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讀胡適的書，從我這一方面來講，我們算是神交已久。從年齡上來看，我們是相差一個輩分。當他在北大教書最輝煌的時期，我還在讀中學，無緣見他，也無緣聽他的課。上大學時，我上的是清華大學，所以始終沒有一面之緣。我在德國呆了十年之后，由于我的恩師陳寅恪先生的推薦，當時北大校長正是胡適，代理校長是傅斯年，文學院長是湯用彤，他們接受了我，我才能到北大來任教。作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北大，門限是非常高的，學生進北大不容易，教師就更難。而我一進北大，只當了一兩個星期的副教授——這是北大的規定，拿到外國學位的回國留學生只能擔任副教授，為期數年——立即被提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當時我只有三十幾歲。因此，我畢生感激他們幾位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
我同適之先生共同工作了才短短三年。在這段時間內，他還經常飛往南京，在北平的時間不算太多。但是，做的事情卻真還不少。我是系主任，經常要向他這位校長請示匯報工作。
我們又同是北大教授會或校委會（準確的名稱我記不大清楚了）的成員，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有點像現在的文科研究生院，理科好像是沒有）的導師，同是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的成員。最后這一個職位一直到今天對我還是一個謎。評議會成員只有六七位，都是北平學術界的顯赫人物。為什么獨獨聘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擔任評議員？我是既喜，又愧，又迷惑不解。
適之先生對印度研究，很重視，很感興趣。他對漢譯佛經相當熟悉，他大概讀過不少。尼赫魯派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他委托我照顧。印度政府又派來十幾位研究生，他也委托我照顧他們。他安排師覺月做學術報告，親自主持會議，用英文發表歡迎詞。他曾多次會見師覺月和印度留學生，都要我參加。我寫了一篇論文：《列子與佛典》，送給他看。他寫了幾句話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這表示他完全同意我那篇論文的結論。
適之先生待人親切、和藹，什么時候見他，都是滿面笑容，從來不擺教授架子，不擺名人架子，不擺校長架子，而且對什么人都是這樣，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疾言厲色，發脾氣。同他在一起，不會有任何一點局促不安之感。他還不缺乏幽默感。有一次，在教授會上，楊振聲教授新得到了一張異常名貴的古畫，愿意與同仁們分享快樂，于是把畫帶到了會上，大家都嘖嘖稱贊。這時胡先生把畫拿起來，做裝入自己口袋里之狀，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適之先生對學生是非常愛護的。“沈崇事件”發生以后，北京大學和北平其他大學的學生們，懷著滿腔愛國熱情，上街游行抗議。國民黨在北平的憲兵三團和其他一些機構，包括特務機構在內，逮捕了不少愛國學生。我第一次看見胡適面有怒容。他乘著他那一輛在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國民黨駐北平的各大衙門之間，會見當時一些要人，要他們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震于胡適的威名，特別是在美國的威名，他們不敢不釋放學生。據說現在還能找到胡適當時寫給一些國民黨軍政要員的信。胡適不會不知道，當時的學生運動，如上述的“沈崇事件”，以及反饑餓、反迫害的運動等等背后實有中共地下黨的推動力。但是此時他關心的是學生，而不是什么黨員。平時我在他那一間相當簡陋的校長辦公室中也有時碰到學生會的領導人去找他，提出什么請求和意見，這些學生大部分是左派學生，他統統和藹相待，并無所軒輊。
我稱胡適為“書呆子”，這決不是無根據的。有一次，記得是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前，他說他有其他約會，必須提前離開。然而，會開著開著就離了題，忽然談起了《水經注》。一聽《水經注》，胡先生的興致勃然而起，座位上仿佛有了膠，把他粘住，侃侃而談，再也不提“走”字，一直到散會為止。他的那個約會早被他忘得無影無蹤了。難道這還不算有點“呆”氣嗎？
我同適之先生總共在一起工作了三年。三年的時間并不算長，但是留給我的印象卻不少，上面所列舉的不過是其中最主要的、最鮮明的而已。我的總印象是：胡適是一個好“朋友”，胡適是一個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