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二百九十四卷 宋 司馬光 編著

     早在北宋嘉祐時，司馬光就準備編寫一部接續《左傳》從三家分晉起到五代末北宋建國前的通史，以后修成前八卷到秦二世，題名《通志》，在治平三年（1066）進呈，隨即受詔開局正式編修，到元豐七年（1084）書成，前后歷時18年。此書協修者有劉攽、劉恕、范祖禹，而由司馬光一手主持并刪定全書，其中唐紀部分則由司馬光和范祖禹合作，司馬光最后刪定。
　　關于編寫《資治通鑒》的目的，司馬光曾直言不諱地表示，要“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這就是說，作者企圖通過敘述歷史上的“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來總結統治經驗，為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服務。因此，這部書受到宋神宗的賞識，認為它“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給它定名為《資治通鑒》，并親自為之作序。此外，司馬光還撰有《資治通鑒考異》30卷，與《通鑒》同時進呈。
　　《通鑒》采用的資料范圍極為廣博，據宋人高似孫《緯略》記載，《通鑒》采用資料除正史外，所用雜著達322種。清光緒中胡元常刻《通鑒全書》時曾根據《通鑒考異》引書錄出272種，包括十七史在內，但不包括文集，可見《通鑒》引用文獻典籍在300種以上。具體到隋唐五代部分，《通鑒》所用資料也是相當宏富翔實的，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僅據張煦侯所撰《通鑒學》所載，以《通鑒考異》所見書名為主，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霸史、傳記、奏議、地理、小說、諸子10類，共引用隋唐五代文獻240種3381卷。其中大部分現已散失，僅存者約有60余種，只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可見，《通鑒》中保存了大量隋唐五代時期的第一手資料，十分珍貴，值得特別重視。
　　在司馬光時隋以前較原始史料如起居注之類多已失傳，所以《資治通鑒》隋紀以上只能以紀傳史即正史為主，《通鑒》這部分只是編寫得好，從史料上講并無特殊的價值。唐紀和五代諸紀則和隋以上不一樣，五代時纂修《舊唐書》以及北宋時纂修《舊五代史》、《新唐書》、《五代史記》所依據的史料如實錄、國史、詔制敕冊、史館吏牘以及傳狀譜牒、野史雜記等在司馬光纂修《通鑒》時還都存在，仍可供充分利用，因此唐紀、五代諸紀和《唐書》、《五代史》有同等的史料價值，甚至比《新唐書》、《五代史記》的史料價值還高一些，因為司馬光不像歐陽修、宋祁那樣學《春秋》筆法對較原始的史料大刪大改。而且由于此書編撰在兩《唐書》、兩《五代史》之后，又可用這些已經提煉加工過的紀傳史作參考，所以對史料去取之審慎精當一般還應在兩《唐書》、兩《五代史》之上，往往兩《唐書》、兩《五代史》記載錯誤的而此書已經改正了。
　　《資治通鑒》成書后，即廣泛流傳。宋朝以來，刻本、寫本不勝枚舉。僅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述略》中就列舉南宋刻本達7種之多，明清以來的本子更是無法統計了。1956年中華書局標點本，以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為底本，并吸取了諸家校訂成果，成為目前通行的最好版本。
　　自宋代以來，與《資治通鑒》有關的著作甚多，下面分兩類進行介紹：首先是編者司馬光、劉恕、范祖禹等人的自著：（1）司馬光《稽古錄》20卷，是其所著《歷年圖》、《百官表》的合訂本，上起伏羲，下至治平，年代皆超出通鑒斷限以外，成為一代史學著作。（2）司馬光《通鑒目錄》30卷，此書與《通鑒》同時上奏，略舉事目，以備檢閱。（3）司馬光《通鑒考異》30卷，對諸書記載不同加以考證。此書原單行于世，后由胡三省為《通鑒》作注，始以“考異”散入《通鑒》正文之下，為讀者提供了方便。（4）司馬光《通鑒舉要歷》80卷，此書不傳，見于《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與《宋史·藝文志》著錄。（5）劉恕《通鑒外紀》10卷，記載周烈王以前史事，以補《通鑒》之闕。（6）范祖禹《唐鑒》12卷，作于元豐八年（1085）。
　　其次是后人對《通鑒》進行注釋、考訂的著作，主要有：（1）宋劉羲仲《通鑒疑問》1卷。（2）宋史炤《通鑒釋文》30卷。（3）宋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14卷。（4）宋王應麟《通鑒答問》5卷。（5）宋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294卷。（6）宋胡三省《通鑒釋文辨誤》12卷。（7）明嚴衍《資治通鑒補》294卷。（8）清顧炎武《通鑒注》。（9）清王夫之《讀通鑒論》30卷。（10）清錢大昕《通鑒注辨正》2卷。（11）清趙紹祖《通鑒注商》18卷。（12）清陳景云《通鑒胡注舉正》10卷（存1卷）。（13）陳垣《通鑒胡注表微》。（14）岑仲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中華書局196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