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衛星　賈宇

　　北京奧運會日益臨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各項事業蒸蒸日上。國際奧委會把奧運火炬交給北京，世紀夢想變為現實。當此之時，100年來追夢先驅的名字越來越頻繁地被提起，人們崇敬、懷念、追憶、感佩的心情也越來越濃。其中一位，他不僅在許多人士間廣泛傳揚，在許多場合中被深情緬懷，也在相關會議上被熱烈談論，在一些書刊上被悉心推出……

　　他，就是南開之父張伯苓。他是著名愛國教育家，被稱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同樣，作為中國奧運的首倡者，他有力推動了中國的奧林匹克運動。他那曩昔的艱難搏取和熱血澆灌，已化作中國奧運花環的絢爛；他先進的奧運理念和豐厚的歷史功績，將彪炳于中國奧運的史冊。

半個世紀的奧運情懷

　　2008年8月，北京市與全中國人民將邀請世界各國人民歡聚一堂，共同慶賀“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奧林匹克盛事。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國成為奧林匹克事業的一部分。

——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

　　1894年，在“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的倡導下，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奧林匹克運動得以恢復，并于1896年6月在希臘雅典舉行了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后，隨著西方體育漸入中國，著名愛國教育家、南開中學堂校長張伯苓通過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第一次聽說了奧林匹克運動，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并最先表達了中國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美好愿望。

　　眾所周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們常常更為關心的是在自己的知識范圍和物質限制中如何生活，而不是放眼開拓新的領域。然而，當時的張伯苓對奧林匹克作出如此的回應，實為一種可貴的遠見。

　　據1908年英文版的《Tiantsin Young Men》記載，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禮堂舉行了第五屆聯合運動會閉幕典禮和頒獎儀式，“第一私立中學（南開中學前身）校長張伯苓以《雅典的奧運會》為題發表了演說，他介紹了古代奧運會的歷史與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復興的過程。”“張伯苓說，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我國選手在不久的將來參加奧運會充滿了希望。”“他建議，中國人應該加緊準備，在不久的將來也出現在奧運賽場上。他還認為，當時最需要的是聘請有技能的教練員，并說已有計劃從美國聘請一位奧運會冠軍來華做指導，應爭取早日實現這一計劃。”這項記載，距今天正好100年。

　　天津檔案館副研究員周利成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后得出結論：“張伯苓是歷史上明確提出中國要參加奧運會，并提出一些措施來實現這一主張的第一個中國人。”

　　記者近日翻閱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發現書中有大量史料證明，張伯苓在舊中國為奧林匹克運動奮斗了近半個世紀，他在中國奧運的一系列主張和實踐中，履行了一位首倡者和先驅者的使命感、責任心和行動力。

　　在眾多張伯苓研究者中，當以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的歸納最為簡潔有力：“張伯苓與奧運的關系有七個‘最早’，即最早提出中國要加入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倡導組織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最早創建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最早奉派出席奧委會的代表，最早將奧林匹克教育引入課堂，最早促成中國奧運健兒參賽，最早發起中國舉辦奧運會的倡議。”

　　的確，從1907年開始，中國人就在交織著憧憬、淚水、夢想和激情的奧林匹克之路上砥礪前行，而張伯苓就是這一漫漫長途發軔時期的杰出代表：

　　——1908年8月，張伯苓作為直隸省代表受派赴美參加世界第四次漁業大會，會后順路到歐洲考察教育，當時英國倫敦正在舉行第四屆奧運會，機會難得，在考察間隙，他前往賽場親睹了大會盛況。由此，張伯苓成為親臨現場觀摩奧運會的第一個中國人。回國后在南開中學堂與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聯合舉辦的年度運動會的頒獎大會上，張伯苓再次以中國與國際奧委會為題作了激情演講，進一步推動了西方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在中國的傳播與開展。

　　——1912年，張伯苓與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干事葛瑞、菲律賓體育協會主席布朗和日本青年會美籍干事克朗發起組織遠東業余運動協會和遠東運動會，由于中國積極籌辦和參與遠東運動會，從而與國際奧委會發生了最早的聯系，國際奧委會曾正式通知中國參加1916年的奧運會和國際奧委會會議，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屆奧運會停辦。1920年國際奧委會正式承認遠東運動會和遠東體協。

　　——1932年7月，第十屆奧運會在美國洛杉磯舉行。南京政府一再宣稱不派代表出席，而日本則加緊策劃所謂“滿洲國”的代表參加，激起京津滬等地民眾的強烈反對。以張伯苓為首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毅然出面籌資選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后又急電國際奧委會為運動員劉長春、于希渭報名，最終促成中國運動員劉長春和教練宋君復如愿與會，中國國旗第一次在世界級運動大會的上空高高飄揚。見證并參與這一歷史時刻的張伯苓懸腕提筆，激動地寫下：“智力競新，強國之鑒”。

　　——即使在晚年，張伯苓仍未放棄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執著夢想，奧林匹克這一崇高壯麗的人類史詩在他心中彌天亙地，張伯苓終以古稀之年勇敢地提出在中國舉辦奧運會的設想。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不久，張伯苓就組織召開了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常務理事會，他從戰后世界形勢的發展出發，強調國際體育活動的必要性，會議一致同意約請1952年第十五屆奧運會在中國舉行，并委托張伯苓和王正廷負責“向政府商洽”。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申奧活動”。

　　記者今天看來，在張伯苓所處的時代，各種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有限，他卻能如此執著地利用這些可能性，實現了中國奧運史上一步步艱苦卓絕的跨越。張伯苓等先賢的言行有力昭示，現代奧林匹克理念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在對現代奧林匹克理念的追求和弘揚上，中國人并沒有袖手旁觀。北京奧組委新聞宣傳部副部長邵世偉向記者表示：“歷史需要傳承，未來中國奧林匹克運動還要進一步發揚，確實有一個如何來回顧先輩們創造歷史，如何更加認識自己所肩負的責任的問題。張伯苓對體育事業的貢獻表明，中國人參與、關注以及為奧運會作貢獻的歷史，伴隨著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發展的過程。追憶張伯苓對體育的發展，對奧林匹克在中國的發展都有長遠意義。”

　　《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一書的總撰稿周鴻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被張伯苓的所作所為震撼了。他是名副其實的奧運先驅第一人，他用畢生的經歷為在中國推動奧林匹克運動而不懈奮斗。他參與了中國近代體育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如果能參與其中一個那就很了不起了，而他是所有重大事件的參與者，而且有重大建樹，先賢張伯苓值得我們銘記。”

“體育校長”的強國之夢

　　《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以翔實的史料告訴我們一個基本事實：現代奧林匹克理念是全人類擁有的共同財富，早在一百年前的1907年，在尋求強國之路艱難跋涉中的先進的中國人，就提出了中國要參與奧林匹克賽事，要參加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要邀請奧運會到中國舉行。在追求與傳播現代奧林匹克理念方面，中國人沒有落伍，炎黃子孫同樣擁有美好的夢想。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中國奧委會主席、北京奧組委執行主席劉鵬

　　那么，早在一百年前，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在尋求強國之路的艱難跋涉中，是如何進行著倡導奧林匹克運動、追求奧林匹克理念的感人實踐的？在探求這個問題前，我們有必要首先回溯一下張伯苓所處的年代。

　　張伯苓出生于1876年（清光緒二年），幼年時他體弱多病，是體育鍛煉讓他變得強壯起來。后來，張伯苓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在總教習和監督嚴復的影響下，張伯苓較早地接觸了西方近代體育，跳遠、跳高、爬桅無所不能。后來，甲午海戰中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的噩耗讓血氣方剛的張伯苓義憤填膺，在劉公島目睹的場景更讓他刻骨銘心：“那英兵身體魁偉，穿戴得很莊嚴，面上露著輕看中國人的樣兒。但是吾們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衣服還不是現在的灰軍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高聳。這兩個兵若是一比較，實有天地的分別。”

　　然而，一個民族的杰出人才，總能從本民族的苦難、屈辱、羸弱中激發力量，挺身而出。他不因時艱而頹敗，不因世難而躑躅。當時舊中國的這種景象，讓張伯苓深刻地意識到：“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的國民”，“中國之國土、天產，無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鑄”。自此，張伯苓奮發蹈厲，以實際行動推廣和踐行“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的體育教育理念，為我國近代體育事業的進步作出了杰出貢獻。

　　由強身而強國，這是包括了張伯苓先生在內的中國幾代人的夢想，今天，這個夢想正在變成現實。人民出版社副社長陳有和對記者說：“時隔百年，中國終于迎來奧運會，這表明，中國真正強大了，政治上有了話語權，經濟上有了實力，中國人的國際地位也提高了，再也不是‘東亞病夫’。”

　　可能很少有人想到，為了告別“東亞病夫”，張伯苓甚至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1898年，認識到教育與體育具有密切聯系的張伯苓，毅然脫離海軍，回到天津從事教育。他在嚴范孫家館負責英語、數理教學的同時，還增設了“操身”課程。蘇州大學體育學院教授羅時銘生動地描繪了張伯苓訓練學生們“操身”時的景象：“練習跳高沒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毛帚，竿子升高，就墊書本。起初學生們腦后的辮子常常把竿碰掉，不免引起一陣哄笑，后來他們索性盤起辮子、脫下長衫，跳起來輕松了許多。沒有木馬，他就讓學生曲身，兩手撐膝，排成一列，然后騰躍，代為木馬練習。”羅時銘指出：“這是西方體育活動第一次敲開中國塾館朱漆剝落的大門，它比清政府《奏定學堂章程》中規定的學堂開設體操要求提早了5年。”

　　隨著南開系列學校的創立，張伯苓開始真正將自己的體育教育理念付諸實踐。作為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規定凡百碼、鉛球、跳高和440碼的成績均要達到學校規定標準方為及格，并要求本校運動會要盡量使人人都能上場。由于張伯苓對體育的關注，有人甚至稱他為“體育校長”。在張伯苓的推動下，“每天下午4點后，學生都自覺地奔赴操場，三五結伴，鍛煉身體從不間斷”。在廣泛開展校內體育的基礎上，張伯苓還選拔成立了各種學校體育代表隊，參加校際、地區間，乃至全國性和國際性體育比賽，使體育成為南開與社會交流的重要方式。

　　中國體育大學奧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任海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金汕對張伯苓的“實踐精神”激賞不已。他們向記者談及此事時說：“言易而行難，這種身體力行推動我國體育發展的實踐精神難能可貴。”

　　許多研究張伯苓的專家注意到，華北地區是舊中國開展近代體育較早、范圍較廣、運動水平較高的地區，而華北運動會又是北方體育的最大賽事，對華北地區乃至全國體育的發展均產生了積極影響。在歷時20余年的18屆華北運動會中，長期作為華北體育聯合會執委的張伯苓，曾擔任4屆運動會的會長及6屆運動會的總裁判長。張伯苓以其對華北地區體育事業的突出貢獻，確立了北方體育領袖的地位。著名體育專家郝更生這樣評價張伯苓對我國體育事業的貢獻：“中國近代50年來的體育史，和張先生有不可分離的關系……數十年來，先生提倡體育熱忱始終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領導作用，對我國體育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我國體育能有今日的基礎，先生之功甚大。”

　　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主任郝光安向記者這樣評價張伯苓先生：“張伯苓先生既是奧運的傳播者，也是奧運的踐行者，作為體育工作者，應向張伯苓先生學習，不僅要做‘中央七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編者注）的傳播者，還要做落實中央體育精神的踐行者，帶領全體師生參加體育運動，強民族精神、強民族體質、強民族素質。”

人文奧運的躬親踐行

　　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已經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奧運，融入世界。現在又將在自己的首都迎接奧運會。在這樣的歷史時刻，回顧張伯苓與奧運的不解之緣，對于我們推進2008年北京人文奧運建設以及在人文奧運的旗幟下推動我國全民體育發展，無疑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

——國際奧委會委員、中國奧委會名譽主席何振梁

　　撫今思昔，當奧運之光在中國這片古老大地普照，奧運圣火行將在北京熊熊燃燒之際，張伯苓，這位被羅格譽為“充滿激情和信念”的中國奧運先驅，其意義需要人們滿懷敬意地重新認識——他對奧運理念的首次引入，對運動事業的躬親踐行，及對體育精神的深刻闡述，不僅將我國近代體育發展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時也為人類體育事業貢獻了寶貴財富，即使在今天，它們依然閃爍著璀璨的光芒，正如許多專家學者所言：“張伯苓的歷史功績和先進理念應當在今天發揚光大！”

　　今年7月19日，本報專門就張伯苓在中國奧運史的地位的議題，邀請一批專家學者進行深入探討。他們紛紛表示，張伯苓的體育教育思想充分體現了人文奧運的精髓，這一點特別有價值，即使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對于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不無裨益。與會者認為，張伯苓的實踐本身，既是一部講述近代中國奧運歷程、傳播現代奧運理念的信史，也是一部增強民族自信心、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教材。通過懷念、追憶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更加感到現代奧林匹克理念是全人類擁有的共同財富。

　　在奧林匹克精神上，他提供的既不是書本知識，也不是成套的理論，而是他親身的行動。然而，他也有一些簡捷明了的觀點，竟是鏗鏘作響，擲地有聲。“提倡運動目的，不僅在學校而在社會，不僅在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最要者學校體育不僅在技術之專長，尤重在體德之兼進，體與育并重，庶不致發生流弊。故體育道德及運動精神，尤三致意焉。”“運動員的品格,較比運動的勝利更為要緊；正當的失敗比不正當的勝利更有價值。”……張伯苓的這些體育言論對于當時充斥著“選手體育”和“錦標主義”的舊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場場罡風，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觀點與“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的體育思想一脈相承——“奧運會最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與”，“謀求體育運動與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創造一種以奮斗為樂、發揮良好榜樣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則為基礎的生活方式”……顧拜旦點燃的奧林匹克精神之火，在遙遠的東方國度產生折光，負重致遠的張伯苓高舉起中國第一棒火炬，向當時彌漫在體育天空的陰霾宣戰。

　　難怪羅格要興奮地說：“張伯苓與顧拜旦先生是同時代人，他與顧拜旦一樣，首先也是一位教育家，并且是一位體育家。張伯苓在顧拜旦重新創立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僅僅幾年之后，作為天津南開中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識到，在提倡普及與參與體育的同時，把教育同體育結合在一起具有重要意義。他同時卓有遠見地倡導中國加入世界奧林匹克運動。”

　　可以說，張伯苓的體育思想，開掘出鮮明的人文奧運內涵，是奧林匹克精神博物館里的寶貴財富。作為張伯苓嫡孫，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天津市商會會長、天津市工商聯主席的張元龍，面對記者的提問，不假思索地道出了他所理解的祖父的體育思想：“伯苓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如何改變國民素質。作為教育家，他應該是中國唯一一位把體育作為教育內容的人。他提出沒有體育，教育就不完整。他提出，體育不是為了幾個運動員，而是為了全民族的素質。”“張伯苓先生談到的許多關于體育教育的觀點和理念，我們現在讀起來仍然耳目一新，覺得并不過時。”國家體育總局群體司副司長劉國永說，在籌辦北京奧運會過程中，國家體育總局從群眾體育發展角度提出“全民健身與奧運同行”的口號，通過奧運會帶動全民健身的廣泛普及，這也與張伯苓先生提到的“人人參加體育運動”理念異曲同工。“我們希望把老百姓關心奧運、支持奧運的愿望轉化為參加奧運的實際行動，并由此影響他們的生活，使之成為良好的生活方式。”劉國永表示，“一個民族的興旺和發展，基礎是人的體質和素質的提高。張伯苓先生的觀點，對于我們加強青少年體育教育仍然有指導意義。比如他說到‘強迫運動’的問題，這同我們過去提到的‘勞其筋骨’的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過去有段時間我們過于強調‘快樂體育’，忽視讓孩子通過體育鍛煉經受必要的磨練。”

　　那么，我們今天的體育，是否與奧林匹克精神和體育道德漸行漸遠了呢？中國圍棋協會顧問陳祖德說，張伯苓先生始終是將整個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的素質作為出發點來考慮問題。在一百年前，他就提出要創辦奧運會，提出這么多好的理念，教育工作者對中國體育精神能有這樣的認識，很不容易，而他當時提出的觀點今天看來完全正確，這就更難。陳祖德認為，我們國家體育運動的功利性太重了，所以張伯苓先生提到中國人最大毛病就是自私，要通過體育的開展改變人的自私，應該說，他對我們民族有深厚的感情，同時他也看到我們民族的毛病。比如圍棋就是這樣，學圍棋有很多好處，家長都愿意讓自己孩子學圍棋，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想過這座獨木橋，結果小學都不念了，最最基礎的文化知識都沒有了，這就走向了反面，即便能下棋，人也是不完整的。

　　金汕表示：“我覺得張伯苓對體育尤其對人文奧運的貢獻非同小可，我們不能遺忘那些對奧林匹克作出偉大貢獻的人。我們對奧林匹克精神不能完全從競技角度出發，奧運會結束后我們要把體育放在全民健身這個支點上。”

　　中國人民大學人文奧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金元浦專門給記者發來文章說：“張伯苓在南開進行的體育教育的實踐，充分展示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與奧林匹克運動之間的和諧交流互相促進的關系。這是值得今天關心人文奧運的人們去研究去發掘的。南開推行的體育教育就是奧林匹克精神在東方的早期實踐。這種實踐既秉承了發源于西方的奧林匹克主義的宗旨，又與中國文化滋養的現代教育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從而達到中西融合、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的境界。這對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設計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文化內涵，極有幫助。”

　　最后，我們用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對張伯苓先生的一段評價結束這篇報道：“我相信，你們每個人看了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后會感到鼓舞，從中感受到一個充滿激情和信念的人所傳遞出的精神——奧林匹克運動不僅是競技體育，更是一種思想境界。”

1929年秋，張伯苓與上海兩江女師籃球隊的合影。

發布日期：200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