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先生的書房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三面書架倚墻而立，臨窗一張書桌，凌亂地堆著些書報雜物。何先生的老伴、92歲的郭良玉先生送來了糖果、茶水，年近95歲的何先生則安詳地坐在一把舊椅子上，傾聽記者的提問，緩緩講起七十多年來治史閱世的點滴。上午的陽光透過窗戶，斜照在紅漆斑駁的地板上。窗外北風漸歇，落葉滿地。
這是何先生北師大勵耘園中的家。“斯是陋室，唯吾德馨”。這句話在這兒顯得生動而具體。
“我的史學研究，有三個領域：一是中國社會史，主要是周到漢唐；二是漢唐佛教寺院經濟；三是漢唐兵制。用力最多的是中國社會史。”何先生用一句話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作了概括。1995年，何先生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作中國文化的演講，后根據演講內容整理出版了《中國文化六講》一書，臺灣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室張永堂教授在為此書作的序中說：“何先生治史深受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人的影響，因此他頗能把握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觀點，以思考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相關問題。這是何教授治史的特點。”何先生認為，這一評價“可謂知人知心”。
談起近來關于國學的一些爭論，何先生說，認為國學過時了的觀點是立不住的。“不是過時了，而是發展了。文化沒有一成不變的，是隨時代發展而發展演變的。就像一條河流，自源頭出發，沿途匯集細流，最后成為滔滔大河。以儒學為例，孔子死后，儒有十家，家家不同；漢儒尊孔，漢儒已不同于孔；宋儒又不同于漢儒；現代又有不同于古代的新儒學。但是，它們是一條傳統，一條大河。”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將來，何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在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核心是“中”、“和”，強調的是天人和諧、社會和諧，如《中庸》所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這是合乎未來人類社會需要的。因此，“中國文化絕不會滅亡，也絕不會被西方文化所代替。中國文化在吸收融匯西方文化后，又會發揚光大。”
何先生在回顧學術生涯時，反復提起傅斯年先生。20世紀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時兼任北大史學系教授，是何先生的老師。何先生說，在學術上，傅斯年是我的恩師，他的學風和治學方法，對我影響很大。又說，抗日戰爭爆發后，我編雜志，寫社論，在機關里混，是傅斯年收留我到史語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學問的道路。不然，真不知我今日能在何方。
2000年，何先生寫了《傅斯年的史學思想和史學著作》一文，發表在《歷史研究》雜志上。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在對傅斯年的學術貢獻作了充分評價以后，又專門辟出章節寫了一段《贅語》，對恩師“歷史學就是史料學”、“一分材料出一分貨”的史學思想進行了批評，直言不諱地說：這些觀點是有問題的。談及此事，聯想到眼下學術批評中種種不如人意之處，我問何先生：“您為什么要寫《贅語》呢？贅語不就是多余的話嗎？當時是怎么考慮的？”何先生答得很干脆：“那時沒有考慮，就應該這樣說。”然后指點我說，可以找來這篇文章看一看。后來，我從網上找到了，只見文章結尾處這樣寫到：
“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吾師在天有靈，當仍會喜愛此頑愚學生的真誠真情，莞爾而笑。不會說我滅師滅祖，把我趕出師門的。
原刊《光明日報》2006年04月1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