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詩歌的"歷史－文化"綜合研究

（《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 杜曉勤著。24.5萬字。 東方出版社1997年7月版。 責任編輯：王粵。）    吳相洲

    初盛唐詩歌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所取得的成就，也特別引人注目。青年學者杜曉勤在充分尊重學界現有成果的前提下，勇于開拓，力求創新，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他于最近出版的《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一書，就充分反映了他近年來在初盛唐詩歌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新成果。

    一、"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

    和傳統的唐詩研究著作相比，該書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具有強烈的歷史文化意識。這種意識首先表現為能從當時的"歷史―文化"趨向中，來考察詩歌體式、風格的流變，作家群體的形成，創作傳統的承繼和變革。而這種考察又不像過去僅僅把社會概況作為外部附加物硬是貼在作家作品身上，而是找出"歷史―文化"發展的趨向與文學發展趨向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一種"相關性"。因而該書"通論"部分先抽繹出"士庶力量之消長"、"地域文化之整合"這兩條中近古文化轉型過程中最重要的線索，分別對初盛唐詩歌中所走過的文化歷程進行回顧，從而揭示出盛唐詩歌所蘊含的文化精神的歷史淵源。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做"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時，不滿足于借用史學界、文化學者的已有成果，而是自己沉潛到原始材料中去，對論題所涉及到的史學界并未注意到或未能完全解決的歷史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所以該書雖然是詩歌史研究著作，但作者對"隋初文化格局及隋高祖的文化政策"、"隋煬帝在南北文化交融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隋唐之際的河汾文化精神的形成"、龍朔初載庶族寒士勢力在朝廷的興起等問題的闡述，也都具有一定的史學價值。

    二、注重詩歌史發展環節的研究

    為了更好地對初盛唐詩歌的藝術演變過程及盛唐詩歌高峰到來的前因進行更深入、更細致的研究，該書作者在打通南北朝詩歌與初盛唐詩歌之間藝術關聯的基礎上，發掘出這一段詩歌藝術發展史中的一些尚未被人注意但又比較重要的環節。如作者較深入地探討了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的文學史意義，認為許敬宗的"頌體詩"和"上官體"都屬于王勃、楊炯等人批判的范圍，但他們作品表現出來的"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風格，實際上是庶族文士剛剛興起時必然的人格特征，后來"初唐四杰"之所以能對此加以改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不但"尚文"而且"重儒"，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龍朔文士群體人格特征、藝術精神上的雙重缺陷。（第212頁）再如，作者在考察武后、中宗朝宮廷詩歌時，指出武后、中宗朝宮廷詩人 "對氣勢、氣象的自覺追求，與四杰詩文中的'雄伯'、'宏博'美恰相呼應，共同構成了盛唐氣象、盛唐之音的前奏曲" 。（第259頁）

    另外，作者認為，要真正認清初盛唐詩歌藝術的淵源，不能滿足于在進入初盛唐詩歌研究之前對前代詩歌藝術發展的概況作些簡單的交代，而應該對齊梁、周隋詩歌本身也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正因為作者對初盛唐詩歌藝術發展的近源本身有自己的研究，所以該書對初盛唐詩歌藝術發展環節的一些認識，也就很有新意。如，作者在"正論"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詩壇與南北文化的交匯"中曾揭示出周隋之際盧思道、薛道衡、孫萬壽等人"對初盛唐詩歌形成最突出也最為人所忽視的貢獻，還是他們對建安詩風的自覺踵武"（第126頁），作者在后來論述王績詩歌的藝術淵源、初唐四杰和盛唐北方詩人高適、岑參、杜甫等人詩中的凜凜風骨時，也特意強調了自盧思道、薛道衡遠紹建安余緒，經王績、四杰加以發揚，到張說貶相州時的進一步弘揚，最后衍為盛唐北地詩人普遍具有的以"風骨"相尚、"意氣相高"的盛唐詩歌精神，這一鏈條狀的長時段詩歌史發展環節。

    三、嚴謹的治學方法和學術規范：

    細讀該書，我們還發現，作者多能從一般人所忽視的角度，提出新見，而這些見解，又都是作者深入到原始材料中，將其一點點心得積累起來，歸納而成的。如，作者在將南朝時期佛教體裁的詩作與艷情詩出現的情況兩相對比后，發現 "在梁代詩人中，艷情詩寫得最多的，尤其是津津樂道于色情的，往往都佞佛"，而且發現他們所信奉的多是"般若學"，所持的戒律也都是"菩薩戒"，而"般若學"和"菩薩戒"不但不禁止"聲色"，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得梁代士人對聲色歌舞更加迷戀、沉醉，貪淫之風盛極一時，從而助長了齊梁艷情詩的泛濫"（第86頁至第91頁）這樣的創見，由于是從大量的材料的爬梳、排比后歸納抽繹出來的，所以令人信服。再如，我們從作者對初唐四杰與儒道思想之關系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得出四杰的人生觀、宇宙觀與北方陰陽象數易學之間關系密切，也是因為他對四杰的集子閱讀得十分細致、思考得比較深刻，因為四杰中除了王勃曾明確說過自己學易的情況，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人皆無史料可證，但作者卻從楊、盧的現存詩文中找出了相當多的內證。

    另外，該書雖然多能從熟材料中發現新問題，比較強調自己的創見，但是，作者對學界已有成果又十分尊重，將自己的獨創與得益于前人之處區交代得一清二楚。再如，作者每每在開始探討一個問題之前，總能交代學界研究進展情況，自己的研究與已有成果之間的區別，然后再進行自己的研究，這就充分體現出學術研究本應有的層積性、遞進性，顯示出比較嚴格的學術規范性。

    四、不足和缺憾：

    無庸諱言，該書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和缺憾。如作者在論述初唐四杰與儒道思想之關系時，過分強調他們與北方易學之關系，未及四杰與南方易學之關系，就顯得不夠客觀、辯證。又如，作者在對陳子昂的家學淵源進行探討時，似乎過分相信后人編的《陳氏家譜》，現存譜中所列有些陳氏祖先，陳子昂詩文中并未提及，是否對陳子昂的思想產生過影響、產生過多大影響，現在都很難說，作者對這些材料的處理顯然不夠謹慎。

    再有，本書在章節的處理上也有欠考慮之處。如，與初唐詩歌研究相比，作者對盛唐詩歌的研究，明顯要薄弱一些，有待進一步的加強。"通論"中對"吳中四士"詩歌藝術淵源的探討雖然簡略但極有見地，但"正論"中的"盛唐"部分卻未提及，更未對"吳中四士"在初盛唐詩歌藝術轉型過程中的作用作出更深入、細致的闡述，使這一段詩歌發展史缺少了重要的一環，不能說不是一個缺憾。

    不過，總的看來，本書視野開闊、角度新穎，且論述深入、多有創獲，是"歷史―文化"綜合研究方法在唐詩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