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制度的退化與佛教的發展（吐蕃統治時期）

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在河北發動叛亂，唐廷被迫調動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隴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銳部隊入援。西北邊防驟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轉衰。吐蕃乘機向唐發起大規模攻勢，迅速占領了隴右地區，切斷了河西與中原的聯系。隨后，又由東向西進攻河西。廣德二年（764），攻占涼州，唐河西節度使楊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連克甘、肅州，繼楊志烈為河西節度使的楊體明被迫移節沙州；大歷十一年（776），攻陷瓜州，并在當年八、九月間包圍了沙州城。直至貞元二年（786），敦煌城內矢盡糧絕，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母徙佗境"的承諾后，與其結盟而降（吐蕃陷沙州城時間，尚有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諸說）。自此，敦煌進入吐蕃管轄時期。吐蕃統治者廢除了沙州的縣鄉里等各級行政機構。在沙州之下設部落部落小設將，將為基層行政機構。將設將頭，部落發部落使，沙州的最高軍政長官稱節兒，隸屬于瓜州節度使。在經濟方面，推行計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賦稅制度，即按地畝征收地子和按戶征收突稅。這兩項負擔大大超過了以前唐政府對百姓的征收數額。在交換領域，廢除唐幣，實行實物交換。還要求當地漢族改變原有習俗，實行"胡服辮發"。廣泛推行吐蕃語，禁用唐年號，改用地支紀年。這些做法嚴重阻礙了沙州農業和商業的發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與繁華，不斷激起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統治者除了依靠吐蕃軍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頰部落對當地居民各種形式的反抗予以堅決鎮壓以外，還任用一些投靠他們的漢族世家大族成員為各級官吏，以緩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來穩定局勢。他們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一些高級僧侶可以參與政事。他們不斷向寺院布施財物、田產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統治者的倡導下，當地民眾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勢力迅速膨脹。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領為僧統，后又改稱教授。寺院的經濟勢力日益強大，擁有田地、果園、糧倉、油坊、牲畜、車輛及依附人口--寺戶。并通過放高利貸盤剝普通百姓。譯經活動頻繁進行。他們不斷向唐廷求取佛經，進行翻譯。寫經和講經亦較過去興盛，每所寺院都有專事抄寫經書的"經坊"，開展大規模的寫經活動。各寺都定期計展講經活動向當地僧俗宣講佛法。寺院學校也有了很大發展，尤其是加強了世俗學問的內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學，成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學和儒家典籍的新型專院學校。這對于延續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傳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勢力的膨脹推動廣莫高窟的興建，在藝術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總之，吐蕃時期沙州佛教勢力深入到了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敦煌的佛教文化對吐蕃佛教的發展產生了量要影響。漢族僧人摩河衍曾從敦煌到邏些（今拉薩）傳授頓悟禪法，高僧曇曠也曾撰《大乘二十二問》，回答贊普有關頓漸之爭的疑難問題。在吐蕃管轄敦煌石期，唐王朝統治的中原地區發生了被稱為"會昌法難"的唐武宗毀佛事件，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擊，敦煌躲過了這次法難，佛教繼續保持著獨尊的地位。這種情況對敦煌以后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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