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樂作為一種新興的音樂體系，人們對其必須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尤其是燕樂中相當部分來自外域，即所謂的“胡樂”，與中原文人的創作也有一個逐漸適應配合的過程。在這初始的熟悉、適應階段，文人的創作也遵循著從易到難的原則，最先引起人們注意并得到廣泛喜愛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練含蓄的小詞，就是“小令”體式。

　　小令首先獲得廣泛喜愛，還與它的特殊創作環境有密切關系。據夏承燾先生考證：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辭韻語之特殊稱呼的“小令”，最早見于白居易的《就花枝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這句詩涉及兩種酒令形式：拋打令與骰盤令，再加上律令，這是唐代酒令的三種基本形式。酒令是用來侑酒助觴的，酒令的語辭內容如果陳陳相因，失去新鮮感，就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所以，為了酒宴之間的助興取樂，文人們往往喜歡各顯才能，爭奇斗艷，不斷地為舊的酒令形式填寫新的內容。文人的這些即席創作當然要交給歌舞樂妓當宴表演，才能獲取預料中的侑酒助觴之效果。而這種創作趨勢的出現是在“安史之亂”以后，當時宮廷的教坊歌舞聲樂逐漸被各類官家與私人的宴席妓樂所代替，在這種酒宴游戲之中文人的即席創作與樂妓的即席歌舞演唱相結合，就促使普泛的酒令向專門化的小令演變。酒令的目的既然落實在“侑酒助觴”之上，因此必須選擇“短歌悅耳，無致人厭”（清張藎《彷園酒評·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宣騰急促音樂風格的酒令形式首先獲得文人的青睞，如《回波樂》、《傾杯樂》、《三臺》、《拋球樂》、《荷葉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這就奠定了小令精練含蓄的形式特征。曲子詞的興盛，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適應了人們對生活享樂的追求。由酒宴上游戲之作的酒令演變而來的小令，當然首先引起文人的注意，很快在文人中尋覓到眾多的知音。

　　北宋前期，百廢待興，內憂外患交織。太祖朝，既要平定國家內部后周遺留勢力與跋扈軍人的不滿與反叛，又要抗擊契丹入侵、消滅割據勢力、統一全國。太宗朝，國家將主要精力轉向對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圖憑借武力收復五代時候割讓給契丹的失地，多次發生大規模戰爭，但是卻以宋廷的大敗告終。太宗朝對契丹的戰爭，改變了宋、遼之間軍事力量的強弱之勢，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終處于契丹的軍事威脅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遼訂立“澶淵之盟”，北宋才相對獲得國際與國內的安定平靜的社會環境。所以，在北宋建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達官貴人、文人士大夫還沒有充裕的時間、閑暇的精力，去徹底享受生活，從容領略醇酒、美女、歌舞。這一時期，詞壇上的創作也是相對孤寂的，只有個別作家的零星創作。

　　然而，趙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唐末五代以來長期動蕩混亂的政治局面，全國除西、北部分地區外，實現了統一，封建社會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發展時期。在這一歷史時期里，社會生產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農業、手工業，特別是礦業、造船業、煮鹽業以及采茶、釀酒業日益興盛，商業經濟空前興隆，大城市也隨之興起，市民階層也因之不斷壯大。這些，都是宋詞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也就是說，北宋前期社會財富的積累與“太平盛世”社會局面的逐漸形成，為宋詞的興盛做好了準備。當宋詞全面的繁榮局面到來時，已經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①。仁宗在位期間，勵精圖強，致力于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之治理，社會的繁榮因此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仁宗在位42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葉適《水心別集》卷十一《財總論》）。就是在這樣一種“太平盛世”的社會環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間的小令再次受到廣泛階層的關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濃厚創作興趣，北宋詞創作的第一個春天也就來到了。

　　由于時代動亂、改朝換代對詞的創作形成沖擊的緣故，北宋初期相當長的時間內并沒有更多地積累多少詞的創作經驗，對北宋前期詞人來說，依然存在一個著熟悉燕樂、熟悉長短句形式、努力做好音樂與歌辭相配合的過程，所以，他們最初選擇并喜愛上的也就仍然是短小精悍、易于駕馭的小令形式。就內容與風格看，這一時期的詞人詞作，大體上是繼承“花間”、南唐二主和馮延巳的詞風。其中，受馮延巳的影響更為明顯。他們所寫的，仍不外是春恨秋愁，傷離念遠，戀情相思或詠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詞來，已有很大的發展。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高官厚祿，生活舒適，如寇準、晏殊官至宰相，范仲淹、歐陽修官至參知政事（副宰相）等等。他們沒有唐末五代文人之家國瀕臨困境的壓抑和絕望，而是以一種朝氣蓬勃、樂觀向上的精神對待現實生活。政事閑暇，則又從容不迫、理所當然地享受生活。所以，北宋前期小令就沒有了唐末五代的及時行樂、惟恐時日無多的急迫感和看不到國家與個人出路時的絕望感，而別具一種雍容富貴的氣度、平緩舒徐的節奏、雅致文麗的語言。這一時期的小令創作盡管在內容上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沒有大的突破，但詞的風貌、詞的藝術手法已與唐五代有所不同，尤其是兩者在氣質上呈現出顯然不同的風貌。北宋前期的小令作家，社會地位不同、個性互有差異、愛好各自異趣，他們的創作也表現得千差萬別，詞壇上呈現出百花爭妍的繁榮局面。小令創作在此一時期已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在小令創作方面給后人留下典范性的啟示，在藝術上為宋詞的高度繁榮做了充分準備。

　　這一時期小令作者為數眾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閬、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歐陽修、張先等等。晏幾道的創作時代較晚，但他的成績依然是在小令方面，與北宋前期的小令創作聯系密切，所以也將他的創作集中到這一章節里面討論。這一時期小令創作方面影響最大的當屬晏殊和歐陽修，他們的作品比較多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創作傾向和藝術風格。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晏歐詞風”是這一時期的小令創作的典范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