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黃土高原培育了華夏文化，但就在黃土高原培育華夏兒女的時候，它還培育了戎狄的兒女。戎狄，是古代與華夏不同的族群，長期生活在黃土高原的北部地區，華夏文人稱他們為“蠻族”，因為他們不行“禮樂”，不修文字，不念詩書，卻養太多的牲口。

華夏的文明人，廟堂列鼎中盛滿了牲口肉做的肉臘、肉糜，但他們從來低視養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黃土高原的另一種居民，但被把持歷史記錄大權的漢族士大夫給抹殺了。我們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響，歌頌黃土高原是“大地母親”的時候，卻忘了黃土高原上的另一個兄弟。

在新石器時代，氣候比今天溫濕，整個黃土高原是原始農業的“一統天下”。后來氣候變的干冷，黃土高原的南部問題不大，先民照樣種地。但黃土高原的北部，環境逐漸惡劣，莊稼生長得越來越差。家豬要吃人的剩飯，而人已經沒有剩飯了，所以豬這類東西也不易喂養了。這里的先民，在艱苦的環境中摸爬，終于找到另外一種維持生活的方式：多養到野外食草的牲畜，這些牲畜不與人爭食，人還可以從其渾身索取生活資料。于是，人們一手握鋤，一手執鞭，開創了大范圍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于大范圍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的出現，在黃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區域。這兩個區域，用現在的話說，是兩類不同的生態系統。在南部地區，水熱條件好，農業持續發展，人口與時俱增，城郭壯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區，人們要艱苦得多。他們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處在這種狀態下，社會進化當然緩慢得多。于是，南、北之間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別日益增大。后來，南部的人叫作華夏，而北部的人稱為戎狄，相互反目，關系緊張了很久。

在華夏人撰寫的史書中，戎狄主要是“反面角色”，除了侵犯搶掠，禍亂華夏，便沒有什么正面的歷史貢獻。我們說，這種看法是不公平的。

戎狄正是古代處于中國北方的過渡地帶、或曰邊緣地帶、或曰生態敏感 地帶的一個主角，而戎狄的起源與自然環境變化引起的整個生態變化有關，戎狄起源的過程就是中國古代北方畜牧業大面積產生的過程，我們關于戎狄的概念離不開畜牧業。戎狄的興起反映了人類對環境變化的一種適應方式，在“適應”中也伴隨著創造，畜牧業就是一個創造性的成果。 司馬遷稱贊北方許多地方是“畜牧為天下饒”。這里面就包含了戎狄的歷史貢獻，

古代漢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卻盛贊戎狄的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駿馬。《 左傳》記載：“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有“ 屈產之乘”，乘就是駟馬。漢族文人忘了，馬是人喂出來的。沒有戎狄的養馬技術，哪里來的北方良馬。

在中國歷史上，戎狄社會的貢獻不僅是發展了畜牧業的規模、技術，將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礎的地位，它還為后來草原大規模游牧經濟的產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做好了歷史準備。如果說在中國北方，農畜混合經濟是環境變化的推動，而草原游牧經濟的出現，則主要是人類畜牧技術發展的推動。當對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強、騎馬的技術出現之后，人們就有條件徹底拋開農業，而到新的更廣闊的地理空間中，大規模開展游牧活動，并建立一種新的依托大規模游牧經濟的社會組織。

跳出農業社會歷史的局限，放眼中國北方的遼闊大地，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人文發展的豐富性。這些人文的豐富性，是對多樣地理環境的適應的結果。而所謂“適應”，對人類來說決不是消極的。人類文明中的許多重要內容，都是在能動地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農業是一種創造，畜牧業也是一種創造。

中國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廣，黃土高原北部只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與華夏相鄰，兩方的交流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別看華夏人在觀念上把戎狄貶得很低，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對他們相當“實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馬，華夏國君還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美的一面，華夏國君還要戎女來作妃子。上層是這樣，社會基層恐怕更多。想到這一點，我們如果到黃土高原，緬懷它的“搖籃”歷史時，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邊那些放牲口的人們，我們不少人其實都是他們的后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