗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79年顧頡剛、白壽彝、容肇祖、羅致平、鐘敬文等七教授聯名發出了重建中國民俗學的倡議；1983年正式成立以鐘敬文教授為理事長的中國民俗學會。在此前后全國各省市相繼成立了地方性民俗學會，開展了系列的田野調查與研究整理工作，中國民俗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隨著中國民俗學廣泛而深入的發展，她不僅贏得了應有的學術聲譽，同時也為其躋身于國家學科建設行列奠定了基礎。在1998年的國家學科調整中，民俗學被正式列入國家二級學科，這是民俗學八十年發展中第一次得到官方的法定認可，它標志著長期以來民俗學研究的民間狀態的結束，民俗學有了自己獨立的學術空間。這份政府簽發的"身份證"無疑將是對中國民俗學的有力推動。
作為民俗學入門書的《民俗學概論》，此刻出版可謂生逢其時。一門學科的發展壯大離不了一批學術骨干，而學術骨干的培育基地主要在高校與一些研究單位。鐘敬文教授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年近九旬之時（1991年），決然要為中國學界主編一部高水平的學科教材。為此，他不顧年高體邁，親自領導、組織了《民俗學概論》的編寫工作。鐘先生約集了國內一批長期從事民俗學教學研究工作的學者，在對寫作大綱反復討論斟酌后，根據學者的專長進行了分工。一年后，大家如期寫出了初稿，接著是不斷的琢磨修改。一向以嚴謹著稱的鐘老，不顧出版社的一再催促，遲遲不肯交出書稿。鐘老認為教科書，也有學術性，不可隨便。直到去年，國家學科調整之后，對民俗學教材的需要更加迫切，鐘老覺得不能錯過時機，在七月流火的時節，鐘老親自坐鎮，鐘老助手、本書副主編董曉萍教授組織了幾名博士生對《概論》再次通讀通改，最終將《概論》定稿、出版。（前此，武漢大學李惠芳教授參加了本書的修改）
在出版座談會上，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對本書的評價與感受。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概論》是一本著書立說的新書。《概論》提出了完整的中國民俗學體系。本書不僅縱述民俗歷史，橫陳民俗事象，而且注意對民俗學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及域外民俗學發展狀況的論述與介紹，為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提供了規范的讀本。二、《概論》是一部厚重的學術著作。它基本體現了主編的嚴謹精神，注意了資料的科學性與闡述的科學性，其寫作質量明顯超過了一般教材。全書34萬字，有32位作者，各章節作者大都是學有專攻的學者，除鐘敬文先生親自執筆外，馬學良、華覺明、許鈺、張振犁、陶立璠、宋兆麟、喬建中、周育德、王汝瀾、連樹聲、柯楊、陳子艾、楊知勇、李惠芳、李耀宗、董曉萍、劉鐵梁、程薔、何建安、陳瑞林、閻云翔、高丙中、秦家華、陳建憲、汪前進、廖育群、蕭放、段友文、苑利、何紅一、黃濤等都負責了專章的撰寫，這是一部眾多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的學術成品。正是有這樣一批學者的參與，鐘敬文教授主編的《民俗學概論》成為了一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
1998年12月，中國民俗學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鐘敬文教授以學會理事長的身份作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芻議》的報告。同時，與會代表得到了一份珍貴的禮品--《民俗學概論》，這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特地為大會趕印出的第一批樣書。正如一位著名學者讀到《民俗學概論》后所說：《概論》將對中國民俗學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民俗學概論》 鐘敬文教授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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