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絕句鑒賞之三

柳枝詞　　鄭文寶

亭亭畫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這是首宋人絕句，但究其詩味的雋永，意境的優(yōu)美，情致的深婉，又像寇準的《書河上亭壁》一樣，堪與唐人同類詩作媲美。《蔡寬夫詩話》稱贊此詩“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盡管這一評價有夸大之嫌，但也不無道理。此詩的作者是宋初詩人鄭文寶。鄭文寶（952-1012），字仲賢，一字伯玉，汀洲寧化（今屬福建）人。初事南唐，累官校書郎。李煜降宋后補廣文館生，為李方所知，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及進士第，除修武主簿。鄭文寶關(guān)心民瘼，富有軍事才干，淳化二年（991），鄭文寶調(diào)任殿中丞，并奉命出使四川、陜西負責清理整頓稅收。當時四川、陜西一帶地方官為了增加稅收，規(guī)定登口岸經(jīng)商的商人要交納“到岸稅”，商人們苦不堪言。鄭文寶奏請朝廷免除商人的“到岸錢”，促進了當?shù)厣藤Q(mào)的發(fā)展，深得百姓擁戴。鄭文寶在川、陜期間，正逢夔州廣武駐軍叛亂；叛軍四處搶劫，驚擾百姓。鄭文寶作為朝廷欽差大員果斷擔負起平叛重任。他當機立斷，率軍乘船順流而下，一夜行程數(shù)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fā)起進攻，一舉殲滅叛軍。因此，他獲得朝廷嘉獎，賞賜五品朝服，升任陜西轉(zhuǎn)運副使。鄭文寶在治軍理政中，尊重少族民族習俗，努力學習少族民族語言，促進民族和睦，這在封建官員中更屬難能可貴：鄭文寶任陜西轉(zhuǎn)運副使期間，正值鬧災荒，鄭文寶先后12次親自帶隊從環(huán)慶（今甘肅環(huán)縣與慶陽一帶）穿過沙漠，督運糧草到靈武（今寧夏靈武縣）賑災。沿途多為荒涼的沙漠和少數(shù)民族居住區(qū)。鄭文寶為了詳細了解民情，努力學習當?shù)卣Z言，尊重當?shù)仫L俗，深受當?shù)厣贁?shù)民族的歡迎。他每到一處少數(shù)民族區(qū)都受到當?shù)厍蹰L的熱情款待，有的酋長還認他為干父。鄭文寶任工部員外郎期間，守衛(wèi)環(huán)慶的龍猛卒部士兵七年未換防，又常常不能按時領(lǐng)到軍餉，遂產(chǎn)生思鄉(xiāng)和不滿的情緒，逐漸釀成謀亂。鄭文寶得知后，他體恤和同情士兵的處境，果斷決定先借庫銀發(fā)放軍餉，以安定軍心；然后上奏朝廷，并且表示支取的庫銀由他償還。朝廷體諒到鄭文寶的良苦用心，便下詔免除庫銀的償還。鑒于鄭文寶在這一期間所取得的功績，朝廷賜鄭文寶以黃金和紫袍，并且官遷刑部員外郎。

　　鄭文寶還非常看重情誼：他曾任過南唐官員，李煜降宋后，故人紛紛回避，不敢也不愿去看望李煜這位“違命侯”。而鄭文寶卻“衣蓑荷笠”，冒著風險化裝成“漁者見煜于私第”。南唐入宋后，他由于親歷了南唐辛酸的國運和國史，認為有責任為后人留下這段真實的史事。于是，他收聚了大量的史料，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寫成《江表志》3卷。《江表志》記敘了南唐各代的朝廷大政，彌補徐鉉、湯說《江南錄》的許多缺漏，多為后人研究南唐史所采用，后來陸游作《南唐書》就采用其中不少內(nèi)容。爾后，鄭文寶又以叢談瑣事綴輯成《南唐近事》1卷，類似小說體裁，演說南唐國史。鄭文寶工詩文，《除江表志》、《南唐近事》外，尚有有《歷代帝王譜》、《談苑》、《玉璽記》、《鄭文寶集》等著作傳世。又多才多藝，善篆書，工鼓琴。他是個軍事家，官做到兵部員外郎，但詩卻寫得輕軟溫柔，顯然也是深受晚唐五代詩風的影響。從這首《柳枝詞》中，我們既可以看出他重情誼的為人秉性，也可以看出他輕軟婉曲的詩風特征。

　　《柳枝詞》即《楊柳枝詞》，樂府歌詞中的一種曲名。它本是古曲，名《折楊柳》或《折柳枝》，唐時才改為《楊柳枝》或《柳枝》。其詩體為七言四句。白居易作《楊柳枝二十韻》時，稱其作是對《楊柳枝》的“新翻”，也即是把它納入七絕的軌道，或者說是借樂府歌詞寫格律詩，這種事唐人多喜歡做，如王翰有《涼州詞》，劉禹錫有《竹枝詞》、《楊柳枝詞》等等。鄭文寶此詩也是這種用法。詞興起后，《楊柳枝詞》或《柳枝詞》又作為一種詞牌出現(xiàn)，但其體制主體仍是七言四句，不過這不屬這里討論的范圍，就不多說了。

　　折柳贈別，是我國古代的風俗。漢代長安人送客至長安東的霸橋，喜折柳贈別，所以后來“折柳”就成了送別的代名詞，在《折柳枝》題下的詩，也就成了送別詩，雍陶有《折柳橋》（折柳橋即霸橋）詩說：“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因此《柳枝詞》所寫的多是離愁別恨。

　　但鄭文寶的這首詩，雖名為《柳枝詞》，卻沒有直接寫柳，而是把“折柳”之意，深藏于字里行間，猶如王維的《渭城曲》，雖不名《柳枝》，卻正是以“柳色新”來表達依依難舍的別離之情一樣。

　　不過，題目既然是《柳枝詞》，在“亭亭畫舸系春潭”的“系”字中，人們也就不難想見其中有柳，因為劉禹錫曾說：“長安陌上無窮樹，只有垂楊綰別離”（《楊柳枝詞》其一）。詩人巧妙地把“柳”藏在詩句的深處，讀者只有聯(lián)想到劉禹錫的詩才能體會出話中真意，這既是巧妙用典，又是委婉曲達之法。

　　“直到行人酒半酣”，又作“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是“直到”還是“只待”，發(fā)生這一“動作”的，都是“畫舸”。畫船被系在“綰別離”的楊柳樹上，等得有點不耐煩了，盡管送行的人和行人互相告別的話還沒有說完，酒還沒有盡興——只“半酣”，船卻起錨要脫纜而去，多么的不舍和無奈啊！所以詩人不由自主地埋怨畫舸：“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這意思也就是說：你這條無情可恨的畫船，只知道一味前行，不顧煙波渺遠，可知道你裝載的是多么沉重的離愁別恨嗎？這種婉曲的表達方式正是此詩的妙處所在：它不直接寫入的離愁別苦，而是把人的別離歸罪于本不相干的煙波畫船，賦予它人的情感，然后以它作為離人怨恨的對象。曲曲折折，使感情的抒發(fā)既委婉含蓄，又如絲如縷，慢慢抽出。纏綿的情感帶來了雋永的詩味；雋永的詩味，又誘發(fā)了讀者的情感的纏綿。在詩人的一唱三嘆之中，我們體味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相濡以沐的友情和愛情。這種表情達意的方式，是一直為人稱道的。清人王應奎在他的一《柳南隨筆》卷六中說：“詩意大抵出側(cè)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卻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cè)面，其道果然。”王應奎是深得此詩三味的。從側(cè)面借物達意的方式當然不是一種，這首詩的特殊性是首先賦事物（“畫舸”）以理智和思想，然后又讓它的“意志”和“思想”與人的心理活動、思想情感相抵觸，最后，再把人的郁抑怨憤等等不滿之情統(tǒng)統(tǒng)發(fā)泄在這個物上，以期收到意長情切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手法并不是比擬，因為無論擬人還是擬物，事物自身的物性都已讓位于“人性”，物只不過是包藏著人的心靈的外殼，而此種方法，雖然也讓物理性化，但實質(zhì)卻是讓人的心理情感統(tǒng)一于物中，物性保持不變。這種“理性化”是外加的，假定性的。是人的猜想的產(chǎn)物，因此這種藝術(shù)方式被稱為“猜擬”。這也是對前人尤其是唐人類似手法的繼承：金昌緒的《春怨》就是著名的一首；“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思婦因懷念遠征的丈夫，渴望在夢中相逢，但討厭的鶯啼，卻偏使她的美夢不成，所以她自然責怪于黃鶯。在這里，黃鶯仍然還是黃鶯，它的啼叫原本是它的生活習性，并且，在某種場合，鶯啼也是很可愛的。鶯啼之由可愛而變成可憎可厭，全在于思婦之“吞怨”。這可以說是“猜擬”法妙用之又一例。李白的《勞勞亭》也是這種寫法；“天下傷心處，勞勞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由于《孔雀東南飛》中有“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詩句，所以“勞勞”也就成了送客的代名飼。后二句意思是說：如果春風懂得送別時的痛苦，就不應該讓柳枝發(fā)青。反過來也就是說：春風太無情了，竟讓柳條青綠如此！萬物正萌發(fā)著盎然生機的時候，人卻要遭受離別之苦，這不是更加難受嗎！在這里，春風依然是春風，它之所以不知“別苦”’當然是詩人對于它的一種猜測。

　　這兩首詩中對“黃鶯”和“春風”的怨怪，雖然意思明顯，但文字上卻并不是直說。還有一些詩，雖然也屬于“猜擬，這種表現(xiàn)方式，但用語上，往往以“無情”、“可惡”等，直接表達出入的怨怪之情，這又是曲中有直了，韋莊的《臺城》就是如此：“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后：句以“無情”二字直點柳的不管人世滄桑，一無顧忌地飛絮漫天的旺盛生長之態(tài)。不過，和上面兩首詩比較起來’詩人對柳的怨怪之情，顯得比較輕微，更多的是人的自我感嘆。尤其是第四句中的“載”字，把抽象的別情化為有形的，可以被運載的東西，同時也顯示出別情的沉重。這一形象化的說法，后來常被詩人所仿效，如周邦彥用入其《尉遲杯》一詞中：“無情畫舸，都不管煙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擁重衾，載將離恨歸去”；李清照《武陵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王實甫《西廂記》：“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這些詞句顯見地都是受了鄭文寶這首詩作的影響。

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