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

　　猶記20世紀三四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出版過一套四十種“中國文化史叢書”，來稿五花八門，文言、白話的全有；長短不一，長的必須編成兩冊，短的薄得只能勉強裝訂成一小本。質量當然不一致，一銷售就看出來了，鄭振鐸先生的《中國俗文學史》在50年代初成為奇貨可居之物，即其明證也。持以與《〈名師講義〉叢書》相比較，有同有異。筆者不敢有所軒輊，留待研究比較出版史的專家仔細評量可也。

　　據業師吳小如先生說，1947年秋末，游先生方自江西老家趕回，匆匆上文學史課，中間游行罷課多次，1948年初夏匆匆結束，其間重點跳躍式選講重要內容，剛講到南北朝即結束。此課筆記，經“文革”而無存。

　　據1949年以第二志愿（第一志愿為中文系）入北大哲學系的蕭豹岑學長在1950年我入系時（當時蕭哥方轉入中文系二年級）對我說，1949年，游先生開中國文學史課。據老學生傳授說，當時北大考試采用百分制，游先生看卷子異常嚴格，差一點就扣1分，不及格的要補考。所以，蕭哥和中文系一年級的優等生柴鵬飛暗中較勁，猛抄死背筆記。考試前，蕭哥蹲在民主廣場一側，備酒一壺，背誦筆記至得意時，便抿上一口，大有以《漢書》下酒之意焉。最后，兩人均得100分。我想，這可能是先師最后一兩次使用自編一年制通史型講義授課。可惜講義無存。蕭哥久逝，筆記料已不存。柴鵬飛于1952年合校前調去學習東歐語文，聽說后來在駐外使館工作，不知他的筆記尚存否？

　　院系調整后，在北大燕園，中文系本科中國文學史分四段講授。游先生主講先秦兩漢這一段，使用自編講稿。當然，這就與通史型有別了。我有幸于1952年秋至1953年夏聽課一年，是為游先生首次開此種課。同學中筆記較勤者頗多，不知經過“文革”，是否尚有存留。我和山荊所記，本來就略存大意，現已不存。后來，游先生主編教育部頒《中國文學史》教科書，那是成于眾手的。我聽課的綜合印象是，游先生是一位待學生十分和藹但儀表威嚴的老師。他老人家那時不過五十二三歲，給人的印象卻是一位藹然仁者與老者。他穿毛式四兜中山裝，冬棉夏單，均采灰色基調，略分深淺而已。領口永遠扣著。

　　我雖腆顏自稱是游先生的學生，可是當學生的時候自覺尚未具備“及門”的資格。先生與我熟悉起來，乃是1975—1978年間的事。彼時，游先生住在燕東園34號，我住在成府書鋪胡同甲二號，居止接近。沈玉成和金開誠分別從下放地點回來，他們都是先生的老助教，就帶我去晉謁。老師看我尚能尊師，又能傾聽師訓，頗為高興。“文革”末期，老師找不著幾個陪著聊點學術的，偏巧我是個“雜學”，能順著老師的思路，似懂非懂地搭上幾句。老師有點喜歡我了。有時還讓我到北大圖書館去借書。山荊是北大圖書館文科閱覽室的管理員，我收近水樓臺之便。老師最講規矩，每次借書，都讓我拿著他的借書證。我說不必，用山荊和我這兩個老學生的證就行。他說，要按規章制度辦，你說我是你的老師，老師就要處處給學生作樣子。這話對我觸動極大，后來我面對自己的學生，就時時想到要作出樣子來。

　　不久，發生了兩件又令我觸動極大的“小事”。“文革”后不久，我還有帶學生下鄉的任務。一次，老師有一陣子沒見我來晉謁，竟然由二師姊（即為此書寫“后記”的游寶諒女史）陪著，手持“鳩杖”，走到書鋪胡同舍下來。偏偏山荊和我都外出了，家屬說明情況。待我歸來，一聽大驚，趕緊趨謁。老師也沒說什么。過幾天，老師忽然說：“你還沒有動過我的筷子呢？”意思是要傳我和山荊到游府吃飯。我又大驚，忙去問沈玉成，他是個在北京沒家的人，常在老師府上蹭飯的。據他說，老師從來只招待關系親密的“入室”弟子。每次請客，必有一只燉雞上桌。他會來作陪的。我想，這是老師看出那時我家太窮了，想給我們打打牙祭。可我基本吃素，不敢當老師的盛宴，因此，謙謝不遑，沒敢赴宴。自經此二事后，感覺師生關系近了幾層。后來，我還給老師辦過幾次叫出租車去中醫研究院接耿鑒庭老大夫來游府出診的事。

　　化文不肖，未能傳先生學術于萬一。面對先師遺稿，游夏何敢贊一辭！建議讀者必須閱讀此書《后記》，知父莫若女，下走讀后的感覺是：要言不煩，盡得要領，乃是閱讀此書的一把鑰匙。下走奉命作文，既慚不能摹寫先師音容笑貌，環顧左右，亦有“孤城落日”之感焉！

原刊《中華讀書報》2006年11月14日

發布日期：2008-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