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圖》雞彝圖像考辯
一
雞彝作為一種古代祭祀用的祭器。最早對于它的文獻記載，見于東漢鄭玄注《周禮?春官?司彝尊》，曰：“司尊彝舉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又因《禮記?明堂位》“: 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引起了部分學者訾議，認為新出土文物可以佐證雞彝器型本身就是雞的造型，并不像鄭玄所述，為“刻而畫之為雞”。
以鄒衡先生為代表的學者依據是日本牧方市大門鑄造和美國洛杉磯美術博物館各藏一件銅雞彝，頂部干脆鑄成雞頭，還有河南禹縣瓦店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一件陶封口盉（H2 8 : 1 2 ），其蓋作鳳形，鳳與雞屬于同一類。”鄒先生還“辨明雞彝確是封口盉無疑，其祖型乃出于大汶口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紅陶鬶。”這種觀點且不論是否正確，但有一點值得懷疑，雞彝與封口盉是否為同物，其祖型是否來源于前文提到兩處遺址出土的紅陶鬶。
從歷史文獻記載來看，雞彝和盉、鬶在禮制文化中具有不同功用和類屬。《周禮?司尊》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漢?劉熙《釋名疏證》曰：“《說文》云：盉，調味也。從皿和聲。”宋?呂大臨《考古圖》曰：“右得于京兆，高五寸八分，深四寸，徑五寸二分，容三升四合，銘十有四字。按盉不見于《經》。《說文》曰：盉調味也。蓋整和五味以共調也。洛陽匠獲一器，形制類此。《名》曰：單□作從彛。蓋為彛陪設是器已，附見于彛屬。”董逌《廣田書跋》曰：“孔文父? 鼎，其制尊單。臩從彞，其制鼎盉與觚皆具。蓋宗彞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于宗器，其重如此。”從上述引文可以推出：其一、單從“彝”與“盉”的器物功用來講，其明顯存在差異。前者為祭器，用于祭祀；后者為炊飲器，用于調味；其二、彝器應該包括鼎、盉和觚。然雞彝早在夏朝就被列為六彝之首。這就難免使人產生疑慮，雞彝是否為鄒文所講的封口盉。《說文?鬲部》曰：“鬶，三足斧也，有柄喙。”據相關專家研究，其是生活炊具。目前出土數量，不勝枚舉，從外形上來看，有三足，鳥形。“鬶”一般頸部較直，口沿呈鳥喙狀。但“封口盉”大多有蓋，口相對整個器型較小，器嘴頸部一般較細。如此看來，“鬶”和“盉”之間存在差異。因此，雞彝和盉、鬶之間關系有待進一步探討。
從歷史時間上來看，雞彝和盉、鬶之間存在一定聯系，然鄭文未必有貽誤之處。雞彝最早源于“灌尊，夏后氏以雞彝”，也就是學者時常認為雞彝出現在夏朝（本文也參用此說）；鬶最早出現在河姆渡文化時期（河姆渡文化系統第二層出現陶盉和陶鬶。）盉大致與鬶同期。雞彝被記載，是在《周禮》之中，但雞彝被發現最早圖繪模樣文獻應該是東漢鄭玄所著《三禮注》中記載樣式。東漢與夏朝時間相差近2100 多年。在這段時間中，筆者無從得知在此之前雞彝是以什么形狀。但從客觀上來講，它不會是盉或鬶的模樣。能夠如此斷定，原因之一，動物像生造型青銅器在商朝以后才比較盛行。原因之二，夏朝是農桑社會，崇尚圖騰，把雞形繪于器壁極有可能。引宋靜觀點認為“夏、商、周各朝將薏苡文化的代表卣（酉壺）、彝（鬶盉）做為重禮器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從甲骨文開始主要用鳥形圖來描述“彝”的造型雖然有其形態學的原因，但主要是商滅夏以后既有繼承先進夏文化的需要，又有排斥夏文化圖騰的目的，這種對夏文化實質的敬仰和形式的貶黜造成商代對甲骨文“彝”字從內容和造形上加以歪曲和改造。周以后力圖撥亂返正但木已成舟，這就產生“彝”在金文中造型繁雜的局面。后人對這些原因不甚了了，大部分人在“彝”字解釋上緘默如金，許多人望文生義有不少笑話產生。”不言而喻，在一定程度上來講，商滅夏之后，對于雞彝做了一次樣式上的重新調整。只是時間距今較長，后人無從得知上述詳細情況。因此，部分學者對雞彝就產生了種種推測。
從雞彝、盉和鬶出土狀況來看，出土像雞型盉、鬶并不多見，倒是鳥型盉、鬶不少。如果就此把這種出土雞身盉斷定為雞彝。筆者認為這是一種牽強附會的說法。首先，鄭玄著《周禮》既有“六彝”之說，其中包括雞彝、鳥彝。顯然，這兩種彝器不能被視為是同一種禮器。這種觀點依據是雞形器物在漢代也還在沿用，其特征不符合文獻上描述的特征。其次，鳥形盉、鬶出土地域分布來看，主要存在于東部沿海一帶較多，甚至中原地區考古發現，可以證明鳥形封頂盉的演化過程。同時也不難發現，這些器物都是鳥形器，與雞彝的關系不是太大。
因此，筆者認為不能斷定封口盉即是雞彝。
圖1 北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中的雞彝 圖2 北宋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中的雞彝舟 圖3 河南歷史博物館藏白陶鬶
圖4 商 婦好墓封口盉（酒器） 圖5 山西太原趙卿墓出土的鳥尊 圖6 春秋戰國時期出土的碧雞
二
鄭玄為《周禮》注疏，其后又編纂《三禮圖》。《三禮圖》在鄭氏之后，被視為禮學權威書籍。參照或引用這本書籍的歷代學者不在少數。漢?孔安國《尚書注疏》、劉熙《釋名疏證補》、楊雄《方言箋疏》、趙岐《孟子注疏》；晉?陳壽《三國志》、杜預《春秋左傳正義》；南北朝?范曄《后漢書》、蕭統《文選》；唐?王經《大唐郊祀錄》、魏征《隋書》；五代?劉昫《后唐書》等。至宋代以后，聶崇義對《三禮圖》做了重新校正，就出現褒貶不一的觀點態度。批評者認為《三禮圖》存在問題。宋?歐陽修《集古錄》卷一載：“右鐘南古敦銘，大理評事。
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于鐘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右集本。”元?陳櫟《定宇集》載：“前后用六幅也，又證之《三禮圖》。古朝祭之服，未有衣前不攙一幅者，況經文唯曰：裳十有二幅耳。”明?唐順之《荊川稗編》載：“聶氏《三禮圖》亦謂餙以牛犧之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為翠、為鳳、為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餙。”清后也對于《三禮圖》討論不絕于耳。鄭玄著《三禮圖》未見原文，故參考北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原文如下：“雞彝，受三斗，宗廟器，盛明水。彝者，法也。
言與諸尊為法也。臣崇義先覽鄭《圖》形制如此。案舊《圖》云：‘于六彝之間，唯雞、鳥、虎、蜼四彝皆云刻木為之。’其圖乃畫雞、鳳、虎、蜼四物之形，各于背上負尊，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雖言容受之數，并不說所盛之物。今見祭器中有如圖內形狀，仍于雞、鳳腹下別作鐵腳距，立在方板為別。如其然，則斝彝、黃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畫禾稼、眼目以飾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實。又案《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后鄭云：‘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著于尊上。’考文審象，法制甚明。今以黍寸之尺依而計之．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上下空徑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本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
從上述引文中來看，“于六彝之間，唯雞、鳥、虎、蜼四彝皆云刻木為之。”若文獻如聶氏所論，雞彝由木頭刻制于尊，今不見實物是有立論依據。按此論在推下去，則鄭玄說法也沒問題。“今見祭器中有如圖內形狀，仍于雞、鳳腹下別作鐵腳距，立在方板為別。如其然，則斝彝、黃彝二器之上，又何特畫禾稼、眼目以飾尊乎？形制二三皆非典實。”那么，依聶氏所言推論。雞、鳳腹下面按上腳距的祭祀禮器極像鄒文中所講的封口盉。但這種禮器是不是雞彝，有待考證。反過來推理，斝彝、黃彝二器分別畫有禾稼、眼目。以此也可以證明雞彝應該是“刻而畫之為雞”。聶氏引經據典，詳審細究，根據鄭氏的記載，得出雞彝如圖1 所示。從圖得知，聶氏所認同雞彝類似于尊，較尊比起來，形態和容積相對較小，但雞彝與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之間關系是“別其形制，容受皆同”。如此看來，雞彝應與另外五彝器之間，只是在彝器表面的裝飾上略有不同。當然，從后代歷史文獻中也可以窺探出這一點。清?姚振宗《二十五史補編》中載：“本非盡出鄭手，自然多失鄭意，亦不得以此，易唐前舊說也，特今聶《圖》中，唯雞彝及舟是遵據鄭《圖》有明文可見，其他皆無從甑別矣。”由此證明，聶氏編撰《三禮圖》中所繪雞彝與鄭氏雞彝在形制上問題不大。
上述解釋對于雞彝就是“刻而畫之為雞”的祭器似乎看起來過于牽強。難免會遭到部分學人的批評，有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癥結所在就是出土類似于像雞體形的器物。要把這種器物與雞彝區分開來，還是要的有相關證據支持。像生造型的器物在中國存在由來已久，地域分布也很廣泛。從早期的巖畫、雕刻中，不難發現這些動物的形象。先人有意識去認識、去描繪自然中存在的動物形象，在參照主觀的意志，進行創作，應該是出于對某一動物的崇拜。如中國東方瀕海地區發現較多的鳥形器，認為這個民族就是崇鳥。現代學人根據現出土文物對古代社會文化進行推測，得出結果是否都符合古代社會文化特點，很受質疑。筆者認為文物只能給研究古代社會提供佐證，但不能加之于研究者主觀意志，這樣難免會犯錯誤。單靠文物，會使歷史研究陷入窘境。同時對一種文化現象研究很難作出較為合理的解釋。能夠給出合理解釋，還是要靠文獻與出土文物的合力作用，二者缺一不可。正如雞彝與雞形器的關系所在。《夏小正?啟蟄》云：“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古人以敬天德，取雉鳴如雷鳴，作為通神中介。可以確認是先人對天的崇拜，對雞有超越物質以外的崇信。這在其他的動植物紋飾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先人在禮器上很難見到對日、月、星等描繪，但先人總會尋找到辦法，把兩者緊密聯系起來，形成天、地、人之間一種平衡調和的關系。那就是把自然物象看作通神的中介物質。因此，雞彝出現，并非偶然之作。它是古代先人一種神化雞的現象，正如《周易》所言“立象以盡意”。
三
先人對雞崇信由來已久，雞自當有許多別名。《禮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稱為翰音；南朝宋?袁淑《雞九錫文》：“今以君為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為會稽公，以前浚雞山子為湯冰邑君。”稱為會稽公；晉?葛洪《抱樸子?登涉》：“ ( 山中) 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清?李元《蠕范》卷七：“酉日雞自稱將軍。”稱為酉日將軍 ；北齊?劉晝《新論?類感》：“太白暉芒，雞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雞為兌禽，金為兵精。”稱為兌禽；漢?《韓詩外傳》卷二：“君獨不見夫雞乎? 首戴冠者，文也; 足傅距者，武也; 敵在前敢斗，勇也；見食相告，仁也; 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稱為德禽；《隋書?禮儀志二》：“明山賓議樽彝之制，春祠夏礿裸用雞彝、鳥彝。帝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于義為疑。’”成為金禽; 漢?班固《幽通賦》：“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稱為巽羽;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為禽獸九錫，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者。”稱為稽山子。雞既然有如此多的美名，可見先人對于雞的尊崇。因此，雞彝應出自于先人對于雞的崇拜。
雞彝最早緣起在《禮記?明堂位》中載：“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聾，周以黃目。”鄭注：“夷讀為彝”。至鄭以后，就沿用鄭注。后鄭為禮注《三禮圖》，認為有六彝之說，雞彝也同屬于六彝，并列居榜首。鄭氏認為雞彝形狀是“刻而畫之為雞之形。”但也有學者認為雞彝就是雞形禮器。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理清思路最為重要。“雞彝制度來源于雞血祀神風俗，故夏民族的灌禮聯系于對春季和東方太陽的崇拜、對自然生命的崇拜、對雞和翟雉類鳥的崇拜。”既然對于天地自然精神的崇拜，這就沒必要圍繞在造型上下功夫。但近代考古發現卻不以為然，認為鄭玄孤陋寡聞。近代出土古代鳥形器較多，有些學者就圍繞這個大做文章，認為鄭氏荒謬至極。例如，馮亦吾認為“司服之官，所司之服冕，皆繪之以章，是服常寶物，無不繪也。漢唐諸儒，多以尊彝——如雞彝、鳥彝、犧尊、象尊、為刻書此種禽之象于尊彝之上，后世寶物發現，證其誤解。”這些出土禮器都是什么年代的呢？是否就是上述要查證的尊彝呢？還是好事者所為以混淆視聽呢？我們值得進一步做研究。畢竟年代久遠，容易造成對禮器的錯誤認識。下面不妨可以進行一次實證性的推理，這或許可以揭開其中的答案。由于篇幅，筆者只取一件典型禮器進行推論。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白陶鬶，形制較為特殊，可以作為范例。《說文》載：“三足釜也。有柄、喙。讀若媯。從鬲，規聲。”。《廣雅?釋器》載：“鬶，鬴也。”這種類型的器物主要的特點是有三足、柄、喙，最能引起學者興趣是這個器型整體，具有鳥形特征。有些學者認為其與雞彝有一定淵源。證據就在鬶的三足和喙上。但反過來思考一下，如果這就是雞彝淵源的話，那么鳥彝淵源又在何處。有些學者給出的解釋是雞、鳥屬于同科。這種解釋在常識上來看，甚為合理，無可爭辯。但如果還原歷史語境，這種結論明顯存在紕漏。《周禮?春官?小宗伯》載：“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司尊彝》載：“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 酢) 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周禮?天官?冪人》載：“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如此看來，六彝是古代最重要的一種禮制形式之一。按照常理，對于重要的禮制形式，古人應該繼承比較完整，中斷的可能性不大。二里頭驚現如此多的鳥形器白陶鬶，筆者斷定，這些土陶鬶或許只有少部分作為祭祀用物，較大數量是出于生活之用，與生活緊密聯系。就此能否反映出一個對雞崇拜或信仰呢？這可能或多或少有一定聯系。中國最早圖騰應屬仰韶文化半坡遺址中彩陶上的圖騰，其中魚紋是其常見圖騰之一。人面魚紋彩陶盆就是例證。從中也可以得出，早期圖騰不是以器物造型為特征的崇拜。二里頭白陶鬶也是一樣，它只是當時的一種食器，應該很少充當祭祀用物。放于墓中，只是作為一種生活象征性的陪葬。又如，197 3 年山東臨沂漢墓出土白陶鬶，說明漢代仍沿用。這樣來講，鄭玄應該見過陶鬶。其《三禮圖》中雞彝不會混淆視聽。
四
夏侯氏用雞彝，是否為鄭玄所描繪的象形，還需要辯證去研究。夏朝至漢朝，未有雞彝這種提法，只是到了東漢鄭玄才使用這個詞語。周?卜商《子夏易傳》卷六中載：“翰音為雞巽之象也，以其陽物巽陰而無力飛必鳴也，登于天，何可久乎。”師曠《禽經》載：“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別五采而為名也。”春秋戰國?韓非《韓非子》卷十一載：“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列禦寇《列子》卷三載：“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雞無敢應者反走耳。”秦?呂不韋《呂氏春秋》載：“玉旂旗名交龍為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七載：“王氏之權自鳳起故于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從文獻可見，漢代以前先人對雞進行尊崇，但后來雞也逐漸轉向生活化。比如，雞犬相聞、雞鳴狗盜、牝雞司晨等新詞匯出現。最后，干脆把雞作為食材。“彝”見于周?鬼谷子《李虛中命書》卷中載“以吉德善輔，行道而不亂典彞，行令而不殺戮，惟以正道，尊嚴天德。”；春秋戰國?孟軻《孟子》卷五載：“猶《洪范》曰：彞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荀況《荀子》卷十二載：“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帥舊典者，為之宗。”；秦朝未見對于彝的記錄；漢朝對于彝器的記載也不勝枚舉，比如班固《漢書》、孔安國《尚書》、司馬遷《史記》等，都對彝器有所記載。從上可以窺探，雞彝在漢朝之前，應該無此名。如此道來，雞彝應是在東漢時才被引入著述中。
雞彝始于東漢鄭氏注《周禮》，后被多種典籍沿用。這才使得今天能夠見到相關文獻對于雞彝的記載。按鄭氏著述以及據后代人的引用，雞彝“刻而畫之雞”一說沒錯。相關文獻可以提供證據來證明雞彝不是雞的造型。
《禮記?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據此文獻，夏后氏用過雞彝。其又是何許人也。列禦寇《列子》載：“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圣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班固《白虎通》卷三下載：“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王聘珍撰《大戴禮記解詁》卷九載：“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通過上述不同時期的文獻可以得出，夏后氏既有凡人特性，也有神人屬性。但有一點值得重點推敲，即夏后氏用“明器”而不用“祭器”。“明器”按荀況《荀子》卷十三載：“略而不盡，? 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 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漢?班固《漢書》卷二十七“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故能薦彝器。”漢?劉熙《釋名疏證補》卷第八載：“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涂車，以泥涂為車也。□靈，束草為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上述所講明器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死人陪葬用品；另一類是，諸侯受封所得禮器。夏后氏主要用的是禮器。原由有三：首先，相關文獻記載，夏后氏“賞而不罰”。其次，夏朝使用明器和商代祭器也不能看作是同一類禮器。夏朝強調“忠”字，強調自律精神；商朝強調“敬”字，強調敬畏之心。再者，夏朝明器應該是飾以器物表面，并非造物之形。上面列舉材料可以看出，不在贅述。
上文對于出現“刻而畫之雞”進行了闡述。那么，出現器型本身像雞的禮器該怎樣解釋？商朝之前，鮮有精美的像生造型禮器。在商周同一時期，各地都驚現具有華麗裝飾為特征的像生造型器物，這并不是偶然。其是由不同歷史時間段禮制表現方式和禮器規制產生變化而造成。筆者認為夏朝使用是以圖像形式為代表的禮器機制，在它以后，就出現了轉化。例如，夏侯氏用明器，殷商人用祭器，周人則兩者兼之。這一明顯變化，最高表現為春秋戰國。其中不乏有雞身造型禮器，卻被現今的部分學者視為雞彝，認為古代文獻記載有誤。其實不然，我們不能因區區幾件文物，就去斷定幾千年來的古代文化。否者，就會貽笑大方。
