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何茲全先生受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張永堂教授之約，而為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研究生講中國思想文化問題所寫。在這短短的六講里，作者講了產生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和環境、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特點和發展，也嘹望了中國文化的未來。

　　何茲全，1911年生，山東菏澤人。著名歷史學家，1950年起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要致力于研究漢唐經濟史、兵制史、寺院經濟和魏晉南北朝史幾個方面，是我國魏晉封建說的創始者和代表者。

自　序
前　言
第一講 影響中國文化素質的兩個根源
第二講 國家形態——走向專制
第三講 中國傳統文化的幾條主流
第四講 中國的城市復興和文藝復興
第五講 近代中國的新思潮
第六講 中國文化的未來

第一講 影響中國文化素質的兩個根源

　　一、農耕生活

　　錢穆先生研究人類文化，認為人類文化，從源頭處看，大別之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農耕文化，三是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生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的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類型。

　　地中海的商業文化，發展出古希臘、羅馬文化，再發展出近現代歐洲文化和文明。農耕型文化，有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和中國，都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其中，中國文化一線，又一直延續下來沒有中斷，而且逐步擴大，由東往西，由北往南，由黃河流域而長江流域，而珠江流域。不像埃及、兩河流域乃至印度，中間幾換主人，文化未能一線發展下來，而且除印度外，局面都不大。因為局面不大，就常常被外來勢力征服。游牧型文化，古代歐洲有日耳曼，亞洲有匈奴、鮮卑、突厥等，其文化發展水平對后世的影響，遠不能和商業文化、農耕文化相比。在民族大遷徙后，日耳曼人即接受羅馬文化，日漸脫離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圈日漸縮小。盡管日耳曼族是偉大的，日后對近代歐洲文化有很大貢獻，那是它改革后的事，與游牧文化關系甚小。亞洲的匈奴、鮮卑、突厥等，和日耳曼人走的是同一路線，由游牧生活改變為接受漢人農耕生活。游牧地區、游牧文化圈，日漸縮小。時至今日，便只有西方歐洲文化和東方中國文化兩大系統，源遠流長，成為人類文化的兩大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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