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借助考據來澄清有關的事實，也可以通過論辯來闡發精微的義理；既可以微觀的求一事之具體，也可以宏觀地洞見各種事物間之關聯。古代中國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封閉性，特殊的地理特點使得我們的祖先多年以來一直以為自己居住的國家才是世界的中心，而周圍以及遠方的異域都不過是蠻夷和邊鄙之地，于是，我們的祖先們不僅閉關，而且鎖國。直到近代西方人用堅船利艦打開了我們的國門，他們才知道原來外面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精彩。但知道歸知道，要想從思維方式上徹底消除“大中華”的自我中心，卻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于學術研究而言。于是，我們的許多學術研究都醉心于“中華文明”本身，而對我們的文明與世界其它文明之間的關系卻相對忽略，加之長期以來的文化沙文主義，更造成了這方面研究的荒蕪和寂寞。

對中國戲劇的研究也是如此，長期以來的中國戲劇史，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割斷了中外戲劇本來就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也輕視了漢族戲曲和少數民族戲曲之間的密切關系，而少數民族戲劇還很可能是國外戲劇影響中華戲劇的跳板和津梁。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大多數的戲曲史都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偏重于漢族戲劇，寫成了“漢族戲劇史”，一是忽視了異域戲劇的影響，寫成了封閉性的“中華戲劇史”。針對這樣的弊病，睿智的學者力圖作一些糾偏的工作，于是，關于少數民族的戲劇的研究以及中外戲劇交流的研究都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但意識僅僅是意識，要想克服常年以來的流弊，彌補曠日持久的真空，談何容易！時空的間闊、資料的匱乏，使得這樣的研究幾乎成為了無人涉足的荒原，早期許氏關于梵劇的“點點滴滴”，在走過了幾十年之后，仍然是那樣的“點點滴滴”，如果實在要探詢其在當代的“嗣響”，黃天驥先生關于“旦”之起源的“異域說”，恐怕就是其微弱的回應了。最近出版的李強先生的《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正像“于無聲處”的驚雷，在這一荒涼的領域開拓了一片嶄新的天地。

作者李強教授，早年曾就讀于上海師范大學和上海戲劇學院，后長期在西北地區從事科研、編輯和教學工作，近年又進入具有悠久戲曲傳統的古平陽，在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豐富的閱歷、廣闊的視野造就了作者高屋建瓴、融通渾括的思維特點，加之二十年的浸淫，作者對西域學、敦煌學、吐魯番學、絲綢之路學、藏學、西夏學、比較藝術學以及中外文化關系史都有著比較深厚的學養，因此，作者在研究具體問題時，就不同于傳統的“一事一物”的繁瑣考證，而是從大處著眼、從宏觀入手，力圖廓清中西戲劇文化交流的基本軌跡。專著在大量翔實的文物、文獻以及國內外專家學者有關研究的基礎上，以豐富的資料、嚴謹的考據、清晰的思路和生動的文筆，分別以華夏民族與雅利安人戲劇的發生，古埃及、印度、波斯、巴比倫、阿拉伯等東方戲劇的起源；西方古希臘、羅馬與猶太教、基督教戲劇的傳播；東亞日本、朝鮮與東南亞越南、泰國、緬甸樂舞與戲劇與中華民族交流；我國古代諸民族如突厥、鮮卑、契丹、女真、南詔、吐蕃、西夏、蒙古、回鶻等與漢民族戲劇文化交融，以及華夏民族對周邊地區民族與諸國傳統戲劇、樂舞之影響等課題從史地學、考古學、宗教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諸學科作縱向與橫向的考證與論述，從而逐步理清了東西方戲劇文化交流史的孕育發展之來龍去脈,澄清了中國乃至世界許多迷離撲朔的疑難問題。

尤為珍貴的是筆者在潛心進行學術考據與理論建構過程中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史學發展，諸如初步尋覓到世界東西方戲劇所依附的漢藏語系與印歐語系之端緒，以及締造者華夏與雅利安種族均誕生于東亞與中亞的歷史行蹤；對東方造型、表演藝術以及戲劇樂舞的發生曠日持久影響的重要文化策源地，筆者通過比較指出應在古波斯、印度與中國西域交匯之地吐火羅與犍陀羅；還有他從大量的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發現以目連戲為代表的西域佛教戲曲在歷史上曾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就輸入中原與江南地區，并有力地促進了華夏民族樂舞戲的形成與發展；而在遼、金、元時期，我國北部胡人異族與漢族文化長期交融方促進了宋元雜劇與南戲的成熟、繁榮與發展。另外，他還以大量史實論據佐證了古希臘、羅馬、波斯與印度原始戲劇樂舞曾經東漸我國的歷史事實，且考證了東亞與東南亞諸國以及世界范圍內流播華夏音樂舞蹈與戲曲的現實，令人信服地實證了中華民族傳統藝術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位置。由于筆者尋找到數枚中外關系史學網絡上缺失的鏈環,這樣就不僅解決了常年困繞戲劇文化界的諸多學術難題，而且還進而使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學術經緯顯得更加明晰。

當然，要想徹底澄清中西戲劇交流具體脈絡，絕非一件易事，它不僅涉及到許多的學科，而且即使在單個的學科中，也涉及到許多具體的問題。所以，從長遠的角度，這是一個需要“眾擎共舉”且歷代延續積累方可完成的工作。但值得高興的是，帷幕已經拉開，先行者已經在這塊荒涼的原野上留下了前行的足跡，尤其是在如此長期的寂寞之后，尤其是針對著戲劇研究中的“華夏中心論”的偏仄以及“漢族中心論”的狹隘，李強先生的專著雖不能算是黃鐘大呂，但65萬字的篇幅、渾括的研究視野、淵博的學識、精密的考論、高屋建瓴的建構、靈脫而新穎的視角，都足以使我們這些懵之懂之者如夢初醒，這也許正是《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帶給學術界最可貴的啟迪吧！

（《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